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中海罗马统治与共和国皇帝统治

小小的拜占庭先是受到波斯的影响，后来在亚历山大大帝时期则受到马其顿的影响。自公元前146年起，拜占庭与邻近的城市一样，同属罗马帝国。它一跃成为地中海的统治力量发生在半个世纪之内，而且并不是有意而为的战略行动。罗马有几百年的时间都是一个有着世界帝国的城邦，而且令它取得如此成就的主要也是这种双重结构。一小部分精英通过领土扩张和对这些领土的管理来增加财富，但是他们很聪明，让被占领者以及自己城市里的下层人口也获得一点点好处。个人或者是整个群体跃升为罗马城市精英是很困难的，但原则上却是可能的。因此出现了对日益广阔的外部领土以及它所带来的收入源泉的争夺。

像拜占庭那样臣服于罗马帝国的那些地区不一定把这视为独立性的缺失——甚至是一场灾难。它们可以在帝国内相对不受干扰地生活，同时享受着安定与文明的成果。地方管理架构得以保留下来，或者适度地改变形式。罗马宗教是大度的，很容易就接受了各种神灵和学说的并存。当然，反抗罗马的人会体会到帝国雄厚的实力。这是一种由内部竞争驱动的权力机器，但是，从被占领者的角度来看，它可能也显得很有吸引力。巴勒斯坦的部分犹太人可能会有类似反罗马民族主义这样的东西。但这是特例。

通过这种方式，罗马在持续了一个世纪也包含了挫折和危机的进程中赢得了整个地中海地区。毕竟对大多数在那里生活的人来说，它就是整个世界。当然，自公元前2世纪末开始，城邦内部与不断变大的世界帝国之间的关系紧张加剧。结果是内部的权力斗争和内战。在对公元前1世纪产生了最长久影响的流血冲突的最后，元首制出现：元首盖乌斯·屋大维（Gaius Octavius）的统治。这是一个人与形式上继续存在的共和国机构的协同统治。元首本来的意思只是：地位平等者中的首席，而屋大维宣称，他在延续了几代人的内战过后重建了和平、统一和共和国。但是他的君主要求是不可忽视的。权力在各机构间进行分配，由元首来穿针引线，这样人们就不能采取反对他的行动。公元前27年，元老院授予屋大维“奥古斯都”的称号——神圣至尊者。这个头衔开始用来描述头衔的获得者自身，屋大维成了奥古斯都。在他于公元14年死后，他的每位继任者都成了“元首”和“奥古斯都”。后来还加上了“皇帝”的头衔。

元首统治遏制了罗马精英自我毁灭的力量，他们几乎令帝国瓦解。这能取得成功只是因为精英没有被简单地夺权，而是将他们的野心转移了。元老院继续参与权力与财富的分配。元老和他们的子孙占据着最重要的职位，对地方进行管理，增加他们的财富与声望。元首或皇帝不是专制者，真正的君主制并未形成。当然皇帝们试图对继承人进行规范，确定由某个儿子或是养子来继承帝位。但是新皇帝要想长期留在位子上就必须为元老院、军队和罗马民众所接受。这方面没有一个固化的程序。在皇帝没有指定继承人就意外死亡的情况下，军事冲突出现。恰恰在这些情形当中，元老院和广大帝国精英作为帝国以及一直发誓存在的共和国制度的守护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元首统治也遏制了罗马的权力机器。奥古斯都死后，帝国虽然偶尔还会扩大，但早已不像此前的几百年那样活跃。挫折也有：奥古斯都一直都把令莱茵河右侧和多瑙河以北的日耳曼尼亚成为行省视为目标，该计划在他的继任者提比略统治时期被放弃。而且，什么是扩张实际上并不总是很清楚。在帝国的边境地区有一些“友好”王国，事实上离开罗马它们就无法做出重要的决定。有时这样的王国会出于现实原因而转变为行省。有时行省又会成为王国。对地图绘制者来说这是一场噩梦。(www.xing528.com)

在奥古斯都之后，地中海地区的人们习惯了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生活。这并不是特别困难。帝国保证了和平。特别是在城市稀少的西部和北部，城市中心的发展得到了推动。在后来的德国境内出现了特里尔、科隆和美因茨。罗马生活方式——罗马精神从这些中心传播开来。当然，特里尔的生活与拜占庭不同，与亚历山大港和迦太基也不同。气候不同，自然条件不同，人们将对美好生活的不同见解带入罗马精神当中。但是士兵、官员和商人是跨地区流动的，他们把人们普遍接受的商品、信息和生活方式散播开来。当然，罗马帝国也是个阶级社会，有超级富豪、公民、农民、佃农和奴隶。不是所有人都能负担得起美酒和昂贵的首饰。但是它有一种共同的语言，有一个共同的管理部门、共同的水利和房屋建造技术、共同的艺术风格和共同的贸易商品。大多数人不愿与边境之外的野蛮人进行交换。广泛全面的网络令小人物也可以分享到一点点大人物的成功。这里有对青云直上可能的信心。居民的广泛承认解释了帝国长久不衰的原因。它也解释了为什么后来帝国的一部分直到19世纪还坚持自己是罗马帝国的合法继承人和传统的维护者这样的杜撰。

罗马帝国挺过了3世纪，看起来这不是因为它的统治者，而是在它尽管有那样的统治者的情况下。有几十年的时间，皇帝都不能真正得到罗马元老院、军队和民众的承认。小小的拜占庭在这段时间也经历了经济衰退，尽管2世纪90年代的皇位之争所带来的破坏逐渐得到了修复。但在“帝国危机”的背后实际上是根本性的问题，这不能怪到不幸的皇帝身上。（对罗马帝国来说）最糟糕的是萨珊人的崛起，他们作为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统治者取代了东部的帕提亚人。从237年开始，他们让罗马军队损失严重。罗马皇帝瓦勒良（Valerian）在萨珊人的囚禁中死去，他的人皮被作为战利品四处展示。这是力量对比逆转的一个极端表现，它也体现在萨珊人赢得的领土明显增多上。因为北部莱茵河和多瑙河边境上的侵袭也增多了，很多饱受战争之苦的地区失去了对帝国的信心。为了实现和平就需要更多的士兵、更多的资金以及更高的税收。加税导致了不满、逃税，这又减少了农业收入并影响了贸易。与此同时，变得更加重要的军队首领对皇帝人选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们提出自己的要求并因此加剧了危机。3世纪中期的帝国北部和东部可能的确危机重重，而北非对于危机很可能并没有什么感觉。

随后情况发生变化。自3世纪70年代起，多名虽然在位只有几年但军事上非常成功的皇帝令帝国重新稳定下来。他们为帝国在4世纪初期焕然一新打下了基础。有两位皇帝尤其具有代表性——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