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一孩政策的实施，标志着我国计划生育制度的正式确立；不过，由于制度本身的不完善，我国很快就对计划生育制度就进行了改革，这对我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严格一孩政策的松动符合群众的生育愿望
生育作为人类生存繁衍的重要条件，是人的本能需求。而通过生育子女来解决养老问题，向来是我国家庭养老，尤其是农村家庭养老的传统形式之一，对于维护家庭以及社会的稳定，都具有难以抹杀的重要作用。在我国，虽然传统生育文化受到新中国成立后历次运动的影响，但鉴于生育制度在家庭中的支柱地位，对于生育的重视和依赖依旧是中国多数家庭必须要正视的一个问题。而一孩政策的实施则导致我国传统家庭面临巨大的危机，产生了包括子嗣繁衍、家庭生产和社会保障等社会问题，客观上也增加了“失独”的风险与可能。为此，严格一孩政策自实施起就受到群众特别是农民各种形式的抵制。放松这一政策，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适当回应，也符合普通群众的基本愿望。
（二）严格一孩政策的松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口政策失误带来的后果
从我国一孩政策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一孩政策在我国的形成实际上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当时主要是考虑了领导的意见，缺乏科学民主的决策过程。即使后来多次修正政策，但又一定程度上受制于部门利益、机构利益[44]，从而未能将人口政策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将人口生产物化，以庞大人口可能对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国家战略目标构成阻碍，希望通过严格的一孩政策为立论依据，尽早甩掉人口包袱，以致忽视了人的基本生育权利。[45]不仅如此，在实行严格一孩政策的80年代初，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已经接近或低于人口更替水平，但由于人口惯性的增长，我国人口的长期趋势被忽视，导致了错误的决策。在1984年确定严格一孩政策后不久党和政府就开始探讨政策的更张，并逐渐形成双独、单独二孩政策就是对人口政策的及时调整。根据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的部分统计，在浙江的宁波市，2014年单独二孩政策下的再生育申请夫妇为9266 对，出生2900 多人。[46]从全国范围来看，2015年5月底，全国有145 万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2014年的人口相比2013年增加47 万，人口出生率提高0.29 个千分点。[47](www.xing528.com)
（三）推动了生育权利的保障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长期受到外国关注，并动辄被指责侵犯人权，而西方国家也经常通过多种渠道干扰我国人口政策的执行。[48]不可否认，我国过去的人口政策基本上是“以数为本”，把对家庭发展具有丰富意义的生育简单化为机械的数量，不管家庭发展与幸福。[49]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立了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甚至牺牲个人利益成全国家利益，未能实现‘权利与善好’的兼顾”[50]。而对严格一孩政策的松动则显现了逐渐取消对人口生育的限制，向鼓励性政策转型；单一的人口政策逐渐向宏观社会经济政策转化，强调保障与福利的利益导向，以及对相关生育权利的研究。[51]这些都对在不同程度上认可、推动了我国公民生育权利的保障，契合了当代社会发展更强调和关注人们权利的总体趋向。
（四）人口政策未能完全达到目标
虽然从1984年就确定了严格的一孩政策，但不久就出现了调整的声音，并持续进行了1.5 孩、双独二孩和单独二孩的多次政策变化。由于改革的力度太小，生育政策的惯性及经济社会发展对公众生育意愿的影响[52]，我国已经进入低生育率国家，人口政策未达相关目标。以单独二孩政策为例，当时的国家卫计委认为，我国人口政策的改变依托于这样的人口形势，即生育水平降低、人口结构性问题突出、家庭规模持续缩减和居民生育意愿的变化，启动单独二孩政策，有利于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53]不少学者也认为会带来一定的问题，如会导致符合条件/妇女集中生育等。[54]不过，从实践看，作为二孩政策的直接体现，2014年出生人口为1687 万人，出生率为12.37‰，2015年出生人口为1655万人，出生率为12.07‰[55]，两年的数字都远低于预测的数字。截至2015年9月，全国符合单独二孩生育条件的约有1100 万对夫妇，只有16%左右的人提出了申请。[56]单独二孩政策遇冷成为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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