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七世纪百万人口城市生活》

长安被称作是“御辇的轮毂”、“帝国之根”或者是“心腹”。这里居住着皇族及其奴仆。如果我们想到唐代开国帝王唐高祖有22个儿子和19个女儿，我们就能对宫廷和王室的规模有个概念了。此外，高官大臣及其亲属、仆人也居住在长安，而且，他们喜欢在这里居住。直到唐代的后期，在长安谋得一个职位仍被视为仕途的顶峰。地方官职在俸禄或职权上都无法与之相比。生活在这里的第三个群体是各个级别的武官，他们同样也带着家人和奴仆。第四个群体是在帝国中心忙于各种事务的人：其他国家的使节，已通过科举考试、追求自身仕途、协调地方事务或者是三者皆有的地方官员。再加上准备科举考试的年轻的书生。第五个群体是负责这座城市日常生活和各方面供给的那些人：小贩、商人、手工业者、妓女。然后还有在文献资料里只有当有麻烦时才会出现的大批人：乞讨者、骗子、短工、游手好闲的懒汉——也就是说，生活朝不保夕、不得不艰难度日的人。

长安是一座事先规划好的城市。19世纪之前，中国所有特别大的城市都曾是统治和管理中心。位于中心位置的不是什么广场或者教堂，而是一座宫殿。到长安来的旅行者通常会从正门明德门入城，明德门宽近60米，有5条长近20米的门道。然后他就来到了150米（一个半足球场！）宽也被称作天街的朱雀大街——城市的主干道。访客可以沿着树荫一路顺着沟渠来到行政中心，然后再到北面的皇城——如果他被获准入内的话，这基本上不可能。朱雀大街是11条由南向北纵穿整座城市的街道中的一条，它们与14条横贯东西的街道相交。剩下的道路虽然比这条主干道狭窄，但即便是在5米高的城墙遮蔽下的最小的巷子宽度也有25米。这个精准的矩形道路网将城市分成108个有着吉庆名字的坊，像是“永和”、“休祥”或者“光福”。每个坊都被一条东西向和一条南北向的道路分成四份，再由小巷连通。巷子则不是由国家来规划的了。因为房子和土地会易主而且人们要量入为出，很快就出现了与矩形模式背道而驰的弯曲和很短的巷子。其他的一些规划也败给了现实。在设计范围极大的城市里，南部直到很晚才兴建或者干脆没有建设。那里长期从事农耕和畜牧。另一方面，特别是在9世纪时，有权有势的文武官员寻找地方建造新的具有代表性的建筑，他们发现了南城，在这里自行建造繁华的街道。

都城与农村的分别并不在于自由度更高，而是在于安全、秩序和监督的程度更高。城市居民不是自治的公民，而是受控的臣民。每个坊都有独立的城墙并有四个大门，连接两个坊的街道就在这里终止。每天晚上，一阵鼓声宣告大门很快就要关闭；每天早上，一阵鼓声发出开门的信号。翻爬3米高的围墙的惩罚是用粗棒杖打90大板。宵禁后在大街上被抓到会被杖打20大板。和经常发生的一样，在这点上我们也不清楚这些刑罚多久颁布一次，它们实际执行的频率又有多高。但在长安城的头100年里，这些主干道很可能到了晚上空无一人。相反到了9世纪初时，治安机构则抱怨已经没人再遵守宵禁规定。尽管有各种监督措施，但生活仍在坊内坊外进行着。类似出身或家境的人聚集到一起。城内有富人和贵族区，特别是在靠近皇城的东北部，西部和南部有平民区、穷人区和烟花巷。

几乎每个坊都有宗教建筑。最多的是佛教寺庙，它们代表着一个原本来自印度的宗教，它在长安再次兴起之前的暴力血腥和经济困顿的几百年里赢得了大量的信徒。到印度去的商人同时带回了佛教学说。像佛教徒修行或者是死后火化等思想原本是违背中国人的基本观念的。但是，首先，组织形式并不拘于宗教仪式的佛教思想与多神论能够与中国文化相适应；其次，面对政治乱象和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暴力，很多中国人愿意找寻新的方式克服日常生活的艰辛并获得精神上的支持。佛教在唐朝既是影响巨大的又是大众的和多种多样的。偶尔出现的有时也会粗暴实行的包括取缔寺院在内的禁令也没能阻挡它的发展。

除佛教寺庙以外还有很多道教建筑，道教从一种吸收了民间宗教要素和炼丹术的中国智慧指南发展成为宗教。将它的诸多形式与佛教的各种变种区分开来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或许这也并不特别重要。每个中国家庭的一家之主在家中的供桌上就可以通过祭奠祖先来完成自己的儒家和国家祭礼。没有祭祀或神职人员。皇帝自己与精心挑选出来代表皇帝的国家官员通过宗教仪式和祭品在世界秩序与宇宙秩序之间建立起联系。神与世界的秩序都集中在皇帝这一职位和这一个人身上。这一方面将他从难免一死的普罗大众拔高至几乎遥不可及的位置，位于长安城朱雀大街一端的皇城则是它的象征；另一方面，在遭遇失败时人们就可以提出这个危险的问题：这位天子是否是真正的天子，然后他就会迅速并彻底地倒下。

因为国家崇拜是完全固定下来、仪式化和不可侵犯的，所以它也可以是包容的。在皇帝生辰之际，皇城内的儒家、道教和佛教代表会进行激烈的讨论，由皇帝来最终决定这一次获胜的宗教是哪个。在大的宗教以外，一些较小的本来是“外来的宗教”也在长安城内找到了自己的圣地：特别是聂斯脱利派基督教和源自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两者我们在《婆卢羯车》那章都讲到过）。总体上，唐朝在宗教领域显示出这样一个特点：除了偶尔的禁忌之外，探讨外来发明、思想和信念并将自身传统视为多种可能的解决方案之一的意愿很强。

城市规划者的设想是，长安居民应当在两个四周有围墙，因此容易检查的市场内购物——东市和西市。在那里，商贩的位置根据行业来确定：一排是辔具，一排是轻质丝绸，一排是华丽的外袍，一排铁器，一排卖肉，等等。这样的秩序实际上是否得到了遵守很难讲。很多行业无法集中到两个市场上售卖：客栈、小酒馆、糕点铺在长安城的很多坊里都有，还有书店，而且这是在欧洲发明印刷术数百年之前。中国在公元前2世纪就已经发明的纸张直到12世纪才经波斯、阿拉伯以及西班牙和意大利抵达欧洲。有的坊成为特定手工业者偏爱的地方：像是珠宝商和金匠，或者是乐器制造者。此外还有流动商贩，他们带着糕点、油或者柴火在坊间走街串巷。公元851年，计划让两个官方市场重新成为唯二的商业地点的诏令以失败告终，并在两年后撤销。(www.xing528.com)

商贩供应的商品五光十色。中国的很多农民已经变得专业化，有针对性地为大城市市场进行生产。除小麦、小米和水稻外，蔬菜和柑橘也得到了商业化种植。油以多种多样的方式获取。酒是一种重要的贸易商品。茶开始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大米和丝绸的供应尤其多种多样。有证据显示，在唐代的中国城市市场里有专卖白米、大米、无黏性米的区域，此外也有专卖窄幅轻质丝绸、丝线和丝织品、宽幅轻质丝绸、新式丝绸、小块彩色布料、麻料和头巾的区域。富豪试图以远涉重洋的商品——首饰、乐器、纺织品来赢得朋友和竞争对手的赞叹。中国的手工业者学习掌握了外国的加工技术，自行生产进口样式的金器、银器、玻璃器皿、陶器和家具，或者是将其进一步发展。

手工业者只能加工、商贩也只能销售来到长安的东西。食品、服装、原材料和成品必须先抵达都城。供应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即便在今天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且中国人在公元7—9世纪时既没有铁路也没有卡车或者电话。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在水利方面有十分悠久的经验。长期以来，人们就借助堤坝、运河和水渠将大河流水系的水为己所用。例如水稻必须定期灌溉和排水，考虑到河流干涸、洪水和水位变化等因素，这不是个轻而易举的任务。农民之间和村子之间必须合作才能成功。运河也被用于地方之间的运输，并且人们为此进行了战略性的规划和建设。它们与河流一起形成了中国真正的交通体系。可以行船的河流肯定非常繁忙。公元764年的一场火灾在一夜之间烧毁了在中国中部长江江畔的一座城市抛锚的3000艘船。一座城市竟有3000艘船！

为了向长安提供供给，修建一个前所未有的运河系统变得必要。隋文帝杨坚（公元541—604年）开始了运河的规划和建造。他的继任者、被描述为十分残暴并痴迷于权力的隋朝最后一位皇帝隋炀帝（公元569—618年）令运河完工。根据当时的报道，500多万人被迫参与了运河的建造。是否真的有一半人丧命，这仍存在着争议。不管怎样，当男子不足时女子也被招募参与建造。在这样的代价下，长安一面与长江下游相连，另一面与北方直至今天的北京地区相连。因为大运河与其他运河、河流和道路相连，这样，许许多多的农民得以把他们的作物送到北京。大运河不仅成为长安的生命线，也成为整个中国的生命线。今天，它与北方的长城一起成为上千年前中国令人惊叹的工程成就的代表，同时也是统治理想成为现实以及（不那么显而易见的）许许多多人的苦难的象征。

除运河外，道路对于运输也十分重要。当然，靠手推车（它们在中国的出现比欧洲早了上千年）、板车和雪橇没法像船、小艇和筏子那样运送太大或太重的货物。但不管怎样，它们可以在两旁种满树木的夯实的土路上行进。道路的中间加高，这样雨水就可以流到两边。较小的河流上架起桥梁，较大的河流则有渡船。大多数道路是从长安和洛阳向北，这是一个标志，它显示，对皇帝和官员来说道路的主要目的更多地是将军队和作战器械快速运送到动荡的北方，而不是为了从南方输入商品。但是经济上变得越来越重要的南方也因为这些道路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这些道路也有助于信息的传输。唐朝在主干道上每隔一定距离就设立一个驿站，由此形成了邮驿制度。借助马匹和驿卒，文书从长安送到中国最偏僻的城市最多只需14天。

看来人们可以从长安来讲述整个中国的历史：地理和人口、统治、官僚制度和社会、城市和农村、宗教与智慧指南、经济、基础设施和邮驿。但是皇城或者是明德门的样子可能也会具有欺骗性：它诱使人们把统治者的要求当作是现实。有些邮件从未到达目的地，并不是所有的道路都安全。在某些地区，人们不欢迎国家派遣的官员，因此他们与当地有权有势者达成妥协是明智的选择。公元657年时，国家官员应该有13465人，当时的人口约有5000万。约每3700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官员。与7世纪欧洲、非洲或者是北美的情况相比，这当然算很多。尽管如此它仍意味着，地方上的大多数事情必须靠自己解决，而国家依赖臣民的合作。这不是个统一的群体。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首先，他们从事的工作就存在很大的差异；其次，他们来自文化和习俗迥异的地区（水稻种植者对群体的依赖方式与小麦种植者或游牧民族不同，佛教徒对生死的定义与儒家不同，汉族瞧不起南方民族）；最后，他们因为出身各异而属于不同的联盟。虽然在唐朝时中国没有真正的贵族，但却有势力影响长达几百年的世家望族，皇帝及其官员对它们有所忌惮似乎也是明智的。在权势达到顶峰的时候，唐朝统治者得以将官衔与对国家和统治者的贡献放在贵族出身之前。后来新的等级制度产生，它建立在担当重要官职或者掌控军队的基础上。

对中国历史而言，中央和地方、统一与分裂十分重要，但是帝国和亚洲周边的势力中心也很重要。帝国统一并不是理所当然的。是什么造就了中国和中国文化，以及它尤其以众多地方文化中的哪些文化为基础，对此人们不得不一再进行重新定义。如果我们将长安城的历史和隋唐历史纳入更加广阔的中国历史背景当中，这会变得更为清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