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郭沫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与毛泽东交谈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乳名文豹，笔名沫若，四川乐山人，现代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幼年入家塾读书，1906年入嘉定高等学堂学习。1914年春赴日本留学，在九州帝国大学学医。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在日本福冈发起组织救国团体夏社，投身于新文化运动。1921年，发表第一本新诗集《女神》，洋溢着强烈的浪漫主义气息，成为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同年6月，他和成仿吾、郁达夫等在上海组织文学学社“创造社”，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手。1923年，从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1926年投笔从戎，参加北伐，曾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其间创作了《王昭君》等历史剧，影响巨大。1927年蒋介石政变前夕，他撰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受到通缉，随即参加南昌起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2月被迫流亡日本。在10年旅日生活十分困顿的情况下，他潜心研究甲骨文，并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东京支部活动。同年在上海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开创了唯物史观派，影响深远。1932年后，他连续出版《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等，他把甲骨文金文研究同古代史研究结合起来，开创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对日抗战爆发后回国，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其间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武汉抗战文化运动，创作了以《屈原》为代表的6个历史剧，还写了《十批判书》《青铜时代》等论著。1944年，郭沫若写了长篇史论《甲申三百年祭》，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主编《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
郭沫若在史学上的主要贡献有：
（1）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
1928年郭沫若因受蒋介石通缉，旅居日本，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这些论文在国内的《思想》和《东方杂志》上发表。1930年3月，他把以上论文汇集成册，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书名在上海联合书店出版，影响深远。
这部专著包括六个方面内容：一是导论“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包括“殷代——中国历史之开幕时期”“周代——铁的出现时期——奴隶制”“周代以来至最近时代之概观”“中国社会之概览”等内容，实际上是郭沫若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成果的总结；二是第一篇“《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发端”，包括“《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易传》中辩证的观念之展开”两章；三是第二篇“《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包括“由原始公社制向奴隶制的推移”“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推移”两章；四是第三篇“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包括序说“卜辞出土之历史”和“社会基础的生产状况”“上层建筑的社会组织”两章；五是第四篇“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包括“周代是青铜器时代”“周代彝铭中的奴隶制度”“周代彝铭中无井田制的痕迹”“周代彝铭中无五服五等之制”“彝铭中殷周的时代性”等；六是附录。
郭沫若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根据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以经济基础的发展为前提，经济的发展却以工具的发展为前提的观点，指出用石器或青铜器为工具的时代，社会生产是渔猎和畜牧，社会性质是氏族社会。铁器的发明和使用，社会就进入到奴隶社会，后进入封建社会。蒸汽机的发明，促使社会进入资本主义。中国社会与世界其他各民族一样，经历了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制的几个阶段，并认为西周以前是原始社会，西周时代是奴隶社会，春秋以后是封建社会，最近百年是资本主义社会。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的某些观点虽不完善，但这是中国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阐述古代历史问题，第一次把中国古代历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有规律的发展过程，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同样适用中国，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坚实基础，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诞生。
郭沫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奠基者，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到中国历史研究中并取得了巨大成果的第一人。何干之在《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中评述道：“郭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及其他著作，是以《易经》《书经》《诗经》、甲骨文字、金石文字等等史料，来追寻中国历史的开端。他的新史料和新见解，的确使无成见的人们叹服，确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开了一个新纪元。”[188]“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在《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中说：“大家都知道的，唯物史观派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领导起来的。这本书民国十八年十一月初版到二十一年十月五版时，三年之间已印了九千册。他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史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189]顾颉刚在1945年的《当代中国史学》中认为：“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郭先生应用马克思，莫尔甘等的学说，考索中国古代社会的真实情状，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伟著，书中虽不免有些宣传的意味，但富有精深独到的见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190]
（2）甲骨文研究
郭沫若流亡日本时期，对甲骨文一字不识，但他坚信通过对地下出土的古代文字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是一条正确的途径。
1928年，郭沫若在日本阅读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王国维的《观堂集林》和一批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著作，开始研究甲骨文和金文。他从入门书看起，自己摸索，仅用了两年左右时间，便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1931年，经李一氓交涉，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和《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书由大东书局影印出版。《甲骨文字研究》收集郭沫若1929年所写的考释甲骨文字的论文17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把甲骨文研究同古代史研究结合起来，开创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收集了郭沫若1930年所写的考释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的论文16篇。这两部论文集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的有关篇章，是郭沫若研究甲骨文、金文的第一批成果。
1932年，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和《金文丛考》影印出版。1933年出版《卜辞通纂》和《古代铭刻汇考》。1934年出版《古代铭刻汇考续编》和《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1935年出版《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1937年出版《殷契粹编》。一部又一部高水平的学术著作的出版，使当时古文字学权威们也感到是不可理解的奇迹。
郭沫若用现代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对两周金文进行了全面的整理，他从传世的几千件有铭文的铜器中，先寻出一些自身表明了年代的器物作为标准器，再就人名、事迹、文辞的格调、文体的结构、器物的花纹形式等作综合考察，精选出铭文较长而史料价值较高的铜器323件，以此为线索，分别断定其他器物的时代或国别，使人名事迹遂有脉络可寻。这样就把混沌不清的两周800年的铜器，整理成为眉目清晰的历史系统，并把铜器上的铭文变成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必不可少的史料。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中所确立的中国青铜器研究体系，特别是由此开创的一整套崭新的铜器断代方法，被实践证明是科学的方法，为中外学者所公认，一直延用到现在。
郭沫若在甲骨文、金文方面的成就，使他与罗振玉（字雪堂）、王国维（字观堂）、董作宾（字彦堂）这些甲骨学大家并称为“甲骨学四堂”。我国著名文字学家唐兰（1901—1979）在评价殷墟卜辞研究时说：“自雪堂（罗振玉）导夫先路，观堂（王国维）继以考史，彦堂（董作宾）区其时代，鼎堂（郭沫若）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著名学者陈子展（1898—1990）教授在评价早期的甲骨学家时写下“甲骨四堂，郭董罗王”的名句，已为学界所广泛接受。甲骨四堂基本上代表了1949年之前甲骨学研究的历程与最高成就。
郭沫若对中国古代历史研究前后费时15年，终于形成了他对中国古代历史分期的定性观点。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他将奴隶社会的下限划在东周和西周之交，即公元前770年，认为春秋以后就是封建社会。后来根据更多的史料分析和探究，又把战国断为奴隶社会，秦汉开始为封建社会。1952年2月，他出版《奴隶制时代》一书，确定奴隶制社会下限在春秋、战国之交，认为战国为封建社会的开始。这个观点被中外史学界广泛采用，成为我国研究中古历史的基础。
（4）历史剧创作
1924年到1927年大革命时期，他创作了历史剧《王昭君》《聂嫈》《卓文君》。1941年皖南事变后，又创作了《屈原》《棠棣之花》《虎符》《孔雀胆》等历史剧和战斗诗篇《战声集》。1959年至1971年间，创作了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李白与杜甫》等，影响甚大。
（5）主编《中国史稿》
1949年后，郭沫若主编了大部头中国通史著作即《中国史稿》，1962年开始出版，共13册，贯穿着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观点。
《中国史稿》是郭沫若指导下由众多的学者专家集体撰写的。1955年7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向郭沫若提出了为县团级干部编写一部中国历史书的要求。次年2月由郭沫若主持，成立了由陈寅恪、陈垣、范文澜、翦伯赞、尹达、刘大年等著名史学家参加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编委会编审小组，负责编写和审稿工作。1957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三所分工负责，承担起《中国史稿》的编写任务。1958年该书列入国家计划，年底筹备工作大体就绪，开始草拟编写提纲。1960年春，初稿完成，在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并由郭沫若亲自修改后，1962年至196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史稿》第一册和第二册。此后，由于政治运动，编撰工作陷于停顿。直至1972年，根据郭沫若的意见，历史研究所恢复了《中国史稿》编写组，重新开始编写工作。从1976年起，包括经过修订的第一册在内的各册陆续出版。郭沫若因病不能亲自审定第二册、第三册，但仍十分认真地听取这两册修改情况的汇报。郭沫若逝世后，未经他审定的第四册以下各册，均署名《中国史稿》编写组。《中国史稿》的近代部分后来定为《中国近代史稿》，由近代史研究所负责撰写，计划编写五册，1978年陆续出版了前三册。
吕振羽与夫人江明
2.吕振羽
吕振羽（1900—1980），名典爱，字行仁，学名振羽，化名柳岗，湖南邵阳人，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22年进入长沙湖南高等工业学校学习，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赴日本求学。1928年归国后，到北平求职，任《村治》月刊编辑。1929年底，参与创办《新东方》杂志，并先后在中国大学和朝阳大学任教，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曾任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的“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回长沙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组织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和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后任塘田战时讲学院副院长。1942年赴延安，曾任刘少奇秘书。抗战胜利后，赴东北工作，曾任中共热西地委副书记、冀热辽救济分会副主任、中共安东省委常委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大连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东北人民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等职。1963年蒙冤入狱，达8年之久。1978年后予以平反。吕振羽是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研究历史的学者之一，著有《中国政治思想史》《简明中国通史》《中国民族简史》等。
吕振羽在史学上的主要贡献有：
（1）追随郭沫若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社会
1930年3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以后，引起国内轰动，这时郭沫若还在日本，吕振羽清楚地看到“那些乔装为‘历史家’面目出现的殷代社会研究者，无论在材料上，在结论上，大都不过从郭著作片断的抄袭，而又把它加以歪曲，以粉饰其可鄙的固有的成见，且从而去反诘郭氏”。[191]因此，打算“对陶希圣、李季诸人的中国社会史的意见附带作一较详细的批判，对郭沫若先生的著作也提出一些较系统的意见”。[192]
1934年至1935年，吕振羽相继完成《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两书，以历史唯物论作为“解剖人类社会的唯一武器”和“唯一正确的历史学方法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法则，完全符合辩证法的发展法则，“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当然也不能在这个共同的法则之外，另有一个途径”。同时以考古资料结合神话传说，第一次将中国原始社会由野蛮进入开化的发展历程整理出一个系统，填补了古史研究中的一大段空白。后来翦伯赞评论说：“吕振羽对于中国现阶级社会史的研究上，是尽了一个开辟的任务。”[193]
（2）最早提出殷代“应该是青铜器时代”
在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具体划分上，郭沫若认为商代为“金石并用时代”，西周为铁的出现的时代，进入奴隶制社会。吕振羽根据殷墟出土物及其遗迹的发现考察，从铜器冶炼术和冶炼场遗址的普遍存在，青铜器与其他器物出土数量的比例，以及铜器制造工艺程度等方面进行论证，认为殷代并非“新石器或金石器时代”，而“应该是青铜器时代”，并认为殷代为奴隶制时代。
吕振羽最先提出的“殷代奴隶制社会”说和殷代为“青铜器时代”的观点，很快为新史学阵营所接受。不久，郭沫若在《卜辞通纂》中“对殷代社会的意见已有不少改变”。到20世纪40年代，他在《十批判书》中不仅完全肯定殷代为奴隶制社会，而且在《青铜时代》中认为“殷代已经是青铜器时代了”。
（3）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思想史
在社会史论战中，吕振羽不仅第一个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整概念，而且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思想史，取得了显著成就。
社会史论战一开始就涉及到思想史和哲学史的研究，许多人都打着唯物史观的旗号写“哲学史”“学术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特别是陶希圣出版《中国政治思想史》后，吕振羽认为陶希圣“没有半点‘唯物辩证法’的气味”，便在1937年推出一部《中国政治思想史》，以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为样板，对中国历代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找出了一个粗略系统”，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作出系统考察，成为科学的中国思想通史的先声。
（4）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民族问题
民族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理论问题，自吕振羽步入社会史论战以来，就一直关注民族问题的研究。他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辟有《远古中国各族系别的探讨》一章；在编纂《简明中国通史》时，特别强调要“尽可能照顾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和其相互作用，极力避免大民族中心主义的观点渗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吕振羽感到中国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一是中国的民族问题从来没有系统地研究过，中国境内究竟有多少民族，它们的起源、历史过程以及现状怎样，没有明确的记载；二是因为一些片面材料所蒙蔽，人们形成了一些不切实际的乃至错误的论断。有感于此，1947年，吕振羽在哈尔滨市工作时，于戎马转战中，写成了《中国民族简史》，于1948年由大连大众书店出版。这是他应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和社会形态理论，写成的中国民族史专著，考察和论述了汉、满、回、藏、维、苗等族的起源、发展，其所经历的历史阶段以及各自的历史贡献，成为中国民族史的名著。
（5）最先推出“中国通史”
为了顺应历史潮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研究中国通史，1941年，吕振羽最先出版《简明中国通史》上册，1948年出版下册，下限到鸦片战争。他写法与历来的通史“颇多不同”，主要是“把中国史作为一个发展的过程来把握”，“注重于历史的具体性”“尽可能照顾到各民族的历史和其相互作用”“把人民历史的面貌复现出来”。这在我国是运用唯物史观编写中国通史的最早尝试，推动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
吕振羽是在社会史论战中登台亮相的，他始终关注各种思想理论问题，捕捉那些带有倾向性的错误理论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他历史研究中具有浓厚理论色彩的独特风格。他的论著的明显特点是，历史研究与中国革命重大理论问题相结合，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因而他的研究领域也非常宽泛，涉及经济史、社会史、哲学史、思想文化史、民族史、史学史、革命史、农民战争史等方面，并且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3.翦伯赞
翦伯赞与夫人戴淑婉
翦伯赞（1898—1968），维吾尔族，原籍湖南桃源，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社会活动家，杰出的教育家。1916年进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学习，不久转入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1919年毕业。1924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经济专业。1925年因不满种族歧视而回国。1926年参加北伐军，在邓演达领导的总政治部工作。1927年初到晋绥争取阎锡山和商震，后随商震部队进入北京。在北京遇见《村治》月刊主编、同乡吕振羽，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问题，积极参加社会史问题的论战。1931年5月，以山西代表身份南下参加了宁粤分裂时的“广州政府”成立大会。1932年2月，应国民党立法委员谌小岑之邀，到天津意大利租借主编《丰台》旬刊，揭露日本侵略，不久被驱逐。1933年春回到上海，不久任南京政府司法院副院长、湖南同乡覃振的秘书。1934年5—12月，赴随覃振欧美考察司法，游历了近20个国家。回国后为中共北方局周小舟、吕振羽与南京政府曾养甫、谌小岑的秘密谈判提供帮助。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过后与吕振羽回到湖南，发起组织“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和“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并任常任理事，主编《中苏半月刊》，出版名著《历史哲学教程》一书。1939年任从北平迁到湘西的民国大学教授，这时托派分子王宜昌也在这里。1940年2月前往重庆，任“中苏文化协会”总会理事兼《中苏文化》副主编，同时为冯玉祥讲授“中国通史”，受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的领导，直到1946年。抗战结束后赴上海，担任大夏大学教授、大孚出版公司总编辑。1947年10月，奉命潜往香港，担任达德学院教授，并与茅盾、侯外庐、千家驹等分别主编香港《文汇报》的“史地”“文艺”“新思潮”“经济”副刊。1952年至1968年为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副校长。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文化大革命”前，因其所持的历史观点与毛泽东观点相左，以及反对姚文元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在文革中受到批判，备受摧残。1968年12月18日夜，翦伯赞与夫人戴淑婉双双服下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1979年平反昭雪。翦伯赞著有《中国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史论集》《中国史纲》《历史问题论丛》《先秦史》《秦汉史》等，主编《中国史纲要》。
翦伯赞在史学上的主要贡献有：
（1）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著作
1930年，在新思潮派与托派展开社会性质的论战中，翦伯赞积极参加。1930年11月，他在北平《三民主义半月刊》上发表《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认为“中国的农村社会的本质，是在不是一个独特的或是亚细亚的生产方法，而是封建的生产方法”。[194]同年12月至次年2月，又在该刊上发表《前封建时期之中国农村社会》上中下三篇，利用文献和甲骨文资料，论述前封建时期中国社会的特点。同时在同意刊物发表《东方民族革命运动的过去与现在》，论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在此基础上，翦伯赞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中国历史的理论问题进行全面阐述，写成《历史哲学教程》一书，于1938年8月由内迁长沙的新知书店出版，成为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著作，影响重大。1939年8月，国民党政府将此书列为禁书，不许再版，可见其意义之大。
（2）撰写《中国史纲》和主编《中国史纲要》
1940年2月，翦伯赞来到重庆，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与郭沫若、吕振羽、侯外庐一起，一边进行历史研究，一边与国民党进行文化斗争，使重庆成为与延安遥相呼应的另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心。他还被冯玉祥聘为中国通史教师，被张治中聘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名誉委员。这一时期，他发表60余篇历史论文，出版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内容翔实的《中国史纲》两卷和《中国史论集》第1辑。《中国史纲》第一卷叙述原始社会到战国的历史，第二卷叙述秦汉历史，出版后在政治、学术两方面影响巨大。可惜没有写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4册，由人民出版社于1983年3月出版，弥补了这一缺憾。
《中国史纲要》作为高校中国通史教材使用。第一册的先秦部分，由内蒙古大学吴荣曾执笔，采用了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论的观点。后来，为了有利争鸣，翦伯赞决定改用自己素所主张的西周封建论，并自撰西周一章。先秦部分未及脱稿，就受到迫害，含冤逝世。1978年，吴荣曾完成了这一工作。第一册为秦汉部分，系“文化大革命”前写成，未及修订，后由田余庆完成。第二册三国两晋南北朝部分，田余庆撰写；隋唐部分，汪笺、吴宗国撰写；第三册五代十国宋辽金部分，邓广铭撰写；元明清部分，许大龄撰写；第四册近代部分，邵循正、陈庆华撰写。周一良曾评价说：“经过翦老精心指导，刻意琢磨，直到今天，这部书还是史论结合比较好、比较受欢迎的通史教材。”
（3）历史教学资料建设
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翦伯赞即致力于历史教学资料建设。他发起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共11个专题，约2000多万字。还亲自主编了其中“戊戌政变”和“义和团”两个专题。从1961年春开始，翦伯赞兼任全国高等学校历史教材编审组组长，主编通用教材《中国史纲要》和《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资料》，先后发表了《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和《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论文，批评史学界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极左思潮。因此，从1963年夏开始，不断出现“批翦”的文章，并由学术批判逐步升级为政治批判。
4.侯外庐
侯外庐（1903—1987），山西平遥人。原名兆麟，又名玉枢，自号外庐。青少年时代，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3年考入北京法政大学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同时攻读法律和历史。
中国思想史大师侯外庐(www.xing528.com)
侯外庐24岁结识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李大钊，受到马列主义的影响。1927年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经成仿吾、章伯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主编过周恩来等创办的《赤光报》。1930年经莫斯科回国，与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先后在哈尔滨法政大学、北平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任教。他读了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后，为之兴奋，但没有立即投入社会史论战，而是翻译《资本论》以奠定思想基础。1934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1936年与王思华翻译了《资本论》第一卷。抗日战争时期曾在重庆主编《中苏文化》，参与中苏文化协会及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工作。1939年发表《社会史导论》（1933年撰），是他结束《资本论》译事而转向史学研究的标志。1941年到1942年间，完成了《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和《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两部史学专著，并提出“研究中国思想史，当要以中国社会史为基础”这一毕生遵循的治学方法。两年后才发表自己的论文。
1941年皖南事变后，重庆笼罩着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气氛，大批进步文化人士已经转移外地。侯外庐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继续留在重庆从事学术研究。1943年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典社会史论》。1944年文风书局出版了《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
在周恩来的建议下，他又撰写了80万言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于1945年由三友书店出版。1945年8月还发表了《我对“亚细亚生产方法”之答案与世界历史学家商榷》一文。1947年，他转任香港达德学院教授，并主编《文汇报》之“新思潮”周刊。1948年进入东北解放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侯外庐历任中央政府文教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北京大学教授、西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哲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等职。曾当选为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六届委员、常务委员等。
“文化大革命”后，侯外庐抱着病残之躯，撰写了一部《中国近代哲学史》，1978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他又搜集自己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研究的9篇论文，结集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于197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他还领导完成了《中国思想史纲》，这是《中国思想通史》的普及本，1980年5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又与与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由人民出版社于1984、1987年先后出版上、下卷。这部长达130余万言的《宋明理学史》，填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历史学中的一项空白。
侯外庐在史学上的主要贡献有：
（1）解决了“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
由于马克思在分析古代印度为主的东方社会时，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后人在理解上存在很大分歧，在社会史论战中引起激烈的争论。从20世纪40年代初，他开始深入研究，解决了“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
1943年，侯外庐完成《我对“亚细亚生产方法”之答案与世界历史学家商榷》一文。后从苏联学者费德林处得到马克思的遗著《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如获至宝，立即请人把相关部分翻译出来，悉心研究。他仔细阅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查找出100多条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东方古代社会的论述，从而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有了比较全面的理解。1945年8月，他在《中华论坛》第一卷第七、八期合刊发表了《我对“亚细亚生产方法”之答案与世界历史学家商榷》，1946年他在修改《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出版《中国古代社会史》时，主要增加了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内容，使之成为一部更为完整的并富有理论特色的史学著作。1955年该书再版时定名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
侯外庐认为，世界上古文明的发展路径不止一条，有“古典的古代”和“东方的古代”两种平列路径。“古典的古代”即希腊罗马的古代，“东方的古代”即亚细亚生产方式。古代东方国家采取了土地为国家所有的路径，一开始便是大土地所有制。在土地国有制之下，铁器还没有出现便进行了“千耦其耘”的奴役制。也就是说，在青铜器时代便进到文明社会，这不但是早熟，而且在历史上也的确先行了一步。另外，中国的古代从氏族社会走向文明社会，还保留了旧有氏族组织的传统，在氏族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国家组织，由此演变成为血缘的宗法制，从而为古代东方国家的起源勾勒了清晰的线索。侯外庐的弟子田昌五说：“吾师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解与其说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导出的，不如说是从中国古代的实际得出的。”[195]
侯外庐指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一文中，认为亚细亚的是指“早熟”的文明“小孩”，古典的是指“发育正常”的文明“小孩”。中国学人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要找出自身的特点，不可用西方历史的模式来硬套中国历史。
（2）探讨封建社会土地国有制
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和《中国封建社会史论》等书中，侯外庐从中国古史资料入手，探讨了古代国家起源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路径，断定中国奴隶制社会起源于殷周之际，其社会特点具有“亚细亚性”，而中国封建化的过程在战国末以至秦汉之际，提出著名的“封建土地国有制论”，认为“秦汉以来这种土地所有制形式是以一条红线贯串着明清以前全部封建史”。[196]
侯外庐不同意中国社会实行土地私有制，欧洲中世纪实行土地领主所有制的说法，指出土地所有形式是了解古代东方世界的关键。他认为早在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之际，就形成了氏族贵族土地公有或称奴隶主贵族土地国有的所有制形态，而没有产生发达的私有制。到战国以后的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依然是国有制，即土地为皇族地主（国家）所有，其他阶层并无所有权，仅有占有权或使用权。侯外庐分析了中国封建社会各主要阶层与土地的结合关系，他把中国封建阶级大体上划分为4个主要阶层：皇族地主、豪族地主（品级性、身份性地主）、庶族地主（非品级性、非身份性地主）以及农民阶级。豪族地主表面上对土地和人民拥有特权，但实际上他们对土地和人民只有“占有权”，并无所有权。庶族地主没有基于名分上的土地占有的合法性，也没有土地所有权。农民是直接的生产者而不是所有者，更没有土地所有权。战国公田、秦汉“黔首自实田”、屯田、营田，西晋占田制、北魏至隋唐的均田制，唐代的两税法，明代的一条鞭法，历代的抑制豪强等，都说明土地的国有制。只是到魏晋以后，土地国有制的经营形式更加多样化，包括屯田、占田、户调和均田等。因此，“屯田、占田以至均田，是封建社会土地国有制形式的发展，是东方专制主义的秘密”。[197]
侯外庐从所有权发展史的角度出发，认为只有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权才是真正的私有权，封建社会没有土地私有权的法律观念，其土地所有制主要是以皇族地主土地所有为形式的国家土地所有制，其他阶层的地主只享有占有权而不是所有权，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自明中叶以后土地私有制逐渐产生，才逐渐打破这一现象，而这也预示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3）系统研究中国思想史
抗战胜利后，侯外庐投身于一项巨大的历史研究工作，即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系统研究中国思想史。《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先秦时期）撰著于1946年，1947年出版，署名为侯外庐、杜国庠、赵纪彬。第二卷（秦汉时期）与第三卷（魏晋南北朝时期）完成于上海解放前夕，作者除以上三位，增加了邱汉生先生，1950年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继续研究，于1957年完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二、三卷的修订增补工作。第四卷（隋唐宋元明时期）是在不适合进行学术研究的1957年至1959年完成的，作者队伍有所扩大，于1960年出版，分上下两册。侯外庐说第四卷“留下了粗糙的痕迹”。第五卷定名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1956年出版，内容从明末清初开始，由侯外庐1945年出版的《近世中国思想学说史》补充、修订而成。
中国思想史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理论化的中国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史。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科学思想、法律思想、军事思想等，都是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在中国思想史的综合研究中，更多是关于哲学思想、道德伦理思想、政治思想的内容。
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总序中说：“这部中国思想通史是综合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在一起编著的，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它论述的内容，由于着重了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说明，又比较复杂。因此，我们的研究是试探性的，二十余年来我们对这门科学虽然曾用了些工夫，但不敢说对中国民族丰富的遗产做出了科学的总结。这部著作的编写，一方面在很大的范围内是属于开荒的工作，特别是对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应给以足够的注意，另一方面在不少的论题必须对过去唯心主义的研究给以批判，因此，有关重要的问题不得不在新的史料发现与旧的史料厘订方面有必要的征引和考核，特别在论证中更须反复探讨，以期根据充分，理由充足。”[198]
侯外庐的杰出的史学贡献在于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研究中国思想史，他是中国较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与方法清理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学者之一，他坚持观点与材料的统一，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解释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思想与哲学思想，在社会史、思想史领域做了大量开拓性的研究工作。
5.范文澜
《中国通史简编》的作者范文澜
范文澜（1893—1969），字芸台，浙江绍兴人，出身于世代读书的家庭，少入私塾学习，14岁入县高等小学堂，1909年入上海浦东中学堂，1910年转到杭州安定中学堂，1912年毕业。1913年进北京大学文预料，次年考入本科国文学门，受业于著名学者黄侃（字季刚）、陈汉章和刘师培。当时北大校长是蔡元培，文科学长是陈独秀。
1917年范文澜从北大毕业后，任蔡元培私人秘书。1918年，经许寿裳介绍，到沈阳高等师范学堂任教。1920年到1925年先后在河南省卫辉一中、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任教。1925年“五卅”运动兴起，范文澜参加了天津游行示威活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失掉联系。1927年，在北京会见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中法大学、辅仁大学任教，最忙时每周上课30小时以上。这时，范文澜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教联”“左联”、互救会等团体发生联系。1930年9月，阎锡山派兵查抄范文澜住宅，搜出《红旗》等书报文件，指为共产党而逮捕，后经营救获释。暑假后，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国文系主任。11月，周树人（鲁迅）至北京，在范文澜家与“左联”等团体代表会谈。1933年暑假后，为女子文理学院院长。1934年暑假后，又被反动派逮捕，经蔡元培等人营救获释。1935年，在中法大学任教。1936年，在河南大学任教。
“七七”事变后，在党的领导下，范文澜创办抗战讲习班，亲自上课，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6月，开封沦陷，他随河南大学转移到鸡公山一带。不久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在遂平创办抗日训练班，随新四军在信阳一带开辟游击区，又在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做统战工作，长期奔波于桐柏山中。1939年9月，他在竹沟镇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1月，到达延安，为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1941年，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1943年，在中央宣传部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范文澜于1946年4月到达晋冀鲁豫边区，任北方大学校长。1947年兼校历史研究室主任。1948年7月，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吴玉章为校长，范文澜为副校长兼研究部主任、历史研究室主任。1949年，随华北大学迁至北京，参加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代表会议筹备会。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1950年，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改为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为所长。1951年，中国史学会成立，郭沫若为会长，范文澜为副会长，主持日常事务工作。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6年，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1959年，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第三届常务委员。1965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69年，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
范文澜在史学上的主要贡献有：
（1）《中国通史简编》
1940年，范文澜在延安担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所主任时，为干部补习文化之用，开始撰写《中国通史简编》。当时拟定“略前详后，全用语体，揭露统治阶级罪恶，显示社会发展法则”作为准绳。1941年出版了上册（上古到五代），1942年出版了中册（宋辽到清中叶），下册只完成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部分，题名为《中国近代史》上册。
《中国通史简编》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论述中国历史的通史著作，也是范文澜史学研究的代表作，在中国史学史上起到革命性、战斗性的作用。该书一问世，就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禁。
1949年后，范文澜对该书的缺点作了检查，集中精力对该书进行增订重写，将旧本上册修订扩充为三编四册，共约110万字。修订本第一编（远古到秦统一）于1953年出版，第二编（秦到南北朝）于1957年出版，第三编第一、二册（隋唐五代）于1965年出版，修订本比旧本扩大了4倍。这部著作凝聚着范文澜二十多年的心血，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
《中国通史简编》具有开创性的作用，他肯定了劳动人民创造历史，否定了旧史书以帝王将相为历史主角的观点，把阶级斗争理论作为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着重叙述了阶级压迫和阶级反抗。运用社会发展规律分析中国社会，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阶段，把中国封建社会划分为初期、中期、后期三个时期，说明中国社会处于螺旋式发展的过程。重视生产斗争的描述，尤其重视古代的科学成就，证明中华民族有着久远、丰富的创造性，说明中国自秦汉起的长期统一，使汉族形成相当稳定的共同体。强调中国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应平等对待国内各民族，对曾建立过政权的少数民族立专节专章论述。对帝王将相进行科学分析，既承认他们有压迫剥削人民的一面，又充分肯定他们中某些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确实起了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克服了旧本中一些非历史主义的倾向。
（2）《中国近代史》上册
《中国近代史》上册是研究这段中国近代历史的开创性的著作。全书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指导，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下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五四运动以后。范文澜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划分为四个阶段：（一）1840—1864年（鸦片战争、太平天囯运动）；（二）1864—1895年（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三）1895—1905年（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四）1905—1919年（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第一阶段包含反帝反封建两个主要矛盾，而反封建矛盾尤为发展。第二阶段包括国内民族斗争和反帝两个主要矛盾，而反帝矛盾较为突出。第三阶段包括反帝一个主要矛盾。第四阶段包括反封建一个主要矛盾。范文澜虽没有写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但却留下了他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完整看法。
《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叙述中国通史的著作。范文澜既懂得马克思主义，又熟谙中国传统文化，能够较好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特点结合起来，形成他的独特风格。
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和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代表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通史的最高水平，并为此后的中国通史编写奠定了基础，初步建立起新的中国通史的体系。
（3）主编《中国通史》
1965年，范文澜在修订完《中国通史简编》前四册后，就计划进一步撰写下去，形成《中国通史》。不幸，他于1969年因病逝世。为了完成范文澜未竟之业，近代史研究员蔡美彪主持与所内外有关学者专家合作，开始编著第五册（隋唐）以至第十册这后六册，从1978年开始出版，连同范文澜所著前四册，一起定名《中国通史》。至1991年，十卷本的《中国通史》全部完成，于1994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全部出齐，实现了范文澜的遗愿。
严耕望曾说近代史学四大家为陈寅恪、钱穆、吕思勉、陈垣。到20世纪40年代末，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侯外庐、翦伯赞分别推出的各领风骚的一批新著，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五大家的基本格局，标志着中国已经形成一个代表着历史学发展方向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群体。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五大家，人生道路不同，学术风格不同，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贡献也不尽相同。郭沫若是时代的“弄潮儿”，走在时代大潮前面。范文澜、侯外庐侧重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体系的建立。吕振羽、翦伯赞结识最早，都富于理论风格，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方面建树颇多。他们的筚路蓝缕之功，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6.白寿彝
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白寿彝
白寿彝（1909—2000），字肇伦，又名哲玛鲁丁，回族，河南开封人。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专家。出生于商人家庭，早年就读于开封市后安德烈学校、上海文治大学、河南中明大学，1929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攻读中国哲学史。毕业后一度协助顾颉刚的工作，后来担任了禹贡学会和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的编辑。1937年，参加了顾颉刚组织的考察团，到绥远、宁夏、甘肃等省区进行了民族、宗教、农田水利等方面的考察。抗战期间，他先在桂林成达师范任教，后在重庆中央大学、南京中央大学、云南大学担任教授，主编和编辑过《盖世报》副刊、《边疆》半月刊、《星星》半月刊、《文讯》月刊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白寿彝应聘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长期担任历史系主任、史学研究所所长、古籍研究所所长等职务，直至去世。曾历任中国民盟北京市盟委常委、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国家教委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教育学会历史分会会长、中国民俗学会会长等。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连续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是党的十大代表、十三大列席代表。
白寿彝对中国史学研究、伊斯兰教史、回族史以及有关学科领域的研究作出了具有开拓性质的重大贡献。
（1）出版了我国仅有的《中国交通史》
1937年，白寿彝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交通史》，作为“中国文化史丛书”第1辑，这是我国第一部也是仅有的一部交通史著作，后被日本文学家牛岛俊作翻译为日文在日本国出版。1987年河南人民出版社予以再版。全书分五篇，分述先秦时代、秦汉时代、隋唐宋时代、元明清时代及现代中国之交通，对于交通路线、交通设施、交通工具、交通管理制度均有考述。
（2）研究伊斯兰教史、回族史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白寿彝先后在《禹贡》《西南边疆》等刊物上发表了一批研究伊斯兰教史和回族史的重要论著，如《从怛逻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华文记载》《宋时大食商人在中国的活动》《元代回教人与回教》《赛赤丁瞻思丁考》《柳州伊斯兰与马雄》《中国回教小史》等。1983年，他将这批著述结集为《中国伊斯兰史存稿》，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白寿彝参加了由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总编辑工作，并亲自编了《回民起义》全四册，1952年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是回族史学研究工作者必不可少的一部大型工具书。1952年他与郭沫若等一起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筹建工作，担任研究员。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前夕，他主持编写了《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第一部全面介绍回族历史和情况的著作。1978年又指导修改了《回族历史》，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之际出版。后来，他主编了《回族人物志》，出版了《中国通史纲要》《中国史学》两部重要著作。
白寿彝曾出访过阿尔及利亚、埃及、科威特、日本、苏联、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巴基斯坦等国家，扩大了我国对外交往，特别是与伊斯兰国家的文化交流。他治学严谨，精心育人，为我国史学界和教育界培养了大批人才。白寿彝作为著名的历史学家、伊斯兰史和回族史学家、教育家，还为回族民间文学的记录与保存作出了重要贡献。
（3）主编《中国通史》12卷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人民出版社就约请白寿彝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白寿彝集众多学者之力，穷十余年之功，共完成12卷22册，1400余万字，从1989年至1999年陆续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每卷首页都写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期间国家重点项目（十年完成）”。这部《中国通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部头最大、水平最高的一部通史著述，代表了中国通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第一卷为导论，白寿彝主编，并亲自撰写了第一章：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第二卷：远古时代，苏秉琦主编；第三卷：上古时代（上、下）徐喜辰、斯维至、杨昭主编；第四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下），白寿彝、高敏、安作璋、廖德清、施丁主编；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下），何兹全、黎虎主编；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上、下），史念海、陈光崇主编；第七卷：中古时期·五代辽宋夏金时期（上、下），陈振主编；第八卷：中古时期·元时期（上、下），陈得芝主编；第九卷：中古时期·明时期（上、下），王毓铨主编；第十卷：中古时期·清时期（上、下），周远廉、孙文良主编；第十一卷：近代前编（1840—1919）（上、下），龚书铎主编；第十二卷：近代后编（1919—1949），王桧林、郭大钧、鲁振祥主编。
历史学家戴逸评价说：“白老是老一辈史学家。现已90高龄，可说是鲁殿灵光，岿然屹立，是我们的表率。尤其令我们钦佩的是，以90岁高龄完成《中国通史》巨著。这是一部空前的巨著，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界的压轴之作……它时间跨度最大，从远古时代一直到1949年。它内容最丰富、最全面，也括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地理环境、典章制度、科学技术，几乎无所不包。它是真正的通史。”本书的出版也得到了中央负责同志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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