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特殊群体生育问题：全面二孩政策的现实意义

“全面二孩”政策的推行，是为了提高我国的生育水平，而现代社会出现的非婚同居、同性同居、个人独居等各种生活模式，使得之前就引发争议的特殊人群生育权问题，再次成为应该面对的难点问题，独身女性能否生育，非婚生育问题，不孕不育夫妻生育子女问题，同性生育问题，等等。

（一）独身女性生育问题

独身女性生育权问题不仅是一个女权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社会现实问题。当今社会中，单身男女已成为庞大群体，基于各种原因如男女结构性比例失衡、择偶难等，相当一部分女性选择独身。根据民政部2006年的统计结果显示，在京、沪、深等大城市，女性中认可独身的占82.79%，而在高学历女性群体中，这一比例达到89.94%。^[33]一些大中城市中独身女性人数呈现不断上升趋势，独身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今已被许多年轻女性所接受。独身女性生育问题不仅关系到独身女性这一群体的切身利益，更关系到我国人口的发展与生育水平。

单身女性是指在法律上处于非婚姻状态的女性，包括未婚、离异和丧偶三种情形。独身与单身两者之间存在严格的区别，单身是一种暂时的生活状态，独身是指坚持终生不结婚的一种生活方式。独身女性中也包括两种情形：一种是从未进入过婚姻状态的女性，另一种是虽然进入过婚姻状态但后来又离异或丧偶的女性，均以不再愿意结婚为标准。

独身女性生育权，是指独身女性“生育”或“不生育”的权利。但“生育”可指生产行为，也可指“生产”且“养育”，即生不生孩子并且对孩子是否进行抚养教育。

理论界对独身女性生育权持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只有结婚的人才有生育权，生育权依赖于婚姻，即婚姻行为具有身份性，而生育权只有通过婚姻才能实现，所以生育权同样具有身份属性，反对独身女性享有生育权，并且指出辅助生殖行为在临床应用于治疗不孕不育症的治疗时，并不违背人类伦理，但前提是针对有合法婚姻关系存在的男女。我国卫生部2003年出台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规定也持此观点，接受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者，限于适龄女性且必须携带身份证、结婚证、生育证明原件。

另一种观点赞同独身女性享有生育权。认为生育权是所有公民的基本人权，没有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相抵触；生育的存在实际上要早于婚姻的存在，其并不依赖于婚姻而存在；且从现实来看，婚姻并不是家庭存在的唯一方式，根据我国的《收养法》的规定，在一定条件下，独身女性是可以收养小孩，组建家庭的。而我国民法的相关规定，也明确了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在法律上拥有平等的地位。那么，单身女性既然可以选择收养孩子，自然也就可以生育小孩，二者并没有实质的区别。从国际上来看，对于独身女性生育权问题其司法裁量也并不统一，如根据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独身不算主要法律主体障碍，未婚妇女有接受AID 生育子女的权利；而法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同性恋者和单身妇女禁止使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34]

2002年9月首次通过，经2004年6月、2011年7月、2014年3月及2016年3月多次修订并实施的《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作了地方性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这个地方条例明确了独身女性享有生育权，生育权实现方式可以借助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这个规定回应了社会现实的需要，正视了吉林省人口出生率过低的现实状况。据《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3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12.08‰，吉林省人口出生率下降到5.04‰，每年出生人口为17万左右，低于津、沪、辽宁和黑龙江，为全国最低。吉林省居民生育观发生根本改变，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不生已成为主流，提前出现人口负增长、性别比例失调、老龄化速度过快等问题。

吉林省的生育状况是我国总体生育状况的一个缩影，在实行“全面二孩”政策下，采取激励生育政策，正视在社会中占有一定数量的独身女性的生育问题也具有现实意义。而独身女性生育权的实现也具有了一定的社会文化、社会经济及医学技术的基础。

首先，我国的传统生育文化是以义务为本位，认为生育是目的，婚姻是手段，生育主体必须要承担生育义务，女性为了延续香火承担生育义务，而非行使生育权利。但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革，人们的思想观念包括生育文化发生变化，域外文化因素的影响等，当今我国现代生育权的基础已经由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发生转变，生育自由已成为婚育文化的主流，生育不再是婚姻的目的，也不再是婚育当事人不可逃避的责任。独身女性生育问题的讨论也建立在了生育是一项权利的基础上。而且，女性在生育问题上占主体地位，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实现生育权，因为女性可以依靠精子库实现自身的生育。(www.xing528.com)

其次，现阶段女性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地位的提高，为独身女性生育权的实现奠定了基础。女性已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力军，就业水平明显提高，不再依靠男性生存，女性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如上海市统计局发布上海人口的婚姻状况分析，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10% 抽样资料显示，未婚人群中高学历者比重大幅上升。2010年，上海市所有未婚人口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46.2%。女性的经济独立，社会地位的提高使独身女性生育权的实现具备了物质基础。

最后，随着医学科技水平的发展，人工授精、试管婴儿等技术的日趋成熟，使人类生殖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科技发展已经为独身女性生育愿望的实现扫清了技术障碍。

独身女性生育权的实现除了法律的预先设置，在技术层面、在社会推进方面该如何实施，还需要多加探索，一些由此引发的新问题必须去应对：如辅助生殖技术如何应用于独身女性人群？独身女性“冻卵”等生育力保存行为该如何操作？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实现了独身女性的生育权，那么独身男性的生育权要不要去保障？非婚生育者的权利应否得到支持？同性生育问题该如何面对等。

（二）其他特殊群体的生育权问题

推行全面二孩政策，是新时期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重大变化，由严格控制生育走向鼓励生育，加上辅助生殖技术的日益成熟，在此背景下，一些特殊人群如独身男女、非婚人群甚至同性人群的生育问题又凸显出来。是否应该支持这些特殊人群的生育权？这些特殊人群的生育需求如何得到满足？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范围与方式等，都成为需要讨论及规制的新问题。就世界范围来看，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已经开放了对独身男女、非婚人群甚至同性人群的生育问题。如美国一些州、欧洲一些国家，都允许独身男女、非婚人群借助人工授精、试管婴儿等辅助生殖技术，生育子女，实现生育权。

那么在今天的中国，如何对待这些特殊人群的生育权问题值得思考。是一律禁止还是严格管理下适度开放？一方面，一律否认特殊人群的生育权利，不仅可能构成对这些群体人权的漠视，也不符合应对我国超低生育率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现有的辅助生殖技术可以从技术上实现特殊人群的生育意愿，但辅助生殖技术也有可能导致特殊人群滥用其生育权，从而导致一系列问题。因此，对于特殊人群的生育权，辅助生殖技术有正负双重效应。

以非婚生育为例，非婚生育是指男女双方没有结婚但生育了后代。非婚生育涉及的实际问题是生育权是否受婚姻限制。由于非婚生育的情形有多种，因而观点也不尽相同。非婚生育主要有未婚同居的生育、遭遇强奸的生育及婚外生育等多种情形。非婚生育的主体是非婚男性和非婚女性。非婚女性生育权的实现比较简单，前述的独身女性通过人工授精或试管婴儿等辅助生殖技术实现生育，就是一种比较可行的路径。但非婚男性生育的实现方式争议与困难较多，男性必须依赖女性进行生育。单身男性可以选择与有意愿为其生育的女性自然性交实现生育，这是目前争议较少且比较可行的路径，且产生的伦理问题较少。但借助辅助生殖技术如人工授精、试管婴儿甚至代孕等方式来解决单身男性生育问题，存在许多伦理及法律问题，有较大争议。

随着经济的发展及社会生育观的多元化，这些特殊群体也即生育中的弱势群体的生育问题，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人们不仅仅关心大众的利益，还开始关心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的利益，丁克家庭、同性恋等特殊价值选择被认为是个人的选择自由，得到一定的同情与认可。那么讨论特殊人群生育权实现问题就成为一个现实问题，应该从管理规制层面回应特殊人群是否能行使生育权问题，及特殊人群行使生育权的操作路径及运用医学科学手段的度和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