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草原游牧民族骑兵：时空中的世界史

游牧民族不是狩猎者或采集者。后两者根据四季不同的环境条件寻找植物或动物作为食物的来源，而游牧民族是移动的，他们必须看管照料他们成群的牲畜。游牧民族不会跟在他们的食物来源后面，他们让他们的食物来源移动起来，以便能予以最佳的利用。因此，从历史上来看，人们先是过渡到农耕和畜牧。之后，在农耕达到生态极限时出现了游牧生活方式。在要么过干要么过冷或过热的地方，为了定期播种和收获，人们集中饲养特定种类的牲畜——山羊、绵羊、牛、马、骆驼。因为养活这些牲畜所需的草地面积远远超过人们能够从一个地方获得的，所以人们开始移动。他们以帐篷、蒙古包做住处，或者带着可以拆卸和组装的木屋。这样游牧民族就可以存活下来。但他们只有在牺牲别人的情况下才能变得富裕：为了不让使用的土地过度放牧，牧群的大小以及可以靠这些牲畜生活的人口数量都有其明确的限度。想扩大规模就需要更多的地方。如果瘟疫或自然灾害威胁到牲畜的存量，游牧民族就不得不到其他草场躲避，或者是利用定居者的资源。这两者都与冲突密不可分。定居者与游牧民族的边界永远都是进行交易和关系紧张的地方。这点我们在《巴比伦》那章中已经可以看出来了。

这种游牧生活方式具体什么时候产生的很难确定。考古发现让我们可以从公元前1000年起便将中亚的定居农民与游牧民族区分开来。我们发现，在一段时间之后，人们不再只是让马和骆驼来载重和拉车，而是也用它们来骑行。游牧民族骑兵诞生，这是一种流动性很强的文明。他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对中亚产生了深刻影响。估计在13世纪蒙古时期之前，中亚的马匹数量占了全球的一半。而今天中亚已不再有野马。而我们下一章里所谈的则是另外一个世界了。

游牧骑兵的痕迹先是出现在考古发现当中。但是很快他们也出现在定居居民的文字记录当中——从中国到欧洲。这些文献讲到了蛮夷，他们神秘莫测、不可信赖，也无法预计。他们的饮食习惯未开化，举止粗鲁，行为没有教养。我们对游牧民族的了解来自怀有成见的作者，在他们那里游牧民族得不到什么正面评价。其实很多游牧民族文明并不是没有文字。然而由于他们流动的生活方式，他们记述较少，他们的很多文字记录正是因为这种流动的生活方式而没有保存下来。

很多描述游牧民族的文献资料源自危机时期。它们与袭击、征战和战争有关。文献中显然强调了差异与界限。但是日常生活较少以作战和不断的转变为特征。通常流动的畜牧者也顺带着从事农耕，而且在危机时期他们会尝试增加农耕的收入。“纯粹的游牧者是贫穷的游牧者”，英文研究文献这样说道。另一方面，定居的农民在农业危机时期转而从事畜牧并变得流动。所以说，两个世界的界限是流动的，而且它更多的是一个过渡区而不是一条明确的线。气候变化也促进了他们在地区内的流动。在过渡区内，游牧民族和定居者不断地进行交流，这对双方有利。城市和村庄里的人购买马匹、牲畜、肉类、皮毛和其他产品。通过北方的游牧民族，驴子到了中国，在此之前它们只存在于西方，但在此时则成了中国一种重要的驮载牲畜。游牧民族则需要他们自己不能生产的城市商品。在中国与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边界地区有一些边境市场，它们由中国控制，同时也会根据政治意愿关闭。在中亚和西亚的城市绿洲里就没有这种严格的税收制度。

这些游牧民族是什么人？在斯基泰人和萨尔马提亚人的资料文献中提到了匈奴和乌孙、匈人、突厥人、鞑靼人和蒙古人。隐藏在这些名字背后的不一定是从历史的混沌中出现然后又消失的族群。现实要更灵活多变一些。中亚游牧民族形成了有着共同预算和帐篷的草原联盟。这样的群体从家族史上可以称之为血亲联盟，教父母关系、结拜兄弟和战略联姻都提供了在原本没有家族的地方产生家族的可能。氏族可以因为政治原因结盟并由此形成更大的联盟，但它们保持着松散的结构并且大多与特定目的联系在一起。它们的背后没有一个共同的民族的概念。这样的联盟根据它们发源的地区或者是领导它们的首领来命名。当联盟瓦解时，各个草原联盟或家族可以加入其他的群体并随后使用它们的名字。因此，定居的文献记录者可能会有这种印象，突然受到了大量蒙古人或匈奴人的威胁，随后他们又同样突然地消失了。然后似乎很快又有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骑兵民族”出现。(www.xing528.com)

较大的政治联盟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而出现。它可能是为了贸易、作战，或者是为了抢掠。散发着领袖魅力和值得信赖的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魅力可以在家族中传递——相对于默默无闻的人来说，一位成功领导人的兄弟、儿子或者孙子实现领导权要求的机会更大。但是这样的要求必须得到其作为的佐证，作为一个集体服从他人应当是值得的。领导人必须是成功的。失败的损害和贪婪一样严重。领导人需要物品来进行分配。以优惠条件进行贸易是一种手段，掠夺和侵袭则是另外一种。耐心和等待不是可能的选项。因此，在定居者看来，草原上的富人掠夺成性、飘忽不定而且出尔反尔。在游牧民族看来，长久同样是件困难的事。因为在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下，财富无法长久存储。因此大的游牧民族群体一再面临这样的问题：在取得一场对“高度发达文明”的富人的胜利后要怎么办。通常他们会选择不接管定居的富人，因为这将意味着游牧生活的结束。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满足于根据情形定期索取贡品，同时也指出，不然他们就会使用武力，强取商议好的贡品。

在非洲、欧洲、小亚细亚和两河流域，游牧民族和定居者之间的接触是在游牧民族之间没有出现较大的政治联盟的情况下进行的。相反，中亚的游牧民族则多次形成了大型的政治联盟，很有可能是因为受到了与中国接触的挑战。中国是他们最重要的参考基准。中国有着悠久而且几乎没有中断的高度发达的文明传统。它的城市中心富庶，至少在游牧民族看来是这样。中国很早就形成了稳定持久的国家结构。当中国的力量向草原扩张时，它就迫使游牧民族做出反应。反之，中国也寻求边境以外的对话伙伴，以便让游牧民族变得可以预计，同时令他们的商品特别是马匹为己所用。在游牧民族这边来说，战争和贸易都可能导致较大的贸易或作战联盟的产生。这可能带来了一种动力，它的影响在中欧也可以感觉到，正如我们在《拜占庭》那章中看到的那样。反向的影响——也就是欧洲帝国形成、相互之间交织联系以及战争的反作用力（影响远至中国）直到现代才出现。在此之前，从欧亚大陆的中央来看，欧洲是十分遥远、很小并且割据分裂的。

第一个较大游牧民族联盟的例子与公元前3世纪末期中国的帝国统一密不可分。当时的汉朝对北方奉行一种咄咄逼人的政策。那里正在崛起的匈奴游牧民族眼中除了洗劫抢掠之外别无他物。作战行动与防卫努力交替进行，后者的核心是继续长城的建造。它应阻挡匈奴的偷袭。之后双方达成了约定，汉人提供丝绸、珍馐美味，甚至是公主来换取和平相处的保证。匈奴人同意了，没有人问公主的意见。汉朝边境上的平静以及获得汉朝的物品令匈奴人内外实力增强，他们在草原上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汉朝人不愿看到这样的势力扩张，试图通过在遥远的西部获得领土以及与中亚游牧民族合作来阻止匈奴。游牧民族联盟最终瓦解。

在公元4世纪威胁波斯和欧洲的匈人是否与某个匈奴群体存在直接联系，对此存在着争议。和整个中亚游牧民族一样，匈人也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游牧民族联盟。欧洲人认为他们来自伏尔加河的另一侧，并遭到他们如末世般恐怖的袭击。匈人的骑兵作战和射箭战术是新事物，只要与作战有关，他们的表现就是极其残暴的。他们放弃在占领地区定居的行为也不会令欧洲人稍感欣慰。西罗马帝国缴纳贡品来安抚他们，甚至可以雇用匈人部队。自5世纪中期起，匈人联盟瓦解。但他们的名声仍旧很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人还被法国人和英格兰人称作是匈人，以此来谴责他们的残暴和没有教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