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河流域：城市、农民与游牧民族

多亏有了文字，从公元前3千纪末开始，我们可以就用那个时期的名字来说明文化和城市，甚至还可以确定各位影响巨大的人物的身份。然而这也并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受乌鲁克城市影响严重的文化不知什么原因瓦解了，而且，要对接下来的动荡时代的各种统治与竞争有整体的了解也并不容易。虽然著名的《苏美尔王表》展示了有史以来整个两河流域不间断的统治者名单（包括他们的执政时间，并按照朝代划分），但是这个表有它的陷阱。它是直到后来很晚的时候（大约公元前1800年）才由一位巴比伦记录者根据过去的资料整理而成的，而且他也并非没有潜藏的动机。这个表希望表明，美索不达米亚一直是统一的并且受到神的庇佑，因此朝代是相继排列的，但事实上它们很多是同时进行统治的。有几个朝代被完全遗漏了，这点不管是从文字还是考古学上都可以得到证实。所以说，人们可以认为这个表相当震撼，是基督出生前近两个千纪的历史学科的一个标志，并且也赋予当时的统治者以合法性。人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起点，但我们不能完全信赖它。

考古学和文字发现的相互补充让人们对公元前2500年之后的历史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萨尔贡一世（Sargon Ⅰ，公元前2334—公元前2279年）将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城市整合在一起，为他的新王朝创建了一个新城市——阿卡德。这个城市具体位于哪里并不清楚。可能是在今天的百万人口城市巴格达地区的某个地方，在这里，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汇入波斯湾之前一度距离很近，因此可以一起控制。这个地方象征着最富传统的城市所在的南方与此时变得更加强大的北方的联合。南北方——正如此时的名称苏美尔与阿卡德之间或者是后来的名称巴比伦与亚述——之间的竞争对于美索不达米亚后来的历史非常重要。萨尔贡通过战争以及一再挫败反叛而成功实现了统一，但这也是因为一系列改革的原因，比如统一了度量衡和官方语言（阿卡德语），改善和协调了灌溉等。

萨尔贡死后还不到100年，阿卡德帝国就在古提人（很可能是来自伊朗山区的一个游牧民族）的冲击下瓦解了。古提人在阿卡德统治了应该有40年的时间。之后他们就再次从文字资料中消失无踪了。对于古提人我们了解甚少——除了美索不达米亚的记录者认为他们野蛮之外，这并不令人吃惊。农民和城市居民与游牧民族之间和平或伴有武力的接触是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上一再出现的要素之一。大多数接触就那样发生了，并未产生可供我们使用的文献资料。因此，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外来者静悄悄地移民并适应下来了，有多少农民转而开始游牧生活。公元前3千纪后半叶和公元前2千纪上半叶很有可能是以亚摩利游牧民族不断移民两河流域城市为特征的。城市统治者的名字显示它们已经被亚摩利人接管。但文化仍旧是苏美尔和阿卡德的。在公元前2千纪下半叶和公元前1千纪也有类似的渗透和文化适应的过程，这对当地自身的宗教、社会、政治或文化观念形成了或多或少的补充。像是来自东部的游牧民族加喜特人（Kassite）就把马引入巴比伦，并带来了马拉的两轮战车。他们在阿卡德语中留下了一些饲养马匹的专门用语和神灵的名字。除此之外，我们对他们知之甚少，因为他们被完全同化了。他们的适应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加喜特人在公元前16世纪成功地接管了巴比伦的统治权。

像古提人、亚摩利人或加喜特人这样的例子显示，语言、社会群体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多么棘手。语言不能简单地宣告一个社群，甚至一个民族与其他人存在着根本差异。人可以归属于某个群体，也可以再离开这个群体。语言群体和社会群体不一定是一致的。认定语言群体与“民族”之间存在着过渡、重合和模糊不清的边界要更明智一些，而不应认为它们是边界清晰、四四方方的单元。人们可以学习掌握语言和行为方式，也可以将其遗忘。必要时他们会巧妙地处理自己的身份。

古提人、亚摩利人和加喜特人还表明了一点：因为游牧民族大多没有文字，在记录者认为他们值得记述或者不得不对他们进行记述之前，我们对于他们几乎一无所知。然后记录者会从他们的视角来描述他们，偶尔也会配以历史与文化。但这不一定就是他们的历史与文化。不管怎样，我们通过这些（尽管是有倾向性编写的）文字知道了曾经有过古提人和其他人存在。他们曾经出现在我们的历史当中，后来又消失了。在有读写能力者视野之外的人也就无法进入历史学家的眼帘。对我们后来人而言，他根本就不存在——除非有几个坚定的考古学家发现他。很多社会群体和“民族”消失了。有的被灭绝了，有的自我毁灭了，或者成为自然灾害的牺牲品。很多被同化了，（可能在精英被消灭的情况下）被纳入一个更为成功的群体当中。还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民族”，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历史，因为他们在记录者的视野之外。对我们来说，除了把精力集中在留下了痕迹和直到当今都意义重大的那些人之外别无选择。但是人的存在所产生的影响比我们知道的大得多。

公元前2112年，高度集权化和官僚化的乌尔（Ur）第三王朝重新统一了两河流域。我们再次看到了改革：统一度量衡、司法、基础设施、农业经济。这个时期的大量文字资料显示，此时楔形文字在博学的记录者圈子以外也有人认识、阅读或许也书写了。在公元前2000年前不久，帝国在游牧的亚摩利人与埃兰（Elam）帝国［都城苏萨（Susa）位于今天伊朗的西南］的军事压力下瓦解。此后，我们就必须把整个新月沃土地区设想为受地方与地区势力中心影响严重的地区了，它们有时合作，有时互相敌对，但都试图扩大各自的势力范围。而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北部以及河流上游的中幼发拉底地区在文化上仍是相对统一的。周边地区受到两河流域文化的影响。有些群体开始用楔形文字来记录他们的语言。但是这些人似乎意识到了与真正的两河流域文化的差异。(www.xing528.com)

除了政治与文化地图之外还有一个经济地图。小泥板记录说，来自亚述（底格里斯河沿岸特别北边的一个城市）的商人在公元前19世纪生活在小亚细亚的城市内。他们用驴子组成商队，从今塔吉克斯坦和今乌兹别克斯坦运来锡器，从今阿富汗运来青金石，从今伊朗运来铁，从巴比伦运来羊毛和织物。这些商人相互进行财务担保。亚述和他们客居的各座城市为他们提供庇护，城市则从税收和关税中获益。有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这运转得非常好，后来亚述商人网似乎破裂。这个例子表明，城市中心的经济不仅由统治者主导或者深受圣殿及其神职人员的影响，同时也有一个充满活力的私人经济领域存在，并且在寻找自己的道路。很多保存下来的小泥板（商人信件、债券）都显示了这一点。

公元前18世纪是巴比伦迅速崛起的时期。它的崛起要归功于本身是亚摩利人的第六任国王汉谟拉比（Hammurabi）。他令这个此前还不值一提的幼发拉底河下游的地方城市成为两河流域的主导力量。他能成功要归功于巧妙的联盟政策、在战事上的好运气、即便获胜也保持克制的能力，以及将军事成就转化为持久的统治收益的对内政策。汉谟拉比统治时期也是苏美尔和阿卡德文化的繁荣期。但是汉谟拉比直到今天仍为人熟知却是因为一部与他同名的法典：一块高2.25米的石柱上以楔形文字铭刻了280条法规条文，并且配有《序言》和《结语》。这部法典在很大程度上是巴比伦时期系统整理的规模最大的法规条文集，处罚的严厉程度以及经常出现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则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这部法典具有什么样的地位仍不清楚：它为人们提供指引吗？它具有实际约束力吗？

汉谟拉比的统治是如此成功，以至于自那以来人们都以为巴比伦是美索不达米亚的中心，而且，至少若想统治南部就必须控制这座城市。尽管如此，在他于公元前1750年去世之后，汉谟拉比的继任者为保持帝国的统一费了极大的力气。临近波斯湾的南部地区在他儿子统治的时期就已经失守。那里形成了一个新的海地王朝。西北地区也很快受到了威胁。很可能这种状况是由自然灾害、经济困境和新游牧民族的迁入一起造成的。此时声望和领土要求都小得多的古巴比伦帝国在公元前1595年因为赫梯人的突袭而终结，赫梯人在公元前17世纪在安纳托利亚建立了一个帝国并且自那开始不断地扩张。赫梯国王穆尔西里（Mursili）洗劫并摧毁了这座城市，并将城市守护神马尔杜克（Marduk）的雕像掠走。汉谟拉比的王朝再也没有从这一耻辱中恢复过来。先是南部的海地王朝掌控了大局。随后一个加喜特家族掌握了权力，他们很快把马尔杜克雕像带回了巴比伦。

在古巴比伦帝国之后是中巴比伦时期。它以大量、有时是十分剧烈的移民运动和权力交替为特征。两河流域在政治上陷入外来力量——埃及和小亚细亚的影响。技术方面，铁作为工具与武器的原材料变得普及。这时单峰骆驼出现在饲养动物当中，再晚一点儿又加上了双峰骆驼。有骆驼作为座驾，沙漠不再令人恐惧；新的贸易与作战通道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