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命派与食货派：近现代史学流派简析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很快从共产党内扩展到社会上，最先出场的是新生命派。1928年1月，国民党御用文人陶希圣、周佛海在上海新生命书局的基础上，创办了《新生命》杂志，以“阐扬三民主义，研究建设方案，并介绍批评各国社会思想学说及政治经济制度”为宗旨，实质上是一个反苏、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刊物。1928年10月，陶希圣在《新生命》上发表《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一文。1929年，出版了《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封建社会史》《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等书，探讨中国社会性质、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中国封建制度问题。

新生命派陶希圣

陶希圣采用拉狄克的观点，认为春秋战国以后，由于商人资本的发达，完整的封建制度已经没有存在的余地。他认为中国社会经过宗法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三个阶段，中间没有奴隶社会。当时中国“封建制度在春秋时已经崩坏，所以中国早已不是封建的国家”“中国是封建制度崩坏以后资本主义发达以前以士大夫身份及农民的势力关系为社会主要构造的社会”。^[148]他进一步说：“中国自战国以后，已没有完整的封建制度……此二千五百年的中国，由封建制度而言，是后封建制度时期；由资本主义而言，是前资本主义社会。”^[149]陶希圣否认中共提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也就否认了中共领导的民主革命党的任务。

陶希圣认为周代“与公社制结合的封建制”，就是“中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时代”。春秋战国时期商业资本的发展，封建诸侯的衰落，君主集权国家的建立，标志着封建社会的结束，秦汉以后的社会是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封建制度遭遇分解，不得再称封建社会。他说，亚细亚生产方式，实际上是一种中国社会的特殊论，即中国离开世界一般道路，走出自我发展的独特途径。

陶希圣（1899—1988），原名汇曾，笔名方峻峰，别名希圣，湖北黄冈人，1918年入北京大学法科学习，1922年毕业后任安徽省立法政学校教员。1924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1927年任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教官、中央独立师军法处处长、《党军日报》主编等职。1928年与周佛海等主编《新生命》月刊。1929年后，在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公学、中央大学任教。

新生命派除陶希圣、周佛海外，还有陈邦国、朱伯康、梅思平、梁园东等人，其共同特点是否认中国社会的封建性，鼓吹中国已进入特殊的资本主义社会。

陶希圣的“中国封建制度崩溃于春秋战国时代说”首先受到朱其华的反对。1931年4月，《读书杂志》第1卷第1期“中国社会史论战”专栏发表了朱其华致陶希圣《关于中国的封建制度》的一封信，及1931年1月31日陶希圣的回信，社会史论战正式开始。朱其华的信同年1月23日写于南京，对陶希圣的“封建制度崩溃于春秋战国时代说”提出质疑，申明他“崩溃于十九世纪中叶，即国际帝国主义侵入以后，可是一直到现在，封建势力还占强大优势”的观点。

朱其华（1907—1945），学名朱骏先，又名朱新繁、朱佩我，浙江海宁人，生于上海。早期加入共产党，曾任广东政府苏俄顾问鲍罗廷的秘书、第四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参加北伐、八一起义等。1929年接受托派主张。此后，他以朱新繁名字，在上海联合书店出版《中国资本主义之发展》《中国农村经济关系及其特质》《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等著作。他认为春秋战国以后，一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都是一个封建国家。封建制度的破坏，始于19世纪下半叶，即西欧资本主义对中国开始商品侵略以后。直到20世纪30年代，封建残余在社会经济结构中仍占主要作用。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彻底肃清封建残余。

陶希圣俨然以社会史的权威自居，并不正面回答朱其华的问题，他认为朱其华是以论带史，立论前提就有问题。他回信说，商业资本固然没有转变新社会形式的作用，但却有分解旧社会形式的作用。他劝朱其华不要先定结论再去寻找前提条件，而应该先寻找前提条件再去推导结论。

陶希圣认为观察中国社会应采取历史的观点、社会的观点、唯物的观点，反对在研究中国问题时，因袭欧洲学者解剖欧洲社会所得的结论而漫加演绎，反对将中国社会当做欧洲丛山半岛之中的小国对待，反对混淆名词的含义去分析问题，反对排斥不合于己见的观点。陶希圣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公式主义者”，大有不重视材料而重视公式的毛病。^[150]

1931年5月，《读书杂志》第1卷第2期出版，发表了上海劳动大学经济系学生的朱伯康《中国社会之分析》一文。朱伯康首先提出了一个五阶段的社会形态链接公式。他说：“一切正常的社会，其发展的阶段恒是这样进行的：原始共产社会，古代奴隶社会，中世封建社会，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将来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社会底发展，也大致不外如此。”这段话非常值得关注。它与后来斯大林所定的“五形态说”是一致的。他在肯定历史发展规律的普遍性的前提下来阐述中国问题，除新思潮派之外，并不多见。(www.xing528.com)

但朱伯康认为当时的中国并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是各种异质的东西混杂在一起：自然经济、商品经济、金融资本杂然并存，政治上武力割据而又含有封建意味，官僚主义的士大夫身份与教育相纠葛，宗法势力支配下的家族制度广泛存在。这些特质混杂在一起，就使得中国社会成为了一个“殖民地化过程中之前期资本社会”。这是典型的新生命派的观点。

除以陶希圣为代表的新生命派外，以顾孟余、梅思平为代表的国民党改组派，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都撰文发表自己的观点或主张。顾孟余认为中国社会是“封建思想所支配的初期资本主义”，梅思平则断定中国社会“完全是一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胡适认为中国问题全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五鬼”和“五大仇敌”造成的，不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造成的。“这五大仇敌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至多有几个小富人，哪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势力早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151]

1931年暑假后，陶希圣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回母校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史等课程，并在清华、燕京、北师大等校兼课。

到1932年3月26日，朱其华在香港写《关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一封公开信》，声称“在《读书杂志》论战号上所发表的着作，不足以代表我全部意见的万分之一”。他列出自己的论著名单，并得意地说：“我觉得，我已经发表的意见已经把论敌的见解打得粉碎，论敌已再没有武器可以和我作战了，因此，我可以鸣金收兵了。这一封公开信，就是表示我以后再不参加论战，在论敌没有拿到新武器以前，兹声明：以朱新繁名义发表的著作无论已毁或尚存，我全部否认，因此项稿件，大部非本人所作，我必须绝对否认。以朱其华名义发表的著作，无论长篇短论，我对读者完全负责。全部是以外国译文发表，虽然美日友人的翻译都绝对可靠，甚至比我的原作更有价值。”^[152]朱其华从此淡出文坛，与陶希圣的论战就此结束。

1934年12月，社会史论战趋于平静，在顾颉刚的提议下，陶希圣在北京创办《食货》半月刊，由上海、南京、北平、武昌的新生命书局发行。他认为社会史论战简单地套用理论而不注重材料分析，更多的是政论而缺少学术内涵，所以他在《食货》封面上标明“中国社会史专攻刊物”，专门从事学术研究。该刊的宗旨是，集合正在研究中国经济史、社会史尤其是正在搜集这种史料的人，把他们的心得、见解、方法，以及随手所得的问题、材料披露出来。史学不是史料的单纯排列，史学也离不开史料。史学要有理论、方法的指导，但理论、方法不能代替史实。他声言：“把方法当结论，不独不是正确的结论，并且不是正确的方法。”^[153]强调理论和方法非先取得充分的史料，不能证实，不能精致，甚至不能产生。食货派诞生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大论战之后，既是论战的一项积极成果，又把论战引向了深入。

围绕《食货》杂志，陶希圣组织了一个松散的学术团体“食货学会”，其成员有鞠清远、何兹全、全汉升、沈巨尘、杨联陛等人，形成了以专门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史学流派，继续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制、封建制等问题。

陶希圣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五个阶段的学说，把中国历史划分为另外五个阶段：“一、夏商周三代是三个部落联盟，先后相继统治中原。二、从东周至战国乃是由部族演变为国家的过渡时期。至秦汉时期，中国成为大统一的国家。三、由东汉以后，中国进入中古阶段，士庶与庄客即奴隶的等级，甚为分明。这一时期，社会组织以庄园经济为主。四、中唐以后，中国进入商业资本独特发达的农业手工业社会。五、清代中叶以后，是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154]

1935年1月，陶希圣联合王新命、何炳松、萨孟武、樊仲云、武堉干、孙寒冰、黄文山等10位教授于上海《文化建设》第1卷第4期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声称“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1937年7月1日，《食货》在推出第6卷第1期后，即因卢沟桥事变而停刊。1938年陶希圣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9年8月参加汪伪政权。后又逃离到重庆，任蒋介石私人秘书、国民党《中央日报》主编，最后逃到台湾。但是《食货》作为专门研究社会经济史的刊物，打通了理论和史料之间的研究理路，对中国经济史研究起到拓荒和奠基的作用。所以顾颉刚认为，陶希圣是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最有成绩的人。^[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