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是从共产国际和共产党内部引起的，在国内主要表现为中国托派动力派与中共新思潮派的争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等认为中国社会仍是帝国主义宰割下的封建社会，应当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但曾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托洛斯基等人则认为，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封建压迫在中国只是“残余之残余”。苏联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更认为，自春秋战国以后，中国就是一个“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商业资本在中国历史悠久，已经蚕食了封建势力，中国农村已没有封建势力存在，革命目标还应包括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在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及社会各界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1928年6—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认为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28年11月，蔡和森发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认为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这一根本问题将决定今后革命之一切战术与策略”。[133]
1928年末，在中山大学接受托洛斯基观点的中国留学生被遣送回国，成为中国最早的托派分子，并陆续创办《我们的话》《十月》《战斗》等刊物，宣传托派观点。
1929年8月，陈独秀致信中共中央，他接受托派观点，认为中国很早就有商业资本主义，它已经破坏了封建制度及其残余关系；1927年后中国资产阶级取得胜利，民主革命已经结束，封建势力“受了最后打击”“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中国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占优势的社会，无产阶级只有等待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后，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的观点实际上就是要取消中国民主革命，被称为“托陈取消派”或“中国托派”。
1929年1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上海创办《新思潮》，与中国托派展开社会性质的论战。1930年3月，中共领导人李立三在《布尔什维克》杂志第3卷第2、3期合刊上发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一文，全面论证了中共六大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分析，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帝国主义成为最高的统治者，握住了中国政治经济的特权，支配着中国政治经济的生活”“帝国主义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倚靠着中国的封建势力，同时封建势力的存在也倚靠帝国主义的扶持，已经成为不可分离的关系”。他批判“托陈取消派”的观点，认为陈独秀等“否认封建势力的存在，就是不愿农民的革命的反动理论的根据”。[134]
1930年7月，中国托派分子严灵峰、任曙、刘仁静等创办《动力》杂志，否定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认定当时为资本主义社会，人称“动力派”。《动力》杂志仅出版两期，同年9月停刊。(www.xing528.com)
严灵峰在《动力》第1、2期上，先后发表《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再论中国经济问题》等文，反驳李立三和新思潮派的观点，认为帝国主义本身代表着高度的资本主义势力，它在中国要绝对的破坏封建的经济基础，促使殖民地半殖民地更趋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中国已有相当发达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促使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虽然复杂，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生产关系居支配或领导的地位，所以“中国目前是个资本主义社会”。1931年，他将上述文章结集为《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一书。同年，任曙出版《中国经济研究绪论》，他与严灵峰虽有分歧，但同样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代替封建经济而支配中国经济生活的地步，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了。
老牌托派分子刘仁静以刘镜园的笔名，于1931年8月、1932年3月，在《读书杂志》分别发表《评两本论中国经济的著作》《中国经济的分析及其前途之预测》的文章，以批判严、任的形式出现，提出“我们认为中国现在不是一封建社会，而是一资本主义社会——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135]实际上继续坚持托派观点。
1934年，托派分子李季由神州国光社出版《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一书，他认为奴隶社会不是人类必经的社会阶段，中国就没有形成像古代希腊、罗马那样的奴隶制度。他说“氏族社会崩溃后，可以经由奴隶社会到达封建制度，可以经由另一种社会构成即亚细亚生产方式到达封建制度。其实各国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一定都要取这种途径的，例如德意志人就是由马克经济转入农奴和奴工制（封建制度），既没有经过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阶段，也没有经过奴隶制度”。[136]李季认为，中国自唐虞以前至虞末为氏族社会，即原始共产主义时代；自夏至殷末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时代；自周至周末为封建时代；自秦至清鸦片战争前为前资本主义时代；鸦片战争至20世纪30年代为资本主义时代。[137]
针对陶希圣生命学派和中共新思潮派的观点，1934年到1935年后，托派分子王宜昌先后发表《为奴隶社会辩护》《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之比较研究》《渤海与中国奴隶社会》等文章，他认为中国存在奴隶社会，并且“中国奴隶社会从半开化末期的夏代发展，经过文明时代的西晋初期而灭亡”。[138]王宜昌的观点与其他托派截然不同。关于当时社会的性质，他认为，“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了，封建制度是腐朽了，没落了。陶希圣只看见中国封建政治及上层建筑的存在，‘新思潮’派只看见中国封建经济的庞大的存在，而没有看见它的没落和资本主义的正在完成。”[139]王宜昌还有感于地中海对希腊罗马的重要作用，认为“渤海是中国奴隶社会的地理基础，如果中国人古代没有渤海，像北美古代没有内海一样，或许便没有奴隶社会的发展，而和印第安人一样停滞于原始共产社会以至今日”。[140]
在社会性质论战中，有关文章40余篇、著作30多部，其中中国托派最为活跃，他们断章取义地引用马克思主义一些字句，说明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帝国主义的侵入破坏了中国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直接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包括农村在内的封建势力，已是微不足道的残余，占支配地位的已是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因此中国是个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无视帝国主义在华投资和买办资本同民族资本之间的根本区别，混淆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界限，把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论断诬蔑为没有根据的政治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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