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史学流派简析：从思辨走向批判

英国历史学家柯林伍德说，在20世纪以前，西方的历史哲学大体都可归之为思辨的历史哲学范围。此后，西方历史哲学发展的趋势是从思辨的历史哲学走向批判的和分析的历史哲学。

1951年，英国著名历史哲学家威廉·沃尔什（William H.Walsh，1913—1986）在《历史哲学导论》中，提出了“思辨的历史哲学”和“批判的分析的历史哲学”两个术语，对近世以来的历史哲学进行了概括。^[1]此后，美国历史哲学家威廉德雷进一步对思辨的历史哲学和批判的分析的历史哲学作了区分，提出“思辨的历史哲学试图在历史中（在事件的过程中）发现一种超出一般历史学家视野之外的模式或意义；而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则致力于弄清历史学家自身研究的性质，其目的在于划定历史研究在知识地图上所应占的地盘”。^[2]思辨的历史哲学是对人类社会发展本身的反思，批判（分析）的历史哲学是对历史认识发展的反思。思辨的历史哲学是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基石，没有前者的存在，后者便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严格说来，从历史学发展为历史哲学——思辨的历史哲学，是从18世纪意大利史学家维柯开始的。到19世纪，思辨的历史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孔德、康德、黑格尔等为代表的“思辨的历史哲学”流派。

孔德指出人类历史的阶段发展经历神学（虚构）阶段，形而上学（抽象）阶段和科学（实证）阶段。孔德的实证主义推崇科学方法的万能，他对人类历史进化的概括，继承了启蒙思想家所开启的历史哲学传统，认为历史必然进步，而且还会遵循一定的规律。康德于1784年写成《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一书，指出“人类历史大体上可以视为一幕大自然隐蔽的计划的实现”。因此，人类历史就是同时具有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两重性。黑格尔是思辨历史哲学的典型人物，他认为绝对精神是世界历史的主宰，实现自由的过程必然要经过古代东方、希腊—罗马、基督教的日耳曼人统治下的中世纪、15—16世纪的君主立宪制的建立和宗教改革才能完成，到了普鲁士国家时“世界精神已经达到了顶点”。世界历史就是在这样的意识中发展着，研究精神意味着研究历史，历史只不过是精神的产物。

20世纪初，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确立的文化形态学，是由思辨的哲学体系重构人类文明宏观图式的尝试，也是最后一次尝试。一般认为，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是由思辨的历史哲学走向“批判的历史哲学”的过渡，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则是思辨的历史哲学的终结。(www.xing528.com)

思辨的历史学家试图在一大堆杂乱无章的历史事实中找出理性的原则、规律和意义，用哲学的思辨来把握客观的历史进程，注重对历史规律的探寻，强调历史的不可逆转和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内在必然性，寻求一种具有永恒的普遍适用的历史规则，确实具有撼人心弦的责任感。但是，他们通常都带有浓厚的形而上学的观念，缺乏严密的体系建构和概念推演，对于历史的解释常常表现出对历史实在的偏离。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和人生，思辨的历史哲学已经式微，批判的分析的历史哲学得以兴起和发展。

批判的分析的历史哲学产生于19世纪末。1874年，英国唯心派布莱德雷《批判历史学的前提》一书问世，通常被认为是批判的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开端。早期代表是德国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文德尔班、李凯尔特以及历史学家狄尔泰。二战以后，批判的分析的历史哲学在西方兴盛一时。由于新黑格尔主义者意大利克罗齐与英国柯林伍德等人的努力，推动了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发展。

批判的分析的历史哲学主要围绕着两个问题展开，历史学能否像自然科学那样通过揭示历史发展的因果必然规律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历史学能否真实地揭示客观的历史过程。批判的分析的历史哲学强调历史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揭示历史认识与认识主体、现实生活的内在统一。所注重的已不是历史实在及其运动过程，而是人们对历史认识和这种认识的能力与过程，或者说，是对历史的假设前提、思想认识和方法的重新分析和批判。

由于批判的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唯心主义属性，它不能回答历史有无规律和历史本体论的根本问题，也难以取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地位，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批判的分析的历史哲学受到存在主义的历史哲学、结构主义的历史哲学的冲击，尤其是后现代主义取向的历史哲学的兴起，强烈冲击着批判的分析的历史哲学，并成为西方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