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定居的结果：全球六个地区的定居点调查

回到新石器革命时期，当时人类已在世界的6个地区定居。我们来看一下中东新月沃土的这一进程，该地区从埃及北部和今天的以色列经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西部直到波斯湾。对于该地区我们了解得非常之多，因为这方面有非常好的考古成果、非常多的文字记录和非常多的研究。该地区被叫作新月沃土，这是因为美国考古学家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德在看地图时动用了一点点想象力，他发现，该地区整体看起来就像是一轮小小的新月，当时这里发现的早期村庄和城市的证据越来越多。

考古界对中东感兴趣，这是因为巴别塔/巴比伦或者亚述（Assur）/亚西里亚等地方出现在《圣经·旧约》当中。随着考古发掘的进行，特别是在成功破解楔形文字之后，一方面人们清楚了，《旧约》中所描写的地方和事件是真实存在的，对基督教神学家来说这是令人高兴的，他们的书得到了专业的古代近东学的证实；另一方面也清楚了，《旧约》中的关键段落，比如说约伯受苦的故事或者是挪亚方舟和大洪水的故事在巴比伦文学中都有样板。难道《旧约》的很大一部分对基督教而言根本不是那么具有权威性？它们只不过是巴比伦原型的复制品吗？这些问题引发了一场《圣经》巴别塔的原则性争端。对很多欧洲人来说，西方文明的犹太-基督教根基在1900年前后悬于一线。结果是更大的兴趣、更多的发掘。一个深受多种文化影响的广阔地区被重新发现。

在1万多年以前，该地区为很多人提供了便利的自然条件：作物的品种、可饲养的动物种类、可以产出好收成的沃土，再加上充沛的降水和可以与灌溉体系相连的河流。看到目前黎巴嫩、叙利亚或者伊拉克贫瘠和尘土飞扬的景象，我们可能很难相信这些。但是在3500年前，人们还可以在叙利亚追捕狮子、大象、瞪羚和鸵鸟。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小片森林和广阔的草原交替出现。当时的气候和今天差不多，但是人类对大自然的影响要小得多。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景象是人类几千年定居的结果。

最早接触到农业的是新月沃土的具体什么地方，我们并不清楚，而且，即便是积极乐观的考古学家也认为不可能根据考古学的各种规则对整个地区进行发掘，所以我们永远都不能完全确定。或许这也没那么重要。因为从公元前1.2万年到公元前1万年间有一个漫长的过渡期，它因为约旦河西岸的发现地点而被称作是“纳图夫文化”。人们在尤其方便寻找食物的地方盖起土屋，这种土屋的地面比周围低一米。他们在那里埋葬死者。但他们也在那里居住，人们在屋内找到了很多石制的工具和存储容器。食物大部分仍是靠捕猎和采集。但是这些村民（如果我们想这么称呼他们的话）可能已经在有目的地播种野生谷类，而且他们可能已经在养狗做伴了。纳图夫人或类似的定居点在新月沃土的中部和西部发现过，但在东部和东南部则没有发现。

公元前1万年到公元前6000年的时候，人们转而开始主要靠自己有计划的生产来获得食物，而不是四处找寻、打猎。人类的耕种改变了地貌。他们通过挑选淘汰和重新播种改变了小麦和大麦等特定作物。他们先是把山羊、绵羊，然后是把猪留在身边并饲养它们。房子开始变得四方，仍是平房，但变得更大，定居点的面积增大了，部分房子看起来不再像是住房，而像是被用作集会地点或者是宗教活动的场所。屋子的四周建起了土堤，然后是城墙。巴勒斯坦的杰里科（Jericho）就是一个十分早期的例子（从公元前8000年开始），小亚细亚南部的加泰土丘（也译恰塔尔休于）则年代略近一些。因为土耳其目前已有很多考古研究，这让我们认识到，对于这一早期阶段我们的设想必须多种多样。不存在这样一个地方：新知识从那里产生出现并令所有人信服。人们在不同地方发现各种技术并相互学习。他们利用新技术或者保持不变。人们也会遗忘。定居点建立起来后又被遗弃或摧毁。在定居点社区内流传下来的知识亦随之丢失。(www.xing528.com)

其后不久，人们开始用黏土制造容器并通过烧制令其结实耐用且防水。在陶器时代，保存和加工食物变得更简单了。人们可能也从事贸易，比方说用陶器和黑曜石——一种天然的火山晶体，它可以加工成切割工具，人们在距离可能的产地十分遥远的定居点发现了它。西西里以北的埃奥利火山群岛居民在公元前5千纪时的时候日子真是好过，因为他们的黑曜石数不胜数，因此可以大把大把地赚钱。像篮子、毛皮或纺织品等动植物产品是否也进行了交易，我们不清楚，因为经过上万年后它们无法保存下来。所以考古学家无法找到它们。相反，陶器不会消失。因此，考古学家根据陶器加工的方式（形状、颜色、主题、制造技术）来区分不同的文化，并根据发现的地点来加以命名。哈苏纳（Hassuna）文化用几何图案来装饰其容器；萨迈拉（Samarra）文化的陶器五颜六色，相对大型的陶器也会画上动物和植物主题的图案；哈拉夫（Halaf）文化拥有十分先进的烧制技术。特定的陶器形状是否也意味着统治阶级与社会大众、村庄与城市组织、狩猎与耕种技术之间存在着差异，换句话说人们发现的局部对于整体来说是否具有代表性，这仍是个棘手的问题。

在公元前5500年前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中下游流域开始有人定居。长达几千年里，这个地区都是新月沃土地区的文化和政治中心。这里诞生了巴比伦，该地区则有了巴比伦尼亚的名字。两河流域或美索不达米亚（希腊语méso pótamos即河流之间的意思）深受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这两条河的影响。这里有从山上冲积而来的肥沃土壤。因为地势平坦，特别是幼发拉底河水流平缓，河水带来的泥沙沉积，所以洪水一再暴发。河水改变流向，留下了肥沃的土壤。但是某个渔村或者港口也可能因此而突然距离河道几公里远，从而失去生存的基础。

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沿岸，农耕只有借助灌溉才可能实现，因为降雨极其罕见而且降雨量极小。但灌溉的条件十分有利，因为地势十分平坦，而且所有土地都适合灌溉。定居意味着复杂的社会组织，因为人们必须建造并维护灌溉系统，他们也必须解决随之出现的盐化问题。如果这能成功，那么就可以长期养活大量人口。此外还可能取得盈余，并以此来进行贸易。两河流域既没有石头、金属也没有木头。只有黏土、烧制或未烧制的砖以及沥青可以用来建造。其他的一切都不得不通过交易或者是抢掠获得。劳动密集型的灌溉农业主要集中于种植大麦、芝麻和椰枣。这些与养绵羊、山羊获得的肉，奶制品以及河流、湿地里的鱼一起构成了充足的营养基础。当然，这只有通过与周边草原地区与山区的人交易才真正有益。相应的，这些地区也出现了专业化。游牧业与农耕、畜牧同时发展起来。两者从一开始就相互依赖。

因此，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沿岸形成了具有劳动分工和等级制度的社会组织。对于集体的存亡来说，大量的对外接触是有益的。在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3000年之间，灌溉耕作的两河流域南部地区人口增多，在苏美尔尤其明显，而北部人口减少。苏美尔人起初生活在很多个较小的定居点内，但他们很快就更喜欢大一些的定居点，然后是城市。城市周边集中了很多村庄。在公元前3千纪时，两河流域南部深受今天我们所说的城邦的影响，它们相互保持着和平或伴有武力的接触，以及远超过地区以外的贸易关系。在这些城市当中，对幼发拉底河下游的乌鲁克（Uruk）的研究做得最好，它可能也是这些城市当中最大的一个。它们都深受圣殿的影响，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每座城市都将一个神灵视为保护神，负责庇佑这座城市。但同时这个神灵也是一个神灵家族、群体或者是世界的一部分。圣殿装饰豪华。我们必须这样认为，除城市统治者之外，圣殿及其神职人员和地产是城市中一个尤其重要的经济要素。神殿和统治者的住所显示，这些城市的绘画和雕塑技艺已经十分发达。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对一切人类文明都十分新颖并且对未来产生了深刻影响的要素——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