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史论战的中心是《读书杂志》，这是王礼锡在胡秋原等人建议帮助下创办的。
1.王礼锡创办《读书杂志》
王礼锡（1901—1939），字庶三，江西安福人，著名诗人、社会活动家，国民党党员。他不是思想理论家，也不是历史学家，而是社会史论战的组织者和推动者。他以自由主义者的中间立场积极组织和推动论战，又以左翼社会活动家的身份直接参与了论战。
王礼锡、陆晶清夫妇
王礼锡是世家子弟，祖父王仁熙为清末举人，父亲早逝。他早年就读于江西省立吉安第七师范学校、南昌心远大学。1924—1927年国共合作时期，他思想进步，坚持反帝反军阀的立场，曾担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农民部部长，与湖南毛泽东等人一起，筹办“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1928年2月，主编国民党《中央日报》的《摩登》副刊，醉心于唐诗宋词的研究。他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并尝试用唯物主义解释历史。
1930年，到日本治病的王礼锡受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委托，主持上海“神州国光社”编辑部工作。“神州国光社”位于上海河南路60号，原是晚清国粹派邓实于1908年创办的一家文化出版社团，主要印行碑帖、画册和各种古籍，曾风行一时。但后来由于政局动荡，经营不善，难以为继，只好出让。当时，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与驻扎在上海的十九路军有渊源关系，决定购买“神州国光社”作为十九路军的文化事业，并委托曾任他秘书的王礼锡担任总编。王礼锡回国后实行全面变革，出版鲁迅的“现代文艺丛书”、郭沫若翻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使得这家国粹派老店生机焕发，成为驰名全国的出版机构。
在策划出版书籍的同时，王礼锡与夫人陆晶清准备利用“神州国光社”，出版文化理论性质的《读书杂志》。“读书杂志”的名称，王念孙、胡适已使用过，他就是要继承过去学术研究的精神。1930年12月初，王礼锡在日本广泛听取留日学生胡秋原、梅龚彬、朱云影、贺扬灵、王亚南等人意见。他说：“目前，国内的许多刊物如《新思潮》《动力》《新生命》等正在围绕中国社会是什么性质这个问题进行争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没有正确的认识，很难旨定中国的政治前途，这个问题如果得到解决，那么我们的行动就有了极有力的根据。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必须从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的演变与世界经济的关系，研究它的规律，抓住其特殊性。”“因此，我办这个杂志，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从中国社会的性质，寻求中国社会的前途。”[141]1931年4月1日，《读书杂志》正式在上海出版。
2.社会史讨论的阶段划分
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必然联系到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重新认识。因此，王礼锡在《读书杂志》开辟“中国社会史论战”专栏，汇集了各种观点的有代表性的论著，使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和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交叉进行，达到高潮。
1931年4月，40万字的《读书杂志》第1卷第1期由神州国光社出版。王礼锡在《发刊的一个告白》中，表明了办刊宗旨和态度：“不主观地标榜一个固定的主张，不确定一个呆板的公式去套住一切学问。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一般地忠实介绍。革命文艺作家的作品和趣味作家的作品一样登载。我们这里的文字不统一于一个主义之下。我们尽管有思想的斗争，但编者并不偏袒斗争的那一方面以定取舍。”[142]
这种兼容并蓄、不拘一格的办刊方针，客观上为共产党人提供了言论园地，也为国民党的“新生命派”、反对派的“托派”以及其他学者提供了舞台，使杂志内容丰富而庞杂、热闹。据托派成员王凡西（即王文元，字双山）后来回忆，王礼锡“每尝以蔡元培自况，故作家中自陶希圣等起，中经斯大林派，一直到我们托派，他都一视同仁。在1930年初期，他跟反对派特别接近些，刘仁静、李季、王独清、彭述之、杜畏之、彭桂秋、吴季贤等都和他来往甚密。”[143]
在创刊号上，王礼锡开辟“中国社会史论战”专栏，发表了《编者的话》，认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没有真确的认识，很难确定中国政治的前途。所以本志特为这个问题，设一个‘论战’，第二第三几期对这个问题都有意见不同的文章发表。”专栏首期发表了朱其华与陶希圣讨论中国封建制度的通信，论战正式开始，很快引起全国各地学者的关注，并波及到日本。
从1931年4月到1933年10月，为社会史论战的第一阶段，主要围绕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阶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五个阶段是否适应中国等问题而展开，其中也贯穿着自1928年以来的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www.xing528.com)
1931年8月《读书杂志》第1卷第4、5期合刊，出版了《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立即引起轰动，10天之内就销售了两版。到1932年5月10日，出版了第4版，前后印行了2万册。《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共出版了4辑，到1933年3月《读书杂志》第3卷第3、4期合刊，即《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4辑。由于国民党施加压力，王礼锡和夫人陆晶清远赴英国伦敦，10月《读书杂志》因而停刊，社会史论战趋于低潮。
1934年12月，陶希圣创办《食货》半月刊，使讨论进入第二阶段，更多地对社会经济史、社会形态理论的探讨。1933年6月，新思潮派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1934年10月创办《中国农村》月刊，又引起了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也使后两者问题的讨论交叉进行，直到1937年7月抗战爆发，论战才结束。从讨论的主题和探讨的激烈程度来看，1933年是一个分水岭。
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从1928年就开始，主要是关于中国社会性质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与社会史问题的讨论结合起来，到1933年《读书杂志》停刊时告一段落。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从1931年8月到1937年抗战爆发，期间1934年到1935年，开展了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
3.“读书杂志派”的主要观点
在社会史论战中，虽然王礼锡在组稿和编刊方面提出“并不偏袒”的态度，实际上他与胡秋原等人也有相似的观点，形成了“读书杂志派”，直接参加了论战。
胡秋原（1910—2004），原名胡业崇，又名曾佑，别号石明，湖北黄陂人。1929年赴日本，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及普列汉诺夫等人著作，积极关注并参与国内的社会史论战，成为“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九一八”事变后，放弃日本学业，在上海主办《文化评论》，宣传抗日。1935年，受第三国际中国代表团之邀，赴莫斯科访问，对苏联深感失望，遂放弃马克思主义，转而宣扬“新自由主义”和“文化史观”。胡秋原是五四以后文化界和思想理论界的重量级人物，由于他提倡“自由文学”被鲁迅当作“第三种人”而进行批判。
但在社会史论战中，胡秋原毕竟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尽管在他放弃马克思主义之后，总是遮掩这一点。在论战中，胡秋原发表《略论中国社会之性质》《中国社会＝文化发展草书》等论文，王礼锡发表《古代的中国社会》《中国社会形态发展史中之谜的时代》等，提出了他们的主张。
王礼锡在《古代的中国社会》中认为，中国殷代以前，已经脱离原始社会，进于氏族社会。不过氏族社会始于何时，这是无法推断的。中国有信史自殷代开始。殷以前，都是传说时代。殷代是正在崩溃中的氏族社会，而有初期封建社会之萌芽。
对于中国社会的性质，王礼锡在《中国社会形态发展史中之谜的时代》中认为，自秦至鸦片战争，是一个谜一般的时代。“把由秦代至清鸦片战争以前的一段历史认为是封建制度，大体上是没有什么错误，虽然不是纯封建制度，但其最基础的生产方法是封建的。”[144]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王礼锡认为是指“西洋史外的东方的复杂社会”，即“亚洲复杂的生产方法”，但东方的亚洲的生产方法不足以解释“谜的时代”。王礼锡认为中国有没有奴隶社会，奴隶虽然是从来就有，但“不曾在生产上占过支配的地位”。他肯定地说：“奴隶社会这个阶段不但在中国找不出，就在欧洲也不是各国都要经过这个阶段，德国、英国就没有经过这个阶段。所以我们不必机械地在中国去寻找奴隶社会这个阶段。”[145]
胡秋原著有《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专制主义》《亚细亚生产方式论》《中国社会＝文化发展草书》等文章。胡秋原同样不承认中国有奴隶社会，他说，“封建社会继承原始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希腊、罗马也先后经过了封建社会，后来的奴隶社会只不过是封建社会的变形发展”。英国和德国的经济史上，就找不到奴隶社会这个时期，而是从氏族社会直接走到封建社会的。[146]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存在一个专制主义社会，或叫作“前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是亚细亚生产方式。
在胡秋原看来，社会发展的基本阶段应该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氏族社会、封建社会、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及帝国主义时代。奴隶社会只是封建社会末期，商业资本发展后形成的特殊社会形态，这在海岸国家达其发展之极致，不必将其视为各地社会的必经过程。他认为，中国社会史分期是：原始社会时代，殷以前；氏族社会时代，殷；封建社会时代，周及春秋战国；专制主义社会时代，秦至清末；专制主义半殖民地化时代，鸦片战争以来。[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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