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勒比地区的蔗糖和咖啡：探索不可忽视的时空交融

18世纪下半叶，欧洲大陆饮用的咖啡大多来自伊斯帕尼奥拉。伊斯帕尼奥拉岛的西边部分自1804年起改名海地，它位于古巴、牙买加和波多黎各之间，自16世纪起就被西班牙人占领。17世纪法国海盗在这里安身，西班牙人没能有效地驱散他们。1697年，西班牙人承认法国人对西伊斯帕尼奥拉的宗主权。自那开始法国人就用法语来称呼他们的属地——圣多曼格（Saint Domingue）。后来蔗糖和咖啡的兴起改变了一切。在一个世纪之内，大大小小的种植者、行政管理人员和军人将这块大小和比利时差不多的领土变成了法国最具价值的殖民地。

在1500—1600年之间，向欧洲供应的蔗糖增加至原来的10倍，之后又在1600—1800年间再次增长至此前的10倍。原因很简单。咖啡、茶、可可等殖民地生产的享用品本身是苦的。这些物品的消费增长导致1800年前后每年销往欧洲的蔗糖达到了20万吨，而欧洲传统上是靠蜂蜜和糖浆来做甜味剂的。咖啡、茶和可可生产推高了蔗糖的需求，反之也是同样。白糖在16世纪时还是一种奢侈品，国王和王侯命人用糖组成巨大的桌上雕塑，向宫廷名流炫耀。200年后，白糖以及更便宜的红糖已成为更广泛民众阶层的享用品。享受是重要的。在18世纪时，欧洲人愿意做更多和更艰苦的工作，以便能购买咖啡和蔗糖等殖民地生产的享用品，以及更精美的面包、更精致的餐具和更漂亮的家具。这被称作是“勤勉革命”。当海地革命导致法国糖价上涨时，1792年初巴黎爆发了骚乱。

带着对些许消费快感的渴望，欧洲人建立起一个迅速增长的市场，投资者、种植者、商人和政府对此做出反应。在已经从事出口的巴西或巴巴多斯等供应地之外，人们开辟了新的热带种植区。它们当中就包括海盗的老巢圣多曼格。1710年它的蔗糖产量将近1000吨，1789年是6.4万吨。同年，它供应的咖啡占了西方世界消费的60%，而18世纪七八十年代咖啡贸易的发展比蔗糖贸易还要活跃。此时圣多曼格成为全球利润最高的殖民地、法兰西帝国的核心。交易经波尔多、南特、拉罗谢尔（La Rochelle）、勒阿弗尔（Le Havre）和巴约讷（Bayonne）等港口城市进行，在那里，部分商人和投资者大发横财。他们当中有很多都在这个加勒比海岛上拥有种植园，让管理者来经营。

法国在七年战争中将加拿大和路易斯安那殖民地输给英国之后，法国的海外投资更是集中在圣多曼格身上。土地开垦与生产变得更加活跃。在18世纪80年代初从英国获得独立的13个北美殖民地，饮用咖啡（而不是备受唾弃的英国茶）成了一种爱国主义声明。就这样，欧洲以外的另外一个市场打开了。价格上涨。种植者和法国殖民地管理部门开始就应对市场准入进行多大程度的监管进行争论。平民和碰运气的人带着很少的资金从法国的大西洋港口向圣多曼格出发，希望作为咖啡种植者碰一下运气。并非所有人都愿望成真了。社会矛盾极大。

所有的财富都是非洲奴隶生产的。18世纪80年代末时，圣多曼格生活着50万名奴隶，超过了同一时期的年轻的美国。在18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时每年输入的奴隶就已经超过1万人，在1760—1780年间数量增至每年近2万人，1783年北美独立战争结束后每年增加3万人，最后到1790年每年贩卖到圣多曼格的达到了4.6万人。这些人当中很可能有一半没有活过在圣多曼格的头三年。除奴隶主和人贩的虐待之外，陌生的气候、艰苦的工作、不习惯而且往往也不充足的食物和疾病都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活下来的奴隶根本不认为自己是非洲人。他们是卓洛夫（Jolof）、班巴拉（Bamana）、阿散蒂（Ashanti）、约鲁巴、伊博（Ibo）、班图人等等等等。从今天的毛里塔尼亚到安哥拉，它们都遭到了强征，而在18世纪末时遭到强征的则主要是南部地区。然后还有本身是在圣多曼格出生的少数人。90%的奴隶在地里工作，其他的在室内、城市和船上工作。在人种分别之外还有工作范围的分别、技能的分别、在圣多曼格逗留时间长短的分别或者是种植园的分别。这些奴隶的共同之处是不自由的工作、没有法律的保护以及他们的宗教——伏都（Voodoo）教。这种被白人轻蔑地称为骗术和魔术的多样化的宗教取向中也融入了非洲传统和基督教思想。

只有5%的人口是白人。大种植园的主人构成了上层阶级。但他们很多都完全或者是绝大多数时间住在法国，其他的自认为是一个根在法国的家族或者企业联盟的代表。只有一小部分产糖大王形成了类似于殖民地精英的阶层，他们与殖民地行政部门、军方和民兵组织的高层一起构成了当地精英阶层。训练有素的武装人员是必要的，因为所有加勒比种植园殖民地都处在长期的不安当中：对其他殖民力量入侵的担心，对奴隶起义的担心，毕竟整个体系就建立在对他们肆无忌惮的剥削之上。

在数量上比富有的白人上层阶级（grands blancs）精英更为重要的是大量贫穷的白人下层阶级（petits blancs）——奴隶人数很少的小咖啡种植园所有者、手工业者、商贩和愿望没有成真的人。再加上港口城市里被称为“水陆两栖”的人：他们有时在陆地上有时在船上生活，没有船的水手，沿岸小船、小艇的所有者，他们在大型远洋港口与适合远洋航行的奴隶船与商船无法靠岸的较小的海滨地区之间从事贸易和人员的接送。(www.xing528.com)

18世纪，“有色人种”（gens de couleur）——被释放的黑奴或者是白人男子与非洲女子的后代——数量增长比总人口增长还快。在1790年前后，他们同样占到了人口的5%。他们当中的部分人取得了成功，经营着不大的种植园，拥有奴隶，从事手工业和贸易。这引起很多贫穷白人下层阶级的嫉妒，他们觉得自己在人种上更优胜，因此希望保持与新晋阶层的距离。因此歧视有色人种并希望将他们与白人分隔开来的法律规定增多。结果是有色人种的怨恨。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已经明确脱离了占人口大多数的奴隶阶层，以便成为殖民地社会中自由、地位平等的成员，在这个社会中起决定作用的应当只是经济上的成功，而不是肤色。而此时他们的成功恰恰成了他们的阻碍。

圣多曼格在18世纪80年代时本不是一个殖民地，而是多个。三座由西向东延伸的山脉将其分为平原、山腰和高度达2000米以上的山峰。道路和河流自西向东，并将种植园与邻近的贸易市场连接起来。与山以外的接触几乎没有。这里缺少一个殖民地范围的道路网。这三片地区分别面向北部的法兰西角、西部的圣马可以及南部的太子港和莱凯等魅力四射的港口。一切都是新的，因为居民绝大多数也是在不久之前才移民来的。土地的开发是从北向南、从平原向山腰、从蔗糖到咖啡生产进行。大的、富裕的、收入非常高的蔗糖种植园位于平原地区。北部的蔗糖种植园更早、更大、技术设备也优于南部。通过大多比较小、年轻和不太贵的咖啡种植园，山腰地区得到了开发，同样也是从北向南。南部在18世纪80年代时还多少有点儿前沿和先锋社会的意思，而北方则显得更为古板一些。

这也体现在重要地点的对比上。北方的法兰西角在1789年之前是欧洲本土以外的法国最富有的城市，仅仅1.5万名居民中就有90名法官、律师、公证人和执法人员，以及100多名珠宝商——白人3500人，奴隶1万人，有色人种1400人。生活成本据说是欧洲的三倍。大多数房屋由石头制成，高两层。这里有剧院、共济会会所、桌球厅、公共浴室和一个生机勃勃的周日市场。不仅是主干道，大多数道路和行人路都已经硬化。巴黎最新的流行式样几个月后就骄傲地出现在这里。只有很少量的孩子生活在法兰西角——负担得起的人都把后代送到法国去接受教育了。

相反，圣多曼格没有一个名义上的首都。位于南部的太子港自1749年建成以来已经经历了多次地震和一次商业区大火。1790年前后这里生活着6000人（白人1800人，有色人种400人，奴隶4000人）。大多数房子由木头制成。很多道路仍没有硬化。地方行政长官和军事长官（总督）每年会在法兰西角度过一段时间。战争时期他们会完全住在这个秘密首都，因为它更好防守。

两座城市都靠施政为生，但尤其是靠港口。和其他加勒比港口城市一样，很大一部分生意是非法的，但这点实际上所有人都清楚。一位较为严格的法国行政长官在18世纪80年代末断言，抵埠船只装运的商品中按规定纳税和交关税的只有1/4到1/2。他对此大为恼火，并想采取正确的做法，因此而点燃了这场我们马上将要探讨的革命。同时代的人发现，法兰西角的港口部门即便对加勒比地区的状况来说也是极其腐败的。但是将圣多曼格的这两大重要地点与其他加勒比港口城市区分开来的尤其是极高的奴隶与士兵比例。这两个城市都养着一支千人军队，用来防御外来的攻击，但它们也是为了向九成的居民——奴隶彰显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