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克里先、君士坦丁和4世纪的基督徒

戴克里先我们在谈到狄奥尼修斯·伊希格斯及其纪年方式时就已经认识了，因为在他之后，后来的古罗马时期就有了年代。这绝对有其合理性，因为戴克里先通过一系列改革重整了军队，改组了管理部门，改革了税收和钱币，从而令帝国建立在一个新的基础之上。他能这么做是因为，不管在外交还是内政上他都确立了安全性和可靠性。由四个在军队指挥中久经考验的人进行统治的四帝共治制就服务于这一目的，帝国东西各设一位奥古斯都和一个副手恺撒。这些由戴克里先一个个挑选出来的人在北部和东部边境取得了至关重要的军事成功。通过收养和联姻，他们相互之间建立起紧密的关系，并被通通推崇至神的高度。这应令他们免遭人类的指责。戴克里先认为自己和其他共同统治者很好地维护了罗马的传统。他眼前浮现起奥古斯都和恺撒在任的时间和继承规则。他自己以身作则，在统治了20年之后于305年退位，并归隐至一座新建的宫殿当中，今天人们在克罗地亚的斯普利特（Split）还可以看到它。他所在的东部帝国的恺撒接替他成为奥古斯都。新奥古斯都应任命一位新的恺撒，并在某个时候接替他的位置，如此持续下去。

戴克里先开启了罗马帝国对基督徒最后一次成系统的重大迫害，而这一暴行与他的帝国改革密不可分。相信耶稣这位被钉上十字架的拿撒勒传道者会复活并且很快从天上返回的起初只是众多犹太教派中的一个，在受传教士保罗影响决定接受异教徒平等加入之后，他们在帝国东部赢得了大量的信众。基督教社区选举领导人（主教）作为最高权威。他们相互联系结成网络。他们在大量的内部冲突中形成一种共同的学说和一部具有约束力的文献集，他们称之为《新约》，并与犹太人的神圣文献——现在的《旧约》联系起来。他们在3世纪与罗马当权者爆发了多次冲突，因为他们拒绝为皇帝进行献祭。对帝国的绝大多数宗教来说，通过献祭证实皇帝的神圣不是个问题。反正它们信奉多神论或者认为自己的神是宽容的。相反，基督徒和犹太人都声称只有一个神，因此皇帝不可能是神圣的，因此为他献祭是不可能的。犹太人在帝国内只是少数，而且他们也不传教，因此对他们往往实行例外的规定。但是基督徒越来越多，而且在戴克里先看来他们对自己改革的两个思想基础构成了威胁：罗马传统和将四帝共治确定到神的范畴当中。

对基督徒的迫害和四帝共治失败了。基督徒在迫害的早期就已经形成了一种殉道崇拜，这也帮助他们度过了这场灾难。虽然信徒分裂为坚定不移者和妥协者两部分，而且将他们重新统一在一起花了很长的时间，但是基督教没有瓦解。311年，戴克里先的继任者伽列里乌斯（Galerius）结束了迫害，他期望基督徒“为我们的福祉、国家和他们自己的福祉向他们的神祷告”，对具有传统意识和信奉宗教的罗马人来说这一期望非常具有代表性。基督徒想要一种排他性的对神的理解，而罗马人伽列里乌斯并没有这样的理解。

四帝共治因为四位统治者的野心和家族意识而失败。他们的后代不愿为了一个相对抽象的统治和继承思想而放弃自己的野心。因此，在戴克里先退位后不久，很快就爆发了继承人之争，最晚到公元324年的时候，君士坦丁就已经作为赢家脱颖而出。不管怎样，四帝共治中多名皇帝分别负责某个地区的想法保留了下来，它在此时再次复活，而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分的划分在4世纪时变得重要。君士坦丁继续实行了戴克里先的很多改革，因此要说哪些革新是他的、哪些是戴克里先的并不总是很容易。通过更多地根据当地情况来进行统治，应当可以确保税收、稳定物价并且为军队提供可靠的后备力量。这是否取得了成功存在争议。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帝国获得了新的稳定（这个时间并不算短）。但是帝国也很庞大。来自罗马的指令并不总是能够适合北非、巴尔干或伦敦的情况。缺乏贯彻实施的手段。人们回避国家的干预，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来诠释法令。结果是更加地地方化而不是整齐划一。(www.xing528.com)

在地方政策上，君士坦丁从对基督徒的迫害中吸取了教训。在这方面发生了人们经常提及的“君士坦丁转变”：君士坦丁正式允许基督教成为宗教，也对其进行推动并试图令其成为帝国的支柱之一。在一再出现的宗教内部问题导致分裂之前，他甚至曾致力于下面这些问题的解决：在迫害结束之后，坚定不移者和妥协者之间如何能够重新和解？如果耶稣是上帝与马利亚的儿子，那么他是神？是人？还是两者皆是？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他身上作为神的地方在哪里、作为人的地方又在哪里？作为没有受洗的皇帝，君士坦丁主持主教们的会议（宗教会议），他们应当在和睦的气氛下澄清这些存在争议的问题。换句话说，他清楚这些问题的政治爆炸力。但他不得不经历了后来的统治者也未能避免的事情：宗教内部冲突虽然可以被赋予政治意味并被政治所利用，但是通过政治方式得到解决的却十分罕见。借助基督教，罗马帝国在此时有了一个唯一的神，而不再是罗马国家崇拜所拥抱或包容的众多个神灵和宗教。在君士坦丁死后又过了一代人的时间，基督教显然成为皇帝更为偏爱的宗教。

但是，基督教是在帝国知识分子中心以外产生的，而且各种群体信奉的方式也多种多样。当用各种智慧与哲学手段来对其进行仔细研究并出于国家目的而对其进行统一时，它就分崩离析了。宗教会议与大公会议尝试用妥协和谴责诅咒来补救。它们并不总是能够成功。争论大多围绕着耶稣基督只是一个特殊的人还是神以及他与父亲上帝是什么关系的问题。有关个别定义和固定表达方式的争论如今在我们看来有点儿吹毛求疵。但是自从基督教和政治力量在“君士坦丁转变”中联系到一起，基督教便开始在世界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5世纪和6世纪遭多个宗教会议谴责的聂斯脱利派在帝国边境以东非常地成功。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在《婆卢羯车》和《长安》两章中已经谈到它，在《希杰拜》一章中我们还会再次谈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