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多曼格：未预计的公共秩序崩溃

圣多曼格同样是多场革命相互交织，而且这里也是因为一场战争而令事情变得更糟了。这里有多场革命首先是因为地理、历史和经济方面的众多差异所导致的。圣多曼格作为一个整体对所有人来说都是难以掌握的。他们以利益和令他们来到这里的欲望为导向。他们的导向框架是他们的种植园、村庄、要地、省再加上闪耀着光辉的港口城市。大一点儿的比较紧凑的群体——比方说公民、平民、农民——没有出现，财富和财产的分布过于多种多样，日常生活中根据职业、肤色、宗教或者自由程度的划分也是同样。此外人们对自己的社会角色并不熟习。因为多数人，不管是奴隶还是白人都不是在加勒比地区出生的。是18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繁荣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把他们带到了这里。对他们来说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新的。奴隶和他们的主人大多都是陌生的。他们甚至不讲同一种语言。

最后，外部因素也令圣多曼格的形势无法预计。首都位于巴黎的宗主国法国在1789—1804年间因为各场革命交织而一再发出不同的信息。从巴黎来的使节（有时带兵有时不带兵）追求的目标不同，世界观也不同。此外还有外国的军事干预：控制了岛屿剩余部分的西班牙人，在1793—1798年间将半数可支配军事能力投放到加勒比地区；英国人占领了太子港。两国都试图接管这一法兰西帝国皇冠上的宝石。虽然两国都失败了，但是在他们进行干预的时候是没人知道这点的。

圣多曼格革命与法国宪法革命类似，都在1789年开始。它们也都采用了北美革命者在15年前所采用的理由。这并不意外，因为大西洋周边的人读报，听旅行者、船员和官员带来的消息，知道彼此的存在并且相互学习。殖民地代表没有被获准参加1789年路易十六在凡尔赛宫召集的三级会议，在此次会议上产生了国民议会。这引起糖业大亨们的不满。圣多曼格三个省的精英不顾殖民地行政部门的意愿召开了秘密选举会议，推选出代表并将他们派往巴黎。他们在那里遇到了一个“缺席者”组织，他们是住在法国、自认为是圣多曼格的真正代表的大投资者。他们也遭遇了“废奴主义者”——奴隶制度的反对者，他们出于道义上的原因而否认加勒比奴隶所有者拥有政治参与权。

在此期间，圣多曼格殖民地行政部门与农场主之间爆发了冲突。自1785年开始担任行政长官的弗朗索瓦·芭尔贝·德·马尔布瓦（François Barbé de Marbois）对殖民地的税收、关税和财政做了重新规定。以此来对腐败以及港口周边很多人赖以为生的灰色经济形成威慑。他计划对道路桥梁进行大规模投资，以改善岛上三个省之间的联系。但是种植园主却要为此提供资金和奴隶（他们必须提供奴隶来修路），但却不会获得直接的收益。简而言之：绝大多数白人对短期利润的兴趣比长远发展的兴趣大得多，他们一致认为要摆脱这位改革者。骚乱出现。一场武装抗议游行从法兰西角开始不断推进，它的参与者明确表示，他们无法保证马尔布瓦的安全。后者最终在10月精疲力竭地放弃，从太子港返回法国。白人将这诠释为与攻占巴士底狱相类似的行动。人民取得了胜利。

然而，随着马尔布瓦的离开，行政部门也失去了将殖民地凝聚在一起的能力。马尔布瓦的反对者除了摆脱他的目标之外没有任何的共同利益。1790年以军方总督、意见不一的三省代表会议、社区会议和不同种植群体的自我组织之间的矛盾冲突为主。来自法国的革命消息并未有助于事态的平息。在有色人种是否也可以参加选举的问题上出现了矛盾，它在贫穷白人对有色人种动用私刑时达到了顶峰。有色人种团结起来并开始武装自己。首批白人种植园农场主把奴隶武装起来组建了私人军队。备受尊敬的有色人种商人樊尚·奥热（Vincent Ogé）领导的起义1790年秋在法兰西角失败。为了杀一儆百，白人对他和他的同谋者让-巴蒂斯特·沙瓦纳（Jean-Baptiste Chavannes）公开施以车磔之刑——一种在欧洲因为极度残忍而很久都不再实行的刑罚。但是这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暴力也无法令国家实现和平。到1791年中，圣多曼格大部分地区的公共秩序崩溃。税收不再征缴，债务不再偿还或者只有在打手的帮助下才可以收回。

所有这些冲突都发生在10%的非奴隶人口当中。利益分歧导致地方和地区层面组建起军队，暴力到处可见。1791年8月，北部省份的奴隶利用机会起义。他们的组织是网络式的，没有严格的领导等级，他们迅速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他们的军队像雪球似的越来越大，他们有针对性地攻击奴隶憎恨的农场主的种植园，摧毁他们的糖厂和田地。忠于主人的奴隶的抵抗被击溃。白人的军队和民兵组织把力量集中在守卫法兰西角和其他城市上。农场主藏匿到防御设施当中，继续组建私人军队。结果是一场血腥的僵局。奴隶无力占领城市，军队和农场主的力量也不足以控制大片土地。

1791年12月，奴隶代表向法兰西角的白人提出一项和平建议。他们要求：实行大赦，为回到种植园的奴隶提供保护措施，保证叛乱领袖及其亲信的自由。白人拒绝了这个实现和平的机会。他们认为，奴隶的失败马上就在眼前，并将提议理解为示弱的信号。人们不能“与手拿武器起来反对法律的人谈判”，他们说。人们充其量愿意“对悔恨地返回其职责的那些人显示出仁慈”。此后奴隶撤退到山中，开始采取游击战术。

在起义在北方继续酝酿升温的同时，西部和南部贫穷白人与有色人种之间的冲突激化。建立了自己的私人军队并作为雇佣兵活动的黑人军阀在收取酬金的条件下介入战斗。1792年这里也爆发了奴隶起义。当法兰西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消息到来时，很多白人认为自己与革命是统一战线的，并认为他们与奴隶的斗争是为实现（白人的）自由而做的贡献。相反，很多奴隶团结在国王一边，把他视为打击白人当权者的希望。(www.xing528.com)

这一判断是错误的，当法国专员在1792年9月抵达圣多曼格时，这点便显现出来。他们迫使种族主义的农场主流亡。反正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已经在流亡当中，特别是附近的牙买加。在那里，他们要求英国人介入冲突，并承诺如果成功就会把岛交给他们。1793年，英国人占领太子港并在那里一直待到了1798年。西班牙人也从他们那半边的岛屿介入斗争，他们先是为叛乱的奴隶提供撤退区和武器，随后则是更加积极和自主地介入。在此期间，革命派的巴黎使节致力于将反叛的奴隶和有色人种纳入到一个新建的旨在维持秩序的军事力量当中。1793年8月，专员宣布在北部省份取消奴隶制度。此时大多数白人都离开了法兰西角。而黑人则从附近地区搬到这个秘密首都，它的建筑结构因为一场城市大火受到了重创。半年后，国民公会在罗伯斯庇尔领导下宣布法国的所有殖民地结束奴隶制度。

在圣多曼格，文职的专员没能结束战斗。太多的武装人员认为，只有获胜——哪怕是在其中一个地区获胜才能发财致富。在这种完全跑偏的情况下，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黑人拿破仑”开始崛起。他是有色人种的一员，是一个有着少量奴隶的土地所有者。他曾加入奴隶叛乱，指挥北部省份的军队，而且他父亲在被贩卖到圣多曼格之前曾是西非一个王室家族的成员，这也可能令他受益。1794—1797年间，他多次变换立场，非常善于巧妙地利用各种势力集团来相互牵制，直到法国最终承认他是圣多曼格的总督。他成功地在一定程度上令这片土地实现了和平。甚至西班牙和英国入侵者也在谈判之后撤走。

但是现在该怎么办并不清楚。满足于获得总督职位的“黑人拿破仑”的荣誉？还是争取一个独立的国家？可是这个国家该如何在维持奴隶制度、属于不同欧洲列强的加勒比产糖岛屿之间保持军事和政治上的自立？经济前景的不明朗程度也不比这低。很多以往的奴隶眼下已经把种植园瓜分。他们在小企业经营和以村子为团体的基础上从事耕种和畜牧，可能也是为了纪念非洲的祖先。但是殖民地无法在这样的基础上重新盈利。杜桑·卢维杜尔希望重新启动蔗糖和咖啡产业。出于这一目的，他邀请白人投资者并下令实行强制劳动，但它与奴隶制不同。这一政策彻底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当然，这个被战争摧残的国家的利润远远落后于18世纪80年代的数字，当然，在不愿回去从事种植园工作的前奴隶中也发生了骚乱。此外前奴隶和有色人种之间的冲突继续发酵。在1789年之前就已经在白人世界中站稳脚跟的那些人往往认为自己更适合来管理国家。

1802年，拿破仑采取军事干预，监禁了因为内部冲突而力量被明显削弱的杜桑·卢维杜尔。一年后他在法国的狱中死去——这位西非王室家族的儿子和一个加勒比奴隶共和国的统治者被埋葬在瑞士边境的德茹城堡（Chateaux de Joux）。拿破仑希望与革命前的殖民帝国的繁荣联系起来，并出于这一目的重新实行了奴隶制。当这个消息在圣多曼格传开、起初十分成功的法国军队也试图推行这一计划时发生了抵抗。法国人的反应极其强硬。指挥的勒克莱尔（Leclerc）将军写信给拿破仑说，除了将所有12岁以上的有色人种都杀死之外别无选择。虽然这没有发生，但在几个月内仍有数万人因为法国采用了极端暴力的“平定”而死亡。相互之间不能达成一致的叛军相互以牙还牙、以眼还眼。1803年11月，法国军队撤退。他们损失了4万～5万人，部分因为疾病，部分因为作战行动，部分因为深刻影响了该岛日常生活的个人暴力行动。

1804年1月1日，圣多曼格宣布独立。现在这个国家名为“海地”，这是印第安泰诺人最初给他们的岛起的名字，后来他们遇到了哥伦布并在一代人之内衰亡。名字的变化明确显示，白人时代永远地过去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剩下的白人或被驱赶或被杀死。前奴隶和有色人种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导致在海地的土地上形成了两个国家，它们直到1820年才重新统一。尽管专制统治者做了各种尝试，但种植园经济没能重新复苏。平民自由和独立经营的愿望过于强烈，为此他们愿意忍受财产的极度稀少、贫困和匮乏。与相邻岛屿建立正常关系也太过困难，因为它们还停留在种植园体系，并且与发生奴隶革命的岛屿保持着距离。

海地奴隶革命的成功很可能是延缓而不是加快了美洲其他地区的奴隶解放。从圣多曼格逃亡的农场主在其他岛上、南美大陆和奴隶制的美国南部散播这样的看法，奴隶解放带来骚乱和暴力，并毁掉了经济。法兰西角这个加勒比地区闪耀的重要地点自1791年起就失去了商业。太子港的情况好一些，这主要是因为英国人在1793—1798年占领期间在这里从事贸易。两座城市都遭遇了战争毁坏和城市大火。在1820年后它们看起来与1790年完全不同了。这对1790年时法兰西角收入丰厚的90名法官、律师、公证人、执法人员和100多名珠宝商来说是个坏消息，但对加勒比岛屿和美洲大陆的大多数黑人来说，法兰西角和太子港却是希望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