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者与原住民的边界区域十八个时空中的世界史

随着宣布独立，西部开发开始——农耕、畜牧和种植园经济。定居者跨越了英国划定的阿巴拉契亚山边界并涌入俄亥俄河谷。到1850年的时候，密西西比河成了新的定居边界。之后白人开始跨过这条河定居，直到落基山脉和太平洋。这块大陆的开辟也有一个外交因素：西部并不属于年轻的美国。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土地在1803年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中从拿破仑处购得。佛罗里达在1819年从西班牙人处买下。正如我们在《法兰西角》那章中看到的那样，他们此时正在为维持自己的殖民帝国作战，所以不希望北方再出现一个战场。因此，他们乐于拿钱，特别是美国明确表示，不然的话它也会占领佛罗里达。后来的得克萨斯、新墨西哥、亚利桑那、犹他、加利福尼亚和内华达等西南各州的领土是美国在19世纪40年代通过欺诈和战争从年轻的民族国家墨西哥那里夺来的。墨西哥失去了一半的国土，但它的人口非常稀少。而在东北部则必须施加些政治压力，才得以在1846年将俄勒冈地区（它比今天美国的同名州大得多）分割并把英国人赶到北纬49度以北地区。

通过攫取领土，美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变化。1776年时它只是因为巧妙地利用了英法竞争而实现了独立。到拿破仑时代结束时，它还是欧洲列强争斗的一部分。1812—1814年，它甚至还与英国进行了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这个移民共和国最后一次面临了生死存亡的威胁。西班牙殖民帝国瓦解之后，门罗总统在1823年宣布美国未来不会再容忍美洲有任何的欧洲殖民帝国。这一“门罗主义”最初想让自己看起来像是对年轻的拉丁美洲国家发出的一个解放信息（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到19世纪末时，它逐渐被理解为对统治地位的要求（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此时美国开始作为世界政坛上的活跃分子出现，作为南北美的霸权力量，它与在亚洲和非洲扩大势力范围的欧洲帝国平起平坐。它自己也在美洲大陆以外攫取领土：吞并夏威夷，从西班牙人手中接管菲律宾、波多黎各和关岛。

开辟土地和影响力增大或许只是因为到北美来碰运气的人是如此之多。1790年时年轻的美国有近400万居民。到1815年时，这一数字主要是因为内部原因而翻了一番：儿童数量众多，预期寿命提高，死亡率下降。在拿破仑时代结束后移民的比重增大，在19世纪40年代后这一趋势进一步增强。19世纪20年代末时每年大约有2万人移民美国，30年代末时则有7万人。之后这一数字出现爆炸式增长：19世纪40年代末时为每年约30万人，1854年则达到了427833人——接下来的几年都没有打破的一个纪录。四分之三的移民是英格兰人、爱尔兰人和德意志人。德意志人来自各个阶层。他们集中抱团定居，也成群地来到定居边界地区。他们成立德式教堂、报纸、学校、体育协会和唱诗班。但是，与某些人担心的不同，他们并没有作为国家中的国家孤立出去。在一到两代人之内他们被完全同化。只留下了他们的名字和啤酒厂。相反，大多数爱尔兰人则是穷困的难民。因为缺乏资金，他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不超过东部城市的范围。为了活下来，他们不得不接受各种工作。爱尔兰工人在骚乱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也为了在迅速壮大的城市社会中的地位而与自由黑人斗争。

在19世纪来到美国的不只是欧洲人。中国移民也经旧金山（圣佛朗西斯科）抵达这里。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在横跨大陆的铁路线上工作。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样，美国很快就颁布法令限制来自亚洲的移民，并在之后停止了移民。排华法案的经验在世纪之交过后也得到了利用，当时在移民问题上的整体氛围发生了逆转。自19世纪70年代中开始，从大西洋来的移民潮发生了变化。来自南欧、东南欧和东欧的移民越来越多。针对他们也存在着偏见，而且这种偏见也越来越具有种族主义色彩。

欧洲人在19世纪不仅移民美国。他们也前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定居，而且欧洲在南美和南非也有大批定居者。与此同时，欧洲本身的人口也大幅增长。因此出现了比方说为了工作和定居而从德国西南部经多瑙河到巴尔干去的移民，从加利西亚向鲁尔地区迁移的移民，等等。大西洋两岸的流动性都非常高。(www.xing528.com)

19世纪，欧洲和欧洲殖民地在世界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升高，而亚洲的比例在1800—1900年间从66%降至了55%。但是最大的输家不是亚洲人，而是全球的原始社会和游牧民族。他们在短短一个世纪内被农民和畜牧者大范围毁灭，后者拥有武器而且必要的话可以组建军队。在澳大利亚它影响的是原住民，在美国和阿根廷是印第安人，在日本——正如我们之后会看到的——则是阿伊努（Ainu）人。在英国人的统治范围，白人用土地属于定居者的借口来驱赶原住民。他们耕作、种植土地。“治理这地”，《圣经》中要求。游牧民族、狩猎者和采集者恰恰没有这么做，这是为什么他们所生活的土地不属于他们的原因。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委婉点儿说，这听起来……有点儿荒谬。从欧洲来的移动着的人们声称自己定居下来，而几个世纪以来就在这里的那些人被称为是移动着的并遭到驱赶。

不管来自哪里，所有新来者在年轻的美国都需要空间并且也宣告某些空间为自己所有。定居赐予他们的大洲、传播自由与民主是美国人的神圣使命——“昭昭天命”，记者约翰·L.奥沙利文（John L.O'Sullivan）在1845年这样宣告说。大批人向着陌生疆土的迁移极其活跃，而且对印第安人来说是个威胁。1900年的人口统计记载，在定居者及其政府近300年的暴力推进后，剩余的印第安人只有大约24万人。很多语言和文化不复存在。白人以为，人口大大减少且意志消沉的原住民接下来会灭亡。他们认为这是不可更改的命运。但是事情却并非如此。印第安人的数量在20世纪再次明显上升。和澳大利亚原住民或新西兰毛利人一样，事实证明他们的抗打击能力和适应能力也比白人以为的要强。

在移居者和原住民相遇的地方产生了介于“还未”与“不再”之间的边界区域。权利和习惯都是灵活的。在这个“边疆”（frontier），人们必须以某种方式与不同出身和文化的人相处，或者是暴力的，或者是和平的。政府的力量太弱，关键是个人及其家庭与关系网的手腕。18世纪时边疆相对稳定。毛皮狩猎者主要在加拿大的白人与原住民之间穿梭。由此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梅蒂斯（Métis）人群，他们有自己的语言，由欧洲和印第安要素组成。因为19世纪时边疆不再以捕猎和贸易而是以农耕为基础，而且它有力地西移，此时就不可能再有此类的中间人群了。但是和以往一样，在边界定居的日常生活不仅由冲突组成，也由和平的接触与交流组成。野牛比尔、牛仔和印第安人、温内图（Winnetou）和“老破手”（Shatterhand）等“狂野西部”故事已经令19世纪后期的边疆铭刻在美国人以及欧洲人的记忆当中。一般认为，个人主义、平等和民主等美国最根本的特性都是在边疆经历中形成的。随着19世纪的结束，与印第安人的斗争以及土地可自由支配的时期结束。迅速发展的城市早已成为大多数人的体验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