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的五朵金花：丰盛成果简析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思想，史学界也掀起了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史学工作者自觉接受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很快确立在全国的主导地位。

随着主流思想的转变，史学家所关注的课题也有了新的变化。1949年至“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历史研究在中国古代史分期、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的形成、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等问题上，取得了重大成就，被称作“五朵金花”。

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即对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的讨论，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延续，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以郭沫若等为代表的战国封建说，以范文澜、翦伯赞等为代表的西周封建说，以尚钺、王仲荦、何兹全等为代表的魏晋封建说，以李亚农为代表的春秋封建说，以金景芳为代表的秦统一封建说，以侯外庐为代表的西汉封建说，以周谷城为代表的东汉封建说等。讨论的主要文章收集在《历史研究》编辑部所编《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选集》、《文史哲》编辑委员会所编《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论丛》、江西省历史学会所编《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中。

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在1949年前也有讨论，1949年后又进行了热烈的探讨，形成了以侯外庐、贺昌群等为代表的封建土地国有制主导论，以胡如雷、杨志玖等为代表的封建土地私有制主导论等不同的观点。讨论情况集中反映在南开大学所编《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上下册、《历史研究》编辑部所编《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讨论集》中。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是20世纪50年代随着“红楼梦”的讨论而逐渐展开的。参加讨论的学者绝大多数肯定中国封建社会中存在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对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间有唐代、宋代、元代、明代、清代等说法，但大多数学者主张明清萌芽说，而且多数学者都把萌芽开始时间定在明代中叶。这一讨论情况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史教研室所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上下册、南京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所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集中。(www.xing528.com)

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更为热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中，出版了100多种论著，发表了3000余篇讨论文章，涉及农民战争发生的起因及其终归失败的原因，农民战争的性质、特色和作用，农民政权的性质，农民战争与民族斗争的关系等方面问题。随着讨论的深入，又引出了更加具体的问题，如皇权主义与平均主义思想，宗教对中国农民战争的影响以及封建政权的“让步政策”与“反攻倒算”等，使关于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成为当时的热点。这方面比较重要的论著有赵俪生、高昭一的《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孙祚民的《中国农民战争问题探索》等。

1954年，范文澜在《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试论中国自秦汉时代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认为汉民族在秦汉之际已经形成，但没有在近代转化为资产阶级民族，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汉民族才逐渐形成为社会主义民族。范文澜的观点引起了许多异议，从而使汉民族形成问题也成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史学界讨论的热点之一。学者们围绕着汉民族的特征及其形成过程，“民族”一词的译名，以及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判断民族战争性质的准则、民族间的“和亲”、中国古代民族政权的性质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中国历史的研究，虽然围绕上述重大问题而展开的，但并不完全局限在这些问题上。从中国古代通史和专门通史方面来看，除了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修订本、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外，还有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杨向奎的《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王毓铨的《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等。

17年中国历史研究的成绩是巨大的，但也存在着许多不足和失误，如简单化、公式化的教条主义毛病；研究视野过于狭窄，课题过于单调，没有重视文化史、社会史等领域；在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时，有“贴标签”和非历史主义的倾向；庸俗化地理解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把农民战争说成是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对我国古代的史学遗产更多地强调批判而忽视继承，对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方法和学术成果缺乏了解又盲目排斥等。产生这些不足和失误的原因，既有史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片面性理解，也有历次政治运动和“左”倾思想对史学发展的直接干扰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