德川幕府时期生活揭秘：17-19世纪的精彩岁月

我们先大概了解一下19世纪中期时的情况。200多年来，日本就由江户进行统治。那里居住着德川家族的将军，他在对其他家族的一系列战争中获胜。同时也有一位日本皇帝，或者叫天皇，他是日本国教神道教主神天照大神的后裔，也是国家统一和不朽的象征。他所在的城市一直是京都。但他的活动以及与人员的接触由将军规定和控制。天皇代表整个日本，因此不可以卷入权力争斗。江户的将军同样大多并不自己执政，而是通过身边一些有权有势的人来执政。

国家绝大多数领土由大约250个藩主统治，他们引领着对国家统治的争夺。他们在封建统治领地（这些领地组成了日本）内进行统治，并负责推动当地经济、道路建设和军队。当时有大大小小、税收负担各异的“藩”。与此相对应，藩主的声望和势力也各不相同。衣着、饮食和家宅建筑就显示了这点。比方说富有的加贺藩主，他在江户西北300公里的金泽有一个城堡，同时在江户长期保留3000名仆人。他以此来显示他的势力和人们对他的敬重。因为将军要求藩主每隔一年就要到他的权力中心江户居住。这样他就可以监督、调遣他们，必要的话甚至彻底剥夺他们的藩位。而当藩主待在自己的城堡时，他们对待旗下武士颐指气使的态度也是差不多的。

日本城市和乡村社会深受来自中国的儒家思想影响，这点我们在《长安》那章中已经有所了解了。社会总体分为四个等级：武士、农民、工匠和商人（即“士、农、工、商”）。也有没有等级的人。他们被认为是没有固定职业和一文不值的。等级最高端的武士从武夫阶层产生，在地位上与藩主平等。他们可以携带武器并获得某种月俸，以便为国家服务。在相当和平的17—19世纪，服务国家不再只是由军事生活也越来越多地由官员活动和学问学识组成。农民理论上特别受尊重，因为他们从事生产。事实上全部的税收重担都在他们肩上。为了把他们留在地里并且保持工作，持续的监督以及偶尔的军事武力是必要的。农民一起生活在村子里，自己进行组织并集体承担税收。税收根据收成计算，并用大米支付。武士也获得大米作为薪俸。但大多数其他开支藩主必须用钱来支付，所以他们拿大米到大阪中央市场上去换钱。很快就形成了商品期货交易和贷款协议，这使得商人阶层处在了一个关键位置上。这是儒家理论里所没有的，因为他们根本不产出任何东西，所以儒家并不重商。因此也没有对他们征税。有些商人变得富有，但却不需要对不愿看到他们重要性的国家承担任何义务。对着装、行为和建筑的规定本应当令不断壮大的商人力量化为无形。

日本是一个“以卷宗为基础的社会”。这里的人们搜集、誊写并传播知识。将军保有一个庞大的线人和情报网。但求知若渴的不只是藩主和他们庞大的武士官僚阶层。19世纪中期时很可能有近一半的日本男性和10%的女性可以读书认字。19世纪在江户有出版社900家，京都和大阪各有500家。1832年仅江户就有租书铺800家——那时没有公共图书馆。当时有儒家和宗教书籍市场，文学、戏剧作品、游记、星象、演员、运动员排名以及广告也有市场。阅读圈子、信息网以及学术和艺术讨论也不鲜见。

书籍和其他商品一样通过一个完善的渠道网传播。最初铺设远途道路是为了快速调遣军队以确保统治，但很快经其运输的就主要是人员、商品和信息了。步行者可以在沿途的树荫下行走。晚上会亮起石灯。河流和峡谷架有桥梁，不然的话也有渡船和筏子提供服务。途中的驿站可以租用马匹和轿子——车辆行驶直到1862年都是禁止的。此外那里有客栈、酒馆、浴室、纪念品商店和妓院。服务和质量则根据往来的人流而定。(www.xing528.com)

到19世纪时，贸易和早期工业的重要性增强。在大阪，棉花以及棉制品在19世纪头三分之一超越大米成为最重要的贸易商品。某些藩主很早就推动正在形成的手工制造业，或者建立放料生产制度：商品，比方说纺织品在农村某个地方由贫穷的农民或者雇农生产，而原材料的采购和成品的销售则由一个中心来进行。

与莫卧儿时期的印度相反，日本在很大程度上与外来影响相隔绝。与中国的接触保持在很小的程度上，因为中国自认为是世界的中心并将日本视为附庸。这与将军及其藩主们的自我认知不符。17世纪早期，欧洲人和他们的基督教被视为对将军以及神性天皇单一统治的威胁。因此，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及其传教士被禁止踏足日本的土地。日本基督徒必须用脚踩踏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或者是圣母马利亚的画像，以此来公开表示放弃自己的信仰。否则就有遭受酷刑或者被害的威胁。后来，英国人和俄国人的接近尝试也失败了，但他们的兴趣不是非常大。只有荷兰人保持了与将军的联系。他们的殖民地荷属东印度（今天的印度尼西亚）位于西班牙人占领的菲律宾以南，距离将近4000公里。这个距离足够安全，但也足够近——值得进行贸易。此外荷兰人的兴趣纯粹是商业性的。因此在长崎（日本所有的对外关系都经它进行）——最西南端的一个海港，除中国商人外还有一个荷兰的贸易站。港内专门填了一个人工岛山岛，这样外国人就不会踏上日本的土地。在日本人眼中，荷兰就代表着整个欧洲。当时有专门研究从哲学、医学到武器技术等欧洲知识的“兰学学者”。

组织性颇高并且经过200年闭关锁国而变得非常独立的日本社会在19世纪陷入困境。一方面，很多藩主负债累累，因为参觐交代再加上修路、推动经济和军备都消耗了大量的资金；另一方面，特别是在临近城市的村子里，社会差异增大。税收负担沉重。有经营手腕或者肆无忌惮的农民买下没那么成功并因此而陷入困境的那些人的土地。在其他地方，这种阶级模式也不再适应现状。经济条件较好的商人以及与他们合作的武士已经无法再适应。其他武士变得贫穷，因为藩主不能如约付给他们薪俸。1730—1850年，人口增长停滞——这与同一时期的欧洲完全不同。庄稼歉收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多地的藩主下令凡事从简，并集中力量发展农业，以此来对抗危机。这实际上没有产生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