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政策与法律指南

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意味着长达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结束。据人口学专家预测，二孩政策的放开可能会出现生育小高峰，今后每年将约有800 万新生儿出生。受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影响，不同区域、不同年龄层次、不同经济条件的家庭在二孩问题上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因此现实情况愈加复杂，生育需求的多样性将使我国的母婴保健工作面临新的考验。

（一）全面二孩政策下的服务能力尚待提高

据国家卫计委统计，目前我国符合全面二孩政策条件的夫妇大约有9000 多万对，政策放开后，部分地区可能出现扎堆生育现象，这将极大地考验医疗机构以及计生服务部门的服务能力。就目前来看，全面二孩政策下我国医疗机构与计生服务部门的服务能力还存在很大的短板，急需提升。

第一，基础设施供给跟不上生育需求的增长。我国产科床位分布和利用情况存在不均衡，尤其是北京、上海等大中型城市较为突出。三级助产机构床位利用率高，但配置数量少。以北京为例，北京市妇幼系统监测数据显示，2014年“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北京市的分娩量由年增幅10%上升到了15%，伴随“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的生育堆积，以及“全面二孩”政策的正式实施，北京市将迎来前所未有的生育高峰，预计分娩量增幅将达到20%，分娩量达到30 万。北京现有产科资源非常紧张，二级以上公立医院产科床位不足，床位增加比例明显低于分娩数量增加比例，产科建档难，住院生产一床难求，形势非常严峻。根据研究测算，为应对生育高峰，2020年我国产科床位的需求缺口约在7万至10 万张，其中中部地区需再配置的产科床位数最多，而东部地区主要为优质资源短缺。^[12]

第二，医护专业人员数量不足。随着二孩政策实施后出生率的提高，围产保健服务人数的增加，助产机构的妇产科医生、遗传咨询医生、助产人员、新生儿科医生、儿童保健医生、护理人员等需求都将相应增加，且对各类医务人员的专业水平要求更高。这将直接导致相应专业的高素质医护人员数量出现更大缺口，供需矛盾更加突出。一方面，由于工作强度大、医疗风险高、容易引发隐患矛盾以及待遇差等原因，一些公立医院的产科医护人员相继离开岗位，新人引进也十分困难。另一方面，很多女医护人员加入生育二孩的行列，使产科医务人员短缺的局面雪上加霜。除产科医护人员之外，儿科医生的缺口近年来也逐渐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据统计，我国共有儿童医院99 所，设置儿科的医疗机构共有35950 个。医疗机构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为11.8 万人，每千名0 至14 岁儿童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为0.53 人^[13]，而美国的这一数字则是1.46，远高于我国。

第三，生育需求多样化。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生育的需求也更趋多样化。例如，高龄产妇频出，对于产科医护人员的专业性提出更高要求，以应对各种疾病风险。经济条件好的家庭，不满足目前公立医院提供的生育服务，追求更好的服务体验，因此，对高端生育中心的需求与日俱增。同时，针对产后护理的高端月嫂、月子中心等的刚性需求，也在持续上升。另外，由于社会环境、工作压力大、女性生育年龄推迟等种种因素影响，不孕不育症发病率逐年提高，发病率由20年前的3%提升至13%—15%左右，辅助生殖的需求人群也在不断扩大。这些都对医疗机构以及计生服务部门的服务能力带来了考验。

（二）高龄产妇增加母婴保健工作难度

二孩政策的放开，使高龄产妇的数量急剧上升。在我国符合全面二孩政策条件的9000 多万对夫妇中，60%的育龄妇女超过35 岁，40 岁上下的各占一半。^[14]而据优艾贝国际月子中心的产妇调查数据显示，该中心坐月子的二胎产妇占比接近40%。调查数据还显示，不少35 至45岁的中年妇女扎堆咨询二胎生育情况，计划二胎的产妇年龄集中在32至55 岁的高龄区间。

然而，高龄孕产妇的生育风险相比正常年龄的生育妇女将明显增加。首先，高龄产妇妊娠成功率下降，易流产，与20 至29 岁的年轻孕妇相比，自然流产率增加了近三倍。其次，高龄产妇易引发妊娠高血压、妊娠糖尿病等妊娠并发症，重者会危及孕妇和胎儿生命。对胎儿而言，宫内发育迟缓、早产以及各种先天性出生缺陷的发生率也相应增加。据现有临床资料分析，较多已生育的女性在生头胎时选择剖宫产，疤痕子宫也使高龄产妇在生育第二个孩子时的风险显著增加。相比正常年龄段的生育妇女而言，高龄产妇的母婴保健需求更加迫切、专业和多样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www.xing528.com)

第一，高龄产妇心理护理需求更加迫切。高龄产妇产生心理反应的原因包括生理及社会两方面。在生理方面，高龄产妇要比正常产龄孕妇承担更多的风险，更加担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和胎儿状况。另外考虑到自己不像年轻人那样以后还有很多机会，因此对一次妊娠的成功与否非常重视。生理上的风险给高龄产妇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在社会方面，主要来自孕妇亲友、周围同事及传统的社会习俗的压力。此外，一些高龄产妇自身职业发展较好，知识层次和收入较高，往往更注重自己事业的发展，担心生育影响自己的职业发展，也易导致心理反应。在高龄产妇的心理护理方面，要求医护人员有热情、亲切、积极的态度，严格遵守保护性医疗制度，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针对产妇的社会角色、性格文化素质等特点，建立融洽的护患关系，耐心倾听产妇提出的各种问题，适当讲究策略，尽量满足产妇的需求，以获取她们的信任，从而使产妇产生安全和依赖感。^[15]

第二，高龄产妇对产前检查的需求更加严格。由于高龄产妇更易出现流产、染色体异常、妊娠期并发症等，因此，为避免异常分娩，高龄产妇在孕前应做全面检查，重点检查生殖系统的健康状况。高龄妊娠孕期要比一般孕妇更加谨慎，如果成功怀孕，检查时间间隔也得相应缩短。同时在检查中也需要更多关注血糖、血压等指标，以便早期发现妊娠中毒症。孕期的定期检查，比如唐氏筛查、羊水穿刺等，都关乎胎儿健康和产妇安全。完善的产前检查可以及早发现孕妇及胎儿异常，把握适当处理时机，为胎儿和准妈妈做好健康把关。

第三，高龄产妇对临床需求更加专业化。高龄产妇的危险因素影响较多，孕产妇和新生儿突发情况多、病情变化快、家属期望高、救治难度大，因此对临床医护人员的专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针对高龄产妇分娩的高危因素，一方面，需要在妊娠期做好保健服务工作，积极防治妊娠糖尿病、高血压，做好产前检测，积极筛查妊娠期合并子宫肌瘤；另一方面，需做好临床前管理和干预工作，根据妊娠合并症、并发症，展开有针对性的治疗护理工作，这都是相对于以往的常规母婴保健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三）新技术新服务大监管难度加大

进入21 世纪，与母婴护理相关的新技术、新服务不断出现，这些技术手段一方面对母婴保健工作的开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也给监管工作带来了更大难度。譬如，受多种因素影响，不孕不育的发病率逐年上升。二孩政策放开后，可以预计到对辅助生殖技术的需求将进一步扩大。但是，在辅助生殖技术开展过程中，如果监管不当，极易出现买卖胚胎、代孕、擅自进行性别筛查等违法行为。目前我国对辅助生殖技术的监管体系虽然已经比较成熟，但全国不足五百家的辅助生殖机构，还远远满足不了需求，不少消费者纷纷选择去国外接受辅助生殖技术。这使得很多不具备资格的医疗机构尤其是民营医疗机构也加入到辅助生殖服务的医疗队伍中来，成为医疗服务监管的一个重灾区。而伴随着母婴保健需求的进一步加剧，未来不可避免会有更多合法或非法的医疗机构加入到辅助生殖机构的大军中，这无疑将加大政府的监管难度。

随着人们生育需求的增加，一些营利性的母婴保健服务机构也不断出现，譬如月子中心等机构在国内逐渐兴盛。月子中心作为产妇分娩后的第一站，可以满足产妇及新生儿最基本的医疗护理需求，并在此基础上提供身心的康复调理等服务。目前，国内的月子中心主要有酒店服务式、独栋建筑园区式、社区家庭式等运营模式。然而，月子中心作为一个新兴行业，从国家到地方暂时都没有完善的相关法规和准入制度，因此，不同月子中心在区位环境、床位数量、人员素质等方面可能存在较大差异。由于创建门槛低，缺乏政策的有效规范，因此服务质量也参差不齐，后续的监管亟须跟上。

另如，随着生育高峰期的到来，外来双职工家庭中，越来越多年轻父母因为自身工作繁忙，选择月嫂类家政服务。产妇、婴幼儿照料类家政服务需求日益旺盛，此类家政服务公司数量急速增加，鱼龙混杂。不少服务人员并未经过正规的业务培训获得相应从业资质，缺乏基本的产妇、婴幼儿护理常识，更无相关从业经验，或仅凭一些传统育儿经验提供服务，难以满足客户的服务现代家政需求。缺乏责任心者有之，更有甚者，有虐待婴儿行为。国内家政服务行业的乱象，折射出我国目前对于家政服务行业亦无统一的监管部门和标准，仅靠行业协会自律。即便如此，加入行业协会也非家政公司市场准入的必要条件，诸多未加入行业协会的中小家政公司长期处于无人监管状态。若其不按行业标准提供服务遭客户投诉时，则无相应处理和惩罚机制。此类乱象若不及时整顿，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母婴保健工作的顺利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