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人口政策最大的质疑就是应当尽快全面放开，不过这种观点所立论的依据并不完全可靠。具体言之：
（一）中国人口红利问题
很长一段时期以来，不少学者都认为，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成就的很大原因之一就是人口红利。[62]由于我国长期的人口控制政策，目前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参与劳动的人口比率下降，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为此，延迟退休年龄、提高人口素质都被置于相当的低位。[63]不过，已经有不少学者认为人口红利其实是个伪命题。[64]对此，我们也表示赞同。人口政策中牵涉到“人口论”和“人手论”，即人口不仅能生产，同样也要消费；通过人口政策长期控制人口而形成的人口红利显然是畸形的，也不会长久。这也是当前很多学者认为，应当将人口红利转型到追求人才红利的重要原因。不仅如此，当今社会已经进入智能社会，大部分的人类工作已经可以也必将为智能机器人所取代。[65]通过纯粹增加数量来追求红利，不仅将落伍于时代，也将自陷于人口红利而必然产生后续的老龄化问题。人口作为社会发展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其发挥作用有待于适合的社会环境。中国的庞大人口数量在改革开放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发展，对改革开放起关键作用的因素更多转向了技术创新层面，纯粹的人口数量已经难以发挥优势，而必须要有相应的高素质才可以，这客观上需要社会进行广泛的人才投资。当今世界上的人口大国较多，但真正发挥了人口积极因素的国家不多，这与人口的教育有很大关系。[66]
（二）人口老龄化问题(www.xing528.com)
与人口红利相关的是，由于劳动人口比率的下降，高龄人口比例上升，形成我国未富先老、未备而老和孤独终老为特点的老龄化趋势[67]， 出现了领取养老金人数快速增长，养老金支付压力增大，养老社会服务跟不上，城市建设与社会发展中的老人需求保障不匹配等现实问题。[68]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可以明显增大人口老龄化指标的分母值，延缓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一定程度上解决老龄化问题。[69]的确，人口老龄化必然给社会带来较大的负担，但这也是此前人口红利的必然后果，除非人口长期处于快速增长的情况。且不争论人口老龄化本身也有利有弊[70]，在已经形成老龄化社会的情况下，大量增加新生儿，不仅不会增加社会保障基金，还会降低公众支付社会保障基金的能力，即使是家庭的养老能力短期内也会有所降低，至多是名义上的老龄化程度降低，由于儿童与老人都需要扶养，事实上提高了扶养比。与此同时，通过经济结构的改善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形成人才红利，完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社会保障基金的支付问题。对社会保障基金的支付也不应固守一种模式，应结合社会发展情况，一方面通过财政上的合理安排，减少其他方面的可能浪费，增加财政对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基金的支付也应量入为出，调整“统账结合”部分积累制下的个人与统筹的比例，适当吸取“个人账户”部分积累制的积极作用，鼓励个人奋斗。盲目通过增加人口以降低老龄化程度，只会人为制造一个新的老龄化阶段，难以解决根本问题。
（三）人口性别结构问题
从整体人口性别结构来看，我国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是历次人口普查中整体人口性别比最低的，而且近期也一直处于大体稳定的状态；从出生人口的情况来看，性别比失衡仍是当下人口政策的重要问题，基本上都维持在高位[71]；大约3300 多万男性面临“打光棍”的局面也是此前人口政策的积弊。[72]不过，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主要取决于生育选择意愿、生育选择空间和生育选择路径。[73]在我国性别偏好没有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压缩选择空间和减少路径都无法降低性别比。当然，放开人口政策被认为是较好的措施，这也在一些地方的试点中得到验证。[74] 但即使如此，放开人口政策也主要是解决未来人口的性别比，对已经形成的性别比及解决我国男性寻找配偶难的现状是典型的“远水救不了近火”。由于此前已存在的较高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我国的人口性别结构仍然处于非正常状态。不再出现出生人口性别比差异较大的现象，至少有所降低，这倒是我国人口政策应当考虑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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