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库克的航海征程及其影响

詹姆斯·库克是英国东部沿海地区一位贫穷雇农的儿子，工业革命前艰苦的农村生活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随父亲一再迁徙，寻找工作和生计。据他后来的同伴说，他有可以吃下和消化几乎所有食物的能力。他的七个兄弟姐妹中只有两个姊妹活到了成人年纪，其他的都夭折了。库克先是在一位商人那里学徒，后来开始出海。他没有从普通的水手开始，而是受托在家乡地区和伦敦之间从事贸易活动。库克周游到了很远的地方，也到过挪威和俄国等地。但大多是到伦敦——他的资助人的商业重心。

在航海之路上越走越远的不仅是詹姆斯·库克。由于运河和道路的建设，交通状况得到了改善，港口得到扩建，新型船只出现。英国当时正处于工业化的开端。伦敦港口一片繁荣兴旺。库克在那里建立了不少有用的联系，也在那里结识了后来的妻子伊丽莎白。18世纪50年代中期，他转而投身海军，在那里，好学、可靠、雄心勃勃的他很快引起了注意。而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也助了他一臂之力（在欧洲它作为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对欧洲各大列强的战争为人所知）。腓特烈二世只得到了英国人的支持，而且主要是以资金的方式。因为，对库克的祖国来说，这场战争首先是与法国人的冲突，而且它是全球性的——在北美和印度也爆发了战争。英国人给普鲁士人钱，目的是让法国人在欧洲也忙于作战。因此这场战争在北美被称作“法国—印第安人战争”。对美洲人、印度人，可能还有英国人来说，这场欧洲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

库克在欧洲战场上获得了首个指挥官职务。1757年他成为船长。1758年他出海前往加拿大，在那里与法国人作战。库克船长不仅忙于战斗，同时也进行测绘工作。他制作了精确的圣劳伦斯河区域地图，这令英国人的作战计划受益匪浅。1762年他所属的舰队负责将法国人赶出纽芬兰。他接到命令，先是为圣劳伦斯河湾前的这座岛的部分地区，后来则是为整个岛绘制地图，在战争结束后很久他才结束这项任务。此外，他也对天文学——对远洋航行确定方向至关重要的一个学科——感兴趣。1762年，他抽出时间在伦敦成了婚。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伊丽莎白也只是偶尔才能看到自己的丈夫。他大多数时间都在海上。而库克的父亲在家庭生活上的不幸也在他事业有成的儿子和儿媳身上重现：他们的六个孩子全都夭折了，而伊丽莎白则安然度过了每一次的生产。

为什么库克在战争结束几年之后接到了前往南太平洋的委托，这点不得而知。我们只能猜测：库克在当时已经是公认的经验丰富和审慎周全的船长。他在伦敦政界和海军都有很好的人脉。他也熟悉他要驾驶的这艘船。“奋进号”（Endeavour）此前曾以“彭布罗克伯爵号”（Earl of Pembroke）的名字在英国沿海地区运输煤炭。库克的事业就是从这样的船上开始的。除此之外，正式委托正好符合他对天文学的兴趣：在南太平洋尤其良好的条件下观测金星凌日的天文现象，这样就可以计算出地球与太阳的距离，从而更加精准地确定船在茫茫大海上的位置。而对此次航行的下面这个附带目的而言，库克的测绘知识具有很大的帮助：当他完成天文任务后，他要寻找南半球的大洲。

“奋进号”是独自出航的。库克的第二和第三次航行都有多艘船只同行。这意味着在海难发生时生命可以得到保障，但库克的第一次世界航行却不能向参加者保证这点。在当时，海上只有纬度是精确的，经度却不是。海图也不可靠。当猛烈的暴风雨来袭时，被吹跑的船要找到自己本来所处的位置并不容易。整船人的命运被交到了老天爷的心情和船长的能力手上。反过来，失去了船员的支持，船长也无计可施。对他来说最大的威胁并不是极其罕见的哗变——这个命运共同体宣告解体不仅令人憎恶而且也会受到严惩。最大的威胁来自疾病，特别是坏血病。这种当时还不为人所知的维生素C缺乏症是船上饮食单一的结果。患病后所有船员都会出现牙齿脱落、皮下出血、肌肉萎缩、发烧、腹泻和整个身体虚弱乏力等症状。因为帆船（蒸汽船在100年后才被用于航海）只有靠大量男子艰苦的体力劳动才能保持航向，坏血病因为发病率高而且一旦发病就无法阻挡而成为一个致命的威胁。当詹姆斯·库克决定带酸菜上船并且在航行期间一再补充大量的新鲜水果、蔬菜和酸菜时，他肯定是了解了当时最新的研究成果。船员们不喜欢酸菜，他们觉得把上岸时间花在四处搜罗酸菜上实在是太夸张了。但是他们很快就开始感激船长这些令人瞠目的措施了。“奋进号”以及后来库克环游世界的所有船只的死亡率相对而言都是非常低的。他的领导风格被公认为十分严格，但是考虑周全。

对于21世纪的人来说，“奋进号”上的生活是难以想象的。这艘船长不到40米，宽不到9米——就像是足球场的罚球区那么大。即便是有几层楼高，对94个人来说也不算是很大的空间，他们与技术设备和几年的口粮挤在一起，而且往往几个月看不到陆地。船上的乘客包括绅士学者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他带了两名瑞典博物学者、两名绘图师、四名仆人和两条狗与他同行。相对于班克斯而言，余下的人——船员和不同军衔的海军士兵、木匠、打造武器和裁减风帆的工匠、厨子和面包师傅——就不得不大大降低对私密性，甚至是空间的要求了，当然，和我们今天就更没法比了。船员没有睡觉的地方。他们把吊床固定在食堂桌子的上方。换衣服最好是想都不要想了。不管怎样，库克仍然做到了让船上的所有人员每周洗一次澡——当然是用海水。在第二次航行中成为班克斯随行成员的德国年轻植物学家、画家以及后来的教授和革命家格奥尔格·福斯特（Georg Forster）就曾在游记中抱怨有的新西兰毛利人气味难闻。相信他自己船上的食堂在早间的气味肯定也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班克斯登船并不是为了消遣。除观测金星凌日和寻找南半球的大洲之外，“奋进号”还有一个科学计划：将异域的人、动物、植物、石头和土壤记录下来。18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科学启蒙发展的高峰。欧洲人将他们的文明与其他文明相对比。他们搜集各种知识将其分门别类，以加深对自身的理解并推动人类进步。这是有绘图师和学者随船同行的原因。

英国人横跨大西洋，在里约热内卢做了短暂停留。后来他们绕过火地岛和今天智利南部的合恩角，向着南太平洋塔希提的马泰瓦伊湾（Matavai Bay）行驶。因为以前的探险旅行，人们已经相当清楚马泰瓦伊湾的位置。那里的居民被公认为亲切好客，在船员逗留的三个月时间里，他们也的确不负盛名。负责观测金星的这位天文学家甚至在“奋进号”上找到地方建了一个观测站。在他的工作完成之后，真正的发现之旅开始了。英国人在塔希提留下了一些欧洲货物，它们令当地波马雷（Pomare）家族的首领俨然成为整个塔希提最为重要的领导人。而在那之前在南太平洋并不为人所知而且也无法治愈的性病也是英国人的遗产之一。

库克船长在塔希提将图帕亚（Tupaia）带到船上——他是一位非常了解该地区的牧师。在图帕亚的帮助下他们先是勘察了塔希提以西的大量岛屿，然后又向南一直到了南纬40度附近，但并未在那里找到任何陆地。随后库克转而向西，按照以前荷兰人的说法，“新的西兰”肯定就在那里。他于1769年10月在今天的小城吉斯伯恩（Gisborne）附近登陆北岛。接下来的6个月，他都花在了为新西兰精心测绘制图上。这时给了他很大帮助的不再是图帕亚的地理知识，而是他的语言能力了。令人意外的是，即便在西南方向4000多公里以外的地方，人们仍能理解塔希提的语言。库克和他的下属对有着强烈求知欲同时也非常好斗的新西兰毛利人十分尊敬。这是有道理的：直到19世纪中期，白人在新西兰还会被杀死或者吃掉，因为他们（有的是因为没有意识到，有的则是因为不小心）无视了毛利人的规矩。在新西兰，库克船长直到今天仍是一位知名度非常高而且备受尊敬的人士，因为他将这片土地带入世界地图中，并且对待毛利人十分尊敬。库克最重要的传记作家——约翰·比格尔霍尔（John Beaglehole）就是新西兰人，他也曾出版过库克船长的航海日志。

从新西兰出发，库克一路向西，向着“新荷兰”所在地——后来的澳大利亚行进。荷兰人阿贝尔·塔斯曼（Abel Tasman）在100多年前就已经粗略记录下了它的西海岸（今天珀斯所在的位置）的样子，但对东面却一无所知。库克一路沿着整个东海岸航行，从最南端的塔斯马尼亚到热带地区的约克角。他又一次绘制了地图。与澳大利亚人的接触仍是极其罕见而仓促的。与毛利人相反，他们对与白人贸易不感兴趣。图帕亚的语言能力也出了问题。显然，后来被欧洲人称为“原住民”（aborigine）的这些澳大利亚人与塔希提人和毛利人完全不属于同一个族群。库克以为，他们是比欧洲人更快乐的人，因为他们没有白人终其一生都在追逐的、对物品和舒适的需求。他建议将今天悉尼附近的植物湾（Botany Bay）作为英国基地的候选位置。没过20年，这里便建立起一个流放罪犯的殖民地，当时欧洲人刚刚开始占领澳大利亚并对原住民、他们的语言和文化进行大规模灭绝。

大约在植物湾以北2500公里、今天的库克敦（Cooktown）附近，“奋进号”在错综复杂的大堡礁遭到了几乎不可修复的损坏。在完成了必要的修理之后，库克穿越大堡礁将船重新驶回到宽广的洋面，这被公认为是他的航海杰作之一。这时的方向则是家乡：先穿过托雷斯海峡（Torres Strait）到荷兰的一个基地巴达维亚（Batavia）——今天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在这里，库克的大批船员患上了疾病。他们患的是疟疾还是痢疾——对此还存在着争议。可以确定的是，少数几个因此而丧生的人当中就包括了来自塔希提的牧师、为库克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图帕亚。从巴达维亚出发，“奋进号”跨越印度洋，在南非最南端的开普敦稍作停留后于1771年7月17日抵达伦敦。

库克船长的第二次航行不再具有天文学目的，而是主要以寻找神秘的南方大陆——“未知的南方大陆”（terra australis incognita），或者是证实它不存在为目标。库克的“决心号”（Resolution）在1772/73年、1773/74年和1774/75年的12月至3月间在南半球航行了三个夏天，它在南半球尽可能地向远处行驶，最初是在另外一艘船“探险号”（Adventure）的伴随下。它们为远离有人居住的海岸线的漫长航行做好了准备：两艘船共带了45吨的耐贮饼干、近14吨面粉、42.5吨腌制猪牛肉、20吨豆子、10吨小麦、14吨酸菜、4吨咸白菜、整整8.8万升水、超过2.9万升啤酒、7700升朗姆酒和白兰地，还有4700升红酒（只限于船长、军官和科学家饮用）、黄油、奶酪、糖、油、醋、葡萄干、盐等等。新鲜水果和蔬菜在登陆时会再次采购，而在漫长的极地航行时就不得不在没有新鲜果蔬的条件下度日了。

前面提到的第二次航行的随行科学家格奥尔格·福斯特在回顾旅程时曾这样描述过其间的辛劳，特别是在南极海域的浮冰之中寻找方向时：

几乎永远都被包裹在浓雾当中；雨、冰雹和雪交杂在一起；尽管是盛夏时分，但空气寒冷到了温度计的冰点；环绕我们的是数不清的冰岛，我们一直处于避之不及的危险当中；每天的饭菜除了腌制食品别无其他，再加上霜冻和湿气，这令我们全身的血流紊乱……总而言之，不适感令我们所有人都产生了对可以身处更舒服的环境、老天能够更温和一点儿的最热切的愿望。

在陆地上长大并生活的脑力劳动者福斯特对船员们的能力大为赞叹：

为了保温，他们来来回回地奔跑，直到有工作要做。风向如有变化，就要把风帆调整到别的位置，但是如果风力增强的话，就需要收起部分风帆，有时甚至要把其中的几个完全卷起。这种危险的操作看起来非常惊险，至少对所有不习惯看人把生命悬于一线的人来说是这样。一旦风帆的最下端从甲板上松脱并被刮起，风就会在其中呼啸，风帆打在帆骨和桅杆上，整艘船都会跟着震动。水手们立刻没有一丝畏惧地以令人惊叹的灵活性矫捷地爬到延伸在外的第二段或第三段桅杆上。在那里，用粗壮缆绳捆绑的帆骨和横杆横跨在船身的上方；一条两头和中间都固定住的晃晃悠悠的缆绳则是无所畏惧的水手站立的地方。六到八个水手敏捷麻利、步伐稳健地在这条缆绳的两边行走，直至横杆的最外端，尽管风将迎风展开的帆大力来回甩动，他们脚下的缆绳也不断晃动，而且船也在不断地摇晃，在那么高的地方这种感觉只会比甲板上更强烈。……与此同时，我看到一条很长的横杆一端没入涌来的海浪当中。站在一根悬挂在桅杆约60英尺（17米）处的帆骨一端的水手……每来一个浪都会摇晃着划出一个高五六十英尺（17～20米）的弧形。他一会儿好像被甩入了海里，一会儿又好像触碰到了星星。……值得一提的是，不管是身处阳光灿烂的白天，还是漆黑的夜晚，对他来说肯定都是无所谓的，他能相信的只有自己粗糙的双手的摸索。(www.xing528.com)

在漫无天际的南太平洋的浓雾里，护航船“探险号”在发现之旅的第一年走失了。福斯特写道，“决心号”船员哀伤地看到自己

不得不独自继续讨厌的南方之旅，并且不得不重新踏入寒冷天气的危险当中，但却没有了此前唯一的希望——从我们的同伴那里获得救援，如果我们自己的船不幸迷航的话。

三个月后，它们在约好准备在南半球过冬的新西兰的碰头地点重逢。接下来的一年里，两艘船完全断了联系；“探险号”因而比库克的“决心号”提早一年回到了英格兰。

库克利用南半球的冬天在新西兰或塔希提进行必要的维修，让船员休息，并将另外一些岛屿标注到欧洲的太平洋地图上。他在此期间的航行距离十分惊人。1774年3月，库克曾经到了今天属于智利的复活节岛。他随后转而向西，经过马克萨斯（Marquesas）群岛、无论如何都会经过的塔希提、汤加和斐济群岛的西南边缘（当时他并未意识到），来到瓦努阿图群岛。从那里一路向南直到位于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东北1500公里、复活节岛以西8000多公里的新喀里多尼亚。8000公里！这相当于芝加哥到莫斯科的距离了。瓦努阿图和新喀里多尼亚的居民把库克抓了起来。他们在语言和文化上显然与东边距离他们并不是很近的太平洋居民有着明显的差异。而这些观察当中也反映了美拉尼西亚群岛和波利尼西亚之间的边界。

库克到过的很多岛屿，在此之前人们从西班牙人和荷兰人那里都有所耳闻。但是由于经度说明并不确切，它们都不怎么可靠。库克的第二次航行也因为证实英国钟表匠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真正解决了经度问题而被载入地理学发展史。哈里森制作了在温差很大、潮湿和风暴天气下也运行可靠、精准的钟表。这样，通过当地时间（可以通过观察太阳和星星来确定）和英国时间（这可以从哈里森的表上看到）之差就可以确定当前所处位置的经度。

1775年库克回到英国。他被引见给王室，并受到伦敦上流社会的盛赞。但一年之后他就踏上了第三次世界之旅。在库克证明了并不好客的南半球并不存在几百年来人们一直以为存在的大洲之后，他似乎成了负责几个世纪以来都未得到解答的环绕北美一周这个问题的恰当人选，而且不是从大西洋而是从太平洋出发。自16世纪起人们就在寻找西北通道，但却徒劳无功。关键仍是下面这个问题：如何能最快速、成本最低地抵达中国和印度。当时巴拿马运河还没有建成，经火地岛和合恩角绕行南美洲太过遥远和危险。苏伊士运河当时也不存在。绕行非洲经印度洋和南海到中国时间太长，而且因为风向的关系在某些季节是不可能实现的。

库克再次带了两艘船出发，这一次它们在整个探险旅行期间都待在一起。南太平洋再次成为首个目的地，他们再次到了塔希提，再次有了一些较小的发现。但是这次旅行也有些不同。这一次没有学者随行。船上也只有一名画师。此次旅行的目的也比头两次要明显突出了，它更多地与英国的世界地位有关，而不再是科学启蒙。詹姆斯·库克自己这些年来似乎也变得更加没有耐性、更加专横了。他的船员常常对他不满。库克在岛上遇到的那些人也觉得他不怎么和善。

库克从塔希提出发向北，在1778年1月完全是意外地成为首位抵达夏威夷群岛的欧洲人。在当地短暂逗留之后，他向东向着北美沿海地区行驶，并在1778年3月抵达。接着他从今天加拿大和美国边界往南一点儿的位置试探着出发，继续寻找通往大西洋的既没有陆地也没有冰面阻隔的航线。他到达白令海峡，继续向北，来到此前从没有欧洲船只到过的地方。但是他并没有发现西北通道。直到20世纪初，挪威人罗阿尔·阿蒙森（Roald Amundsen）才驾驶着一艘小船成功地从北面绕行了美洲。尽管气候发生了变化，但是直到今天这里仍没有一条实际可用的航线。

到北半球夏季结束的时候，库克要避开的冰越来越多。他在11月底抵达夏威夷群岛，打算在这里过冬，然后在1779年夏天再次启程去寻找西北通道。但是詹姆斯·库克却没能度过接下来的这个夏天。他于1779年2月14日去世，在一场因为夏威夷人拿走他的小艇而引发的暴力冲突中被人刺死。在这场冲突中共有20多人丧生。这形成了一个循环，因为在第一次航行期间库克第一次与新西兰毛利人接触时情况就曾失控。当时有一名当地人死亡。尽管当时来自塔希提的牧师图帕亚能够与毛利人对话，因此可以进行某种文化上的协调，但也未能避免严重的误解。

文化上的误解贯穿了所有的三次旅行，尽管库克行事非常谨慎，并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温和并且爱好和平，但是在他的部分船员看来，他对陌生人的态度倒不如说过于深信不疑了。欧洲人对于婚姻、家庭、财产、荣誉和男女分工、对自己和他人身体的态度，对宗教、国家、历史与未来理所当然的态度与太平洋社会是格格不入的，或者干脆是毫无用武之地的。在塔希提，格奥尔格·福斯特认识到，相互理解是有其限度的。

但是在……涉及宗教和国情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获得足够的信息，因为我们逗留的时间短暂，并且缺乏语言知识，获得适当的指导更加不可能。

这导致互生怨怼的情况屡屡发生。白人震惊地看到波利尼西亚人是如何在哀悼死者时自残的。反过来，塔希提居民惊恐地看到，被捆绑着的毫无招架之力的白人是如何被其他白人鞭打的。他们不理解这背后的惩罚和纪律制度。

库克船长及船员的旅行见闻里充满了对盗窃、欺诈和不诚实的抱怨。但是波利尼西亚人通过给予和拿取来表示他们的社会关系，因此在他们看来，拿走欧洲人的东西既没有什么不正常也没有什么不对。结果则是暴力，甚至是致命冲突多次爆发，这也是因为欧洲人根本无法少了某些测量工具或器械，如果他们想安然无恙地回到欧洲的话。反过来，太平洋居民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对欧洲航海者来说却毫无意义，比方说圣物或者禁忌——这意味着某个地方、某个人或者某样东西是不可触碰，有时甚至是不能言说的。然而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因为越过了这样的界限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也是因为，南太平洋居民认为自己秩序的根基以及保障他们未来的、与神灵的关系受到了威胁。有时欧洲人会卷入不同群体的冲突当中，但他们对于这些群体却并不了解或者知之甚少。

1779年2月14日詹姆斯·库克在夏威夷的死亡或许同样是这样一场误会的结果。它再一次与（在欧洲人看来的）侵犯财产权有关。再加上（在夏威夷人看来）库克在神与人之间的地位上模糊不清，这令他的行为看起来难以理解。在他被刺死后，夏威夷人肢解了库克的尸体，将其在部落首领间瓜分。克里博（Kerriebo）酋长分到了头颅和其他几块身体部分，库克的头发则为另外一名酋长马亚·马亚（Maya Maya）所有。无比震惊的白人要求归还死去的船长，但只获得了几块较大的尸块，以此进行了（在白人看来）算是得体的海葬。骨头仍留在夏威夷人那里。（在夏威夷人看来）库克至少是一个类似于神的人物，他不能按照白人的方式简单地埋葬。那太过危险了。蕴藏在可长期保存的身体部分内的力量可以继续发挥效力。关键是要令其对活着的人有益，而不是给他们带来不幸。在库克死去20多年之后，他的骸骨在夏威夷仍然受到高规格的供奉。

失去了领袖的两艘探险船在1780年10月回到伦敦。因为它们在1779年夏天再次寻找西北通道未果，库克去世的消息比它们更早地到达了伦敦。人们悼念库克，敬仰库克。和头两次航行之后一样，参与者的科学报道和文章纷纷出版。詹姆斯·库克的航行在整个欧洲引起了轰动。它与其说事关人们最终发现南半球并没有大洲存在、哈里森的钟表和酸菜，倒不如这样说，关于南太平洋居民的信息产生了一些棘手的谜题：他们是怎么到达那里的？他们完全偏离人们已知经验与知识的典礼和仪式该如何解释？这些问题令欧洲人充满兴趣，在18世纪下半叶，外国人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人们买卖和仿制中国的瓷器和丝绸。欧洲的庭院内点缀着中式和日式的建筑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