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人口迅速增长导致的灾难与不幸

当尼安德特人消失时、美洲有人居住时或者是人们在新西兰登陆时，地球上究竟生活着多少人？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并不容易，因为不管是毛利人、美洲人还是尼安德特人都没有进行过人口统计并把他们的结果记录下来。两河流域在公元前3800年前后、埃及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分别进行过人口统计。《路加福音》在讲述耶稣孩童时期的故事时曾说过，罗马帝国曾在奥古斯都时期进行过人口统计。但是结果我们已无从得知。有可能它也只是在叙利亚行省内进行的。中国在公元2年就有了人口普查的结果。它并不像今天的统计学家所做的那么精确，但是它毕竟获得了结果。人们可以从人口普查中知悉，在公元2年时，在中国生活的人口在5900万～7100万之间。这很好，但是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这之前和之后都发生了什么。除此之外，庞大的中国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对于欧洲本身来说，从1800年起我们才得以做出真正可靠的说明。此时，库克船长在对太平洋进行测绘时所展示的手段成为标准：数字和数据、地图和登记册、测量和规则。英国这个欧洲国家、这个对人口史研究得最好的国家虽然在17世纪以来提供了不错的数据，但是关于1800年之前的世界人口的一切说法其实都是以估计为基础的。如果我们要说明世界史上的人口数据，我们回首所见是一片漆黑，而且我们的统计所散发的光亮要比那个时代的人拥有的数据所散发的光亮更多。我们从个别城市或者统治地区的数字来推算，从中世纪欧洲宫廷的清单和税单来推算，从中国的人口普查来推算。我们将那个时代的人的估计和观测转化成现代的数字说明。我们大大咧咧地对考古发现进行诠释。我们沿着历史往回走得越远，这种不确定性就越大。

在公元前8000年时，地球上可能有500万人，还不到今天在开罗城区生活的人数的1/3。这样看来人口密度非常之低，但地区差异是很大的。在地球的某些地区根本没有人，而在另外一些地区，捕猎者和采集者则沿着熟悉的路径移动。部分地区的人口密度明显增大，因为人们开始耕种和畜牧。这个过程被称为“新石器时代革命”。但是我们必须更多地把它设想为一个持续了几百年的过程。人们先是带着幼小的动物一起迁徙。他们学会收割草叶根茎，它们需要多个加工过程才能食用。他们一再寻找同样的地方，因为某种草叶根茎生长在那里。然后他们可能开始有目的地影响某些植物的生长。除屠宰以外，他们也把动物留在身边以获得其后代，这样就不用每年都要抓捕新的幼畜。这样，一代代过去，他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稳定。这令住所成为可能，先是较小的定居点，然后是比较大的。

这个过程在地球上的不同地区大约同时进行，除了欧洲（这里后来才开始）和澳大利亚（直到欧洲人到来之后才开始）。它的形式多种多样，因为饲养的动物和耕种的作物不同。在南美安第斯山脉种植的是豆类和土豆，饲养的是豚鼠。在墨西哥高地则是玉米、南瓜和火鸡。在非洲东部是黍类、木薯和牛。在中东是小麦、大麦、绵羊和山羊。在今天的巴基斯坦人们集中种植大麦、棉花，还养牛。在中国则是黍类、水稻和猪。耕种和畜牧也与新的生活方式密不可分。女性不再需要每天背着小孩活动。她们限制母乳喂养的时间，因为没有了频繁母乳所带来的避孕效果，她们有了更多的孩子。在定居点，某些人得以摆脱了农田劳动，以便专门从事某类工作；手工业、贸易或者是维护与天国、永生和神的关系。

考古学家在波斯尼亚发现了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定居点。在当时房子所在的位置，如今发现了各种日用品。它们表明，各地纺织、研磨和剥皮的方式并非都是一样的。当时是有专业人员的。在这样的定居点也发现了经过1000多公里遥远路程才抵达的物品。珍贵的斧头、首饰肯定是经过漫长的旅程才运到这里，要么是买卖，要么是交换。而且考古学家还发现了某些不仅是波斯尼亚才有的东西：在同一个地方，人们埋葬的方式十分不同——花费的心思有多有少，陪葬有多有少，而且差别很大，它们应令人们在天国的生活更加容易。显然，社会差异是存在的，这点在死亡上也清晰可见。

当人们长期在一个地方生活时，劳动分工、手工业和贸易就开始了。较为明显和持久的社会差异形成：它表现在所有者和一无所有者之间，从事贸易者和不从事贸易者之间，男女之间。可能是先有了一个定居点的首领，后来是一个城市的首领，然后是多座城市的首领，王侯、国王、祭司王。农耕、畜牧、劳动分工和等级制度意味着在一个区域内可以生活的人更多了。因此，地球人口数量有了较大的增长。经过数千年的时间，这明显显示出它的影响。基督出生时，地球上可能生活着3亿人，在公元1200年左右有4.5亿，其中各有2/3是在亚洲。但是这种人口增长的代价是高昂的。对南美安第斯山脉人类骨骼的测量发现，当人类开始定居并且进行经济分工时，平均身高明显降低了。平均身高是人类健康的一个可靠指标，因为营养充足的儿童通常在成年后的身高会高于营养不良的孩子。

经济学家会说，在经多年取得的小幅增长背后是明显高得多而且每年都波幅很大的人口代谢。孩子更多了，但是儿童死亡的也更多了。在狭小空间内的人更多了，对细菌和病毒来说这是理想的条件，结果是捕猎者和采集者都不了解的传染病。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也令发生较大规模的战争有了机会。牲畜瘟疫和庄稼歉收令定居点的饮食基础面临威胁，结果是难以避免的饥荒。运输工具和渠道不足以令地区之间实现平衡。回到丛林已不可能，因为随着过渡到定居生活人们已经失去了捕猎和采集生活所要求的能力与技巧。捕猎者和采集者灵活机动，善于躲避和适应调整。在灾难发生时，他们的死亡是零星的，或者是小群体范围内的。在定居点、村庄和城市里，人们更安全了，但也更容易受到伤害。(www.xing528.com)

人口统计学家的图形显示了人口缓慢但持续的增长，但对于人类充满不幸和灾难的日常生活却一点儿都没有讲述。欧洲城市中一半以上的死亡者是儿童和婴儿。有些文明通过有目的地杀死孩童来控制这种淘汰进程。定居者在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肯定要低于捕猎者和采集者。一旦度过了危险的头几年，他们的预期寿命就明显提高。但是每个定居的人在一生中很有可能要经历一场重大的灾难，就像《圣经·启示录》中需要末日骑士登场的那种场景：战争、饥荒和瘟疫。它们的规模可能难以想象。公元1233年，当时中国金朝的都城南京（今开封）在6个月之内就有近100万人死亡。1346—1353年，黑死病造成了中西欧30%～50%的人死亡。一旦感染，几天内就会死亡。很难设想那种在定居点或者城市里几个星期之内就会损失一半人口的生活。在西班牙人到达加勒比和南美之后，当地人口很有可能在一个世纪内减少了90%。原因主要是欧洲的传染病——流感、麻疹、天花以及后来的斑疹伤寒。在南美城市和人口密集的农村地区生活的人没有任何天然的抵抗力。

14世纪的黑死病和16世纪南美灾难性的流行病因为规模巨大而对世界人口统计产生了清晰可见的影响，所以可算是特例。比这种载入世界史的灾难更为重要的是，在整个社会普遍依赖农耕和畜牧的地方发生的“普通的”致命危机：儿童的高死亡率和感染的长期威胁，有时是整个社会的终结。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过去200年来世界人口的迅速增长完全是非同寻常的。在欧洲，18世纪时就业不规律、受饥饿贫困威胁的下层阶级的数量就已经大幅上升。英国教士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在1789年就急切地警告，不要救助穷人。人口倾向于几何级数（1、2、4、8、16……）增长，而生活资料顶多以算术级数（1、2、3、4、5……）增长。饥荒和穷人的灭亡对于预防今后更为严重的灾难是必要的。这个看起来毫无同情心的见解忠实地还原了直到1800年时欧洲人的经验之谈。但是接下来所发生的则完全在他们的经验之外了。人口进一步增长，但是他们活下来的概率也增大了！这有多少要归功于工业化、农业、医疗的发展或者是对欧洲以外地区的剥削，我们在后面会进行解释。重要的是，欧洲人口在1800年（1.54亿）到1900年（2.95亿）之间几乎翻了一番，同时，饥荒减少（爱尔兰1845—1852年的大饥荒是个例外），不管怎样下层阶级的生活水平在19世纪下半叶提高了。1900年时，欧洲人口占了全球的18%。与占了整整55%的亚洲人相比这不是很多，但是比一个世纪前是多多了。而且我们必须考虑到，在19世纪离开欧洲的人数之多也是空前绝后的：北美、南美的部分地区、非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直到今天仍受到19世纪欧洲移民的深刻影响。

20世纪欧洲的人口增长（2000年为5.1亿人）低于19世纪，21世纪初时增长完全停止。法国是这一趋势的先驱，它的人口在19世纪末时就已经停滞了。比食品种类的增多更不符合英国教士马尔萨斯的理论的是：生活充裕的人似乎自愿放弃了后代。而欧洲以外的地区则形成了与19世纪的欧洲相类似的活力。这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世界人口增长：1800年时是10亿，20世纪20年代是20亿，1974年是40亿，2011年是70亿。世界人口的增长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没有以往那么强劲了。但是它还在增长。联合国估计（可能也希望），增长曲线进一步平缓，到22世纪初时我们的子孙会有整整100亿人。

除了这个单纯的数字之外，21世纪初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是不同寻常的。如今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的婴儿死亡率像1900年时的德国那么高，但在当时它可是全球的典范。与此相对应，预期寿命也大幅提高。在1900年的德国还不到47岁。而根据2012年的联合国世界人口报告，这相当于目前塞拉利昂的数字，这是全球最低的。目前德国的预期寿命是80岁。我们的墓地里满是高龄去世者，这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