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长江和黄河的深刻影响

两条重要的河流以及因为这两条河而产生的农业和运输体系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北方是渭河汇入的黄河，在南方则是长江，也就是扬子江。扬子江发源于青藏高原，它穿山越岭，并且有大量的支流汇入，因此水量丰富。黄河从西部丘陵地带缓缓流过荒漠和农耕地区。它的名字源自河流中包含并一再淤积下来的沉积物，这导致了灾难性的洪水和河流的改向。在中国历史上，黄河入海口曾多次移动几百公里，很难想象它对相关的农民、农村和城市居民意味着什么。长安并不在不可预计的黄河边上，而是在它的支流渭河河畔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中国的华北地区更加干燥、寒冷而且地势平坦，南方则更加温暖潮湿而且多山，它一直延伸至亚热带地区。人们在长江流域种植水稻——在7世纪和8世纪时就已经每年收获两到三季了。北方有小米和小麦，黄河以北的农民要与越来越少的降水做斗争，有的地方甚至没有农耕的可能。定居者在耕地边上和游牧民族做交易，中国统治者和藩王购买他们的马匹和骆驼。有时和平交易未必能够成功，这时就会出现游牧民族入侵的情况，长城本应防御他们的侵袭，但它并不是总是能奏效。中国有多个朝代是由游牧民族统治者建立的。也有人论证说，唐朝皇帝的祖先就是游牧民族。因此，北方是政治和军事权力中心。在这点上，百万人口城市以及都城长安的选址是正确的。政治精英们认为，直到后来才有汉人定居、在8世纪还深受其他民族影响的南方是次要的，而且文明程度是落后的，尽管它在经济上十分重要。

但是与以前认为的不同，大约在1万年前，向着农耕和畜牧的过渡是在南北方同时发生的——在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流域。此外，西南的四川盆地在新石器时代革命当中以及后来甚至更加频繁地发挥了独立的作用。在这三大地区内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中国历史从一开始就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在统一与分裂之间的反复也对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文字被证明在公元前1200年就已经出现，从这个时期起就有了朝代一览表，但是它们的势力范围和影响一个统一的中国社会的能力并不明确。可能从周朝结束到秦朝（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西汉（公元前202—公元8年）统一中国以及同一时期并存的多个朝代这段时间，在这政治分裂的几百年里，至少精英们在政治分歧之外形成了一种文化上的紧密联结感。而秦朝和汉朝又加上了官僚主义中央集权制度。(www.xing528.com)

大概看一下唐朝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中国的统一是脆弱的，但又是坚如磐石的。这里有一种休戚与共的观念，文字、高度发达的文明、帝王思想、国家崇拜、官员组织和基础设施都推动了这种观念。但单纯是地域广大以及地理、气候、宗教和文化上的多样性也给了地方自我意识以空间。再加上外来影响令中国文化发生了变化。

新的朝代一再以各种象征来标识它们的统治要求：新的纪年、新的统治口号、新的都城。就像年历重新对时间进行衡量一样，都城在空间上塑造了新的强大朝代，并成为这个朝代的维系点。反过来，此前的都城被毁和新中心的选择则显示了朝代的终结。因此，中国有一系列可以自称曾是国家都城并对整个国家都产生了影响的城市。长安和位于长安以东300公里的洛阳（在公元500年左右重建之后有人口50万人）是北方传统的统治中心。南方的中心城市经常变换，但一个统一的中国极少从南方的都城来进行统治。今天中国的首都北京位于长安东北800多公里的地方。对隋唐来说，它根本不会进入政府所在地的考虑范围之内。对7世纪和8世纪的中国来说，北京虽然是北方边境军事防御的一个战略要地，但是从长安的角度来看，它与草原地区、游牧民族和蛮夷的距离太近了。北京的伟大时代直到唐朝结束时才开始，当北方游牧民族统治者的影响再次增大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