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而觅，感无不通。
——《六祖坛经》
20多年前一个跟今天差不多的周日的下午，我一定是在立体电影院的画室里度过的。
那时候几乎每家电影院都有这样的一个画室，一般是很狭窄简陋的一间小屋子，里面有一张很大的案子，上面胡乱摆放着画布、画笔和完成或者没完成的画，案子一定是被各色颜料染得早已看不出本来面目了。里面一定还有一位画师，在电脑喷绘出现以前，他们的任务就是为电影院画电影海报。我曾经不止一次地看到《庐山恋》《戴手铐的旅客》《佐罗》在画师的笔下徐徐展开，或者一根抽象的线条逐渐勾勒出巴黎圣母院的钟楼、拉兹住的监狱的铁栏杆。画师在画海报的时候，我就这样在旁边看着，有一搭没一搭地和他聊天，等着我的会员来。
那时上大学，我担任中文系影视评论协会的主席，这大概也是我这辈子当的最大的一个“官”了。协会有好几百名会员，主要活动就是到对口电影院看电影，然后回来写影评，优秀的作品会被发表在省影评协会的一个内部刊物上，而我们对口的电影院就是东大街上的立体电影院。
我不知道这家电影院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因为那里根本不放立体电影，多年后我又经过那里的时候，电影院已经不见踪影，大概早被拆了。虽然如此，那段生活在记忆中依旧“立体”。记得那时候因为会员人多，一部电影往往要分几批看。作为主席，我得负责每次活动的具体事宜，所以经常会把同一部电影翻来覆去看好几遍，记得张艺谋的《古今大战秦俑情》我居然就看了五遍。
那时候我就发觉，好的电影和好书是一样的——“旧书不厌百回读”。好的电影多看几遍，也会有更多的收获、更深的感悟。也是在那时候，我开始试着写影评，又因为是主席，看了很多会员的影评，其中不乏让我汗颜的精品。记得那时候一个高我一级的会员谢云写的影评总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20年后，我甚至还记得他的一些文章的段落。现在他已经是绵阳乃至全国一个颇有名气的教育专家了。有次见面我谈起这事，他说他早已忘记，但我没有忘记，因为那是我走近电影的开始。
话说出口之后我觉得自己有些武断了，因为我与电影结缘的时间也许应该在更早的时候，那时候我正读高三。
和大多数中学生一样，我的高中生活也是紧张艰苦的，特别是在高三，为了考大学，我基本拒绝了一切娱乐活动，每天从早到晚都埋头于书山题海中。可是有一天晚上，我突然主动跟父母要钱，说晚上要独自出去看电影，因为我们小镇上唯一的一家电影院那晚将放映《最后一班地铁》。我从班级订阅的《中国青年报》知道这是一部好电影，即使赔上一晚上看书的时间我也得去看。父母也爽快地同意了。也就是这部电影让我认识了大鼻子杰拉尔·德帕迪约，从此几乎是疯狂地迷恋上他演的影片，从《大鼻子情圣》到《请你闭嘴》看了个遍，一直看到他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打酱油。
也就是那时候，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把自己看电影的感受写下来，由于当时学习实在太忙，一直没有下笔。也许就是在那时候，我意识到电影其实也是一种艺术，跟文学、音乐、绘画并无两样，好的电影不亚于一本好书，好电影也可以照亮头上的天空以及前面的路。(www.xing528.com)
不过，也许电影的路应该还是在更早的时候在我面前展开的吧。
物质和文化生活都极其匮乏的20世纪70年代，父母带着我和妹妹住在成昆铁路的一个小站上，对于那里所有的人来说，看电影就是一个最重要的节日。在没有网络、没有手机的时代，很难想象那些关于电影的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反正只要方圆几十公里之内的地方放电影，消息很快就会被所有的人知道。于是在晚饭后，人们用各种方式奔赴放映场地，远的就搭卡车，甚至搭火车，近的就步行。电影总是在露天放映的，往往在放映机还没架设好的时候，场地已经被各种椅子、凳子占满了，各家的孩子总是承担起了占位子的任务。有些家里没来得及摆放椅子，孩子就用砖头、石块圈出一块地盘，然后在里面保持高度警惕守卫着，如非洲雄狮守护自己的势力范围。大人们总是吃了晚饭后慢悠悠地踱来，一边批评孩子占的位子不够好，一边和乡亲朋友打招呼。有些没有占到位子的人，只好蹲在地上或者干脆爬到树上、围墙上，而更惨一些的根本找不到银幕正面的空地，只好到银幕背面去看。得到这种待遇的大多是我们这样的孩子，银幕后面的空间很窄，因此头要仰得很高才能看到银幕，如果头再仰高一点，看见的就是漫天的繁星。
70年代的电影并不多，少到大部分电影观众都能完整背出它们的台词，每当电影里的人物说一句话的时候，就会有观众接下一句话。而那时候我们的游戏，经常也是扮演电影里的人物，哪怕一个小屁孩也会惟妙惟肖地背出《南征北战》里的台词：“张军长，看在党国的分儿上，拉兄弟一把！”但是即便如此，人们每次还是津津有味地看完每一部电影，哪怕这部片子已经看过几遍甚至几十遍了。他们知道，能看上电影就已经是很美好的事情了。很多时候，大人们带着孩子伙同邻居浩浩荡荡长途跋涉，只因为听说某个地方今晚放电影，可是到了之后看见的却是“冷锅冷灶”，于是又只好浩浩荡荡地回来。路上有人问：“今天放什么电影？”回答都是：“今天放‘英雄白跑路’！”
那时候除了中国那几部“百看不厌”的电影之外，偶尔也会放一些外国的电影，当然都是当时的几个“同志加兄弟”国家的，每个国家的电影都有自己的特点。大人们总结说：“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又哭又笑；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再加上个“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我关于电影流派的最初认知大概就来源于此。不过就在这千篇一律中，居然也有些例外。
记得那时候我们那里驻扎了一支部队，他们几乎每周都会放电影，当然也就意味着我们每周都会过一次节。最让人惊奇的不是他们放电影的频率，而是他们的电影菜单：他们每次都会放两部电影，第一部是那时候流行的一些电影，第二部竟然全是卓别林的作品！也就是在那时候，我们第一次看到了那个戴着礼帽、拄着拐杖、穿着肥大的裤子和大皮鞋的夏尔洛先生，从《摩登时代》到《大独裁者》，从《寻子遇仙记》到《凡尔杜先生》，从《发工资的日子》到《一个国王在纽约》。小孩和大人们一样，在星空下的银幕前放肆地大笑，经常笑得跌下板凳，惹来周围的人更开心的大笑。很多年后，当眼前浮现那些镜头时，心中还荡漾着满满的温暖。后来，我重看儿时看过的卓别林的电影，发觉曾让儿时的我捧腹大笑的《城市之光》《淘金记》等影片，却让已过中年的我潸然泪下。
也就在这时，我看到苏珊·桑塔格说：
“电影既是艺术，也是生活……电影的诞生是个奇迹，奇在现实竟能如此奇妙地瞬间再现。电影的全部就是在努力使这种神奇感永存和再生。”
于新都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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