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及其研究—种族文化学

1.学术人生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出生名门。其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父陈三立为著名诗人，曾任三江师范学堂总教席。其母俞夫人是曾国藩第三子曾纪鸿之女曾广珊之夫俞寿丞的妹妹，陈寅恪的胞妹又嫁给陈家世交、国民党兵工署署长俞大维。陈寅恪曾师从国学大师王伯沆，从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成年后博通古今，学贯中西，为人风骨凛然，保持自我，不媚时俗，在政治纷争中超然独立。

史学大师陈寅恪

1902年，陈寅恪随长兄陈衡恪东渡日本，入巢鸭弘文学院，同年进入该校的还有鲁迅等人。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市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学习。1914年一战爆发后，回到中国。1918年冬获得江西教育司官费资助，再度出国深造，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兰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后因国内时局不稳，官费停寄，生活艰苦，但他读书不断。1921年转往德国柏林大学学习，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此时，俞大维与陈寅恪在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连续同学七年。通过留学期间的学习，陈寅恪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10余种语言的能力，尤精梵文和巴利文。^[121]夏曾佑曾对他感慨说道：“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陈寅恪从德国到瑞士，又去法国、美国，最后再回到德国，辗转游学13年，满腹经纶，却没有获得任何学位，因为文凭在他眼里，不过是一张废纸而已。

1925年3月，陈寅恪回到中国。这时清华学校设立大学部，开始招收四年制大学生，并开设研究院（国学门），以吴宓为主任，胡适建议采用导师制。在梁启超推荐下，聘请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为研究院（国学门）导师，人称“五星聚奎”。王国维是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开创者，梁启超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赵元任是哈佛大学归来的语言学家。四人中陈寅恪最晚到校，他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只因梁启超一句“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遂成为20世纪20年代清华国学研究院著名的四大导师之一。1928年清华学校改制为清华大学，应聘为中文、历史两系教授，并在北京大学兼课。暑假，他在上海与北京女高师女教师唐筼完婚。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

1930年，清华大学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开设“佛经文学”“世说新语研究”“唐诗校释”“晋至唐文化史”“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等，凡是与佛教有关的资料，一律用黄色的包装着。他夏秋季常穿蓝布长衫，冬春季常穿长袍马褂。当时名家如吴宓、朱自清、冯友兰等都来旁听。他还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及第一组（历史）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等职，遍阅故宫满汉文宗。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研究，均有重要发现，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1938年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1865—1942）研究中亚史遇到疑难问题，向德、奥知名学者求助，未能解决，柏林大学乃推荐陈寅恪。他向陈寅恪请教后，才得到满意解答。^[122]陈哲三说：“俄人在外蒙发掘到了三个突厥碑文，学者纷纷研究，但均莫衷一是，不懂不通，陈先生之翻译解释，各国学者毫无异辞，同声叹服。唐德宗与吐蕃之唐蕃会盟碑，许多学者，如法国之沙畹、伯希和等人均无法解决，陈先生之翻译也使国际学者满意。”^[123]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其父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陈寅恪随校南迁。1938年秋，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大，他也到达昆明。

1939年春，陈寅恪被英国牛津大学聘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这是该校聘任的第一位中国人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陈寅恪全家离昆明到香港，拟搭英轮转赴牛津大学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迫暂居香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陈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40万元委任他筹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1942年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这一时期，他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但这时，他患疾视网膜脱落，对以后影响甚大。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经英医诊治开刀，不仅无效，目疾反而加剧。陈寅恪十分失望，于1949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之后，他到广州，拒绝了傅斯年的去台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他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寅恪先后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1953年中国科学院拟请陈寅恪为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他怕为政治所累，举荐陈垣就职，自己仍任教于中山大学，寓居金明馆。陈寅恪的最后20年在中山大学度过。^[124]

在助手的帮助下，他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塞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在双目完全失明的情况下，又撰写了《柳如是传》和《唐柳堂记梦》。

2.陈寅恪的史学观点

陈寅恪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受到乾嘉考据学和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在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别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语言学、敦煌学、中国古典文学以及史学方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www.xing528.com)

第一，种族文化学说。种族文化学是陈寅恪研究古代史的中心理论。他曾说：“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125]“民族文化之史”符合西方文化史学中以民族为单位，从文化角度对历史进行考察的原则，体现了陈寅恪的两个视角，即民族（种族）和文化。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他开篇即引用《朱子类语》中“唐源流出自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一句，说：“此简略之语句亦含有种族及文化二问题，此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实关键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略者也”。^[126]他坚信历史的发展就是文化的发展，政治军事冲突的背后就是民族文化的冲突。陈寅恪认为中国古代历史一直存在胡化和汉化的问题，胡人、汉人不以种族区别而以文化区别，如精通汉文化的鲜卑人被称为汉人，胡化的汉人被称作胡人。他认为唐代胡化现象十分严重，开篇就是宗室胡化。他以胡汉文化冲突分析唐代历史，认为安史之乱就是胡汉文化冲突引起的。河朔藩镇的胡化现象十分严重，从节度使到牙兵牙将都是胡人。在《隋唐制度渊源论稿》中，他从礼仪、官制、法律、音乐、兵制、财政几个方面论述隋唐制度的渊源，也是从胡汉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上进行分析。他认为安史之乱固然是政治军事事件，但有种族文化的因素，实际上是长安集团的高深的汉文化和河朔集团的胡文化的冲突。河朔为胡汉杂居之地，汉人也开始胡化。陈寅恪围绕种族与文化的冲突来论述隋唐300年的政治变迁，把藩镇割据和安史之乱归结为文化的冲突，将隋唐史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境界，但却忽视了经济的重要作用。

陈寅恪推崇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判态度，他从种族文化学的观点出发，要求奉行“中国本位文化论”。他认为，孔子儒学非常正大，对全世界都有益，佛教也是纯正的，所以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认为外来学说有助于增强对中国本位文化的理解，但引进外国学说必须与中国现实相结合。

第二，隋唐关陇集团和关中本位主义。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提出“关陇集团”的说法，认为宇文泰在西北创建了关陇集团，历经西魏、北周、隋至武则天政权200余年，从君主到大臣，如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四大名相都是关陇集团的成员，都与关陇集团息息相关。

他认为，魏晋时期曾经风光无限的门阀世族，随着东晋的灭亡、南北朝的形成而逐渐衰败，王谢庾桓这些世族大姓已风光不再，庶族寒门势力似乎就要兴起，但这时一个新兴的贵族集团横空出世并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这就是纵横中国近200年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关陇集团，亦称关陇六镇集团或六镇胡汉关陇集团。在西魏与东魏的争夺战中，宇文泰把北方六镇武将和关中、陇西豪族的力量统一起来，组成了以八柱国为核心，以府兵制为基础的军事贵族集团，这是一个依靠武装力量建立起来、胡汉结合的集团。陈寅恪所提出关陇集团的学说，用以阐释西魏、北周、隋、唐三代政权的特点。陈寅恪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127]此集团有两大特征：一是“融治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二是此集团中人“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128]

宇文泰建立关陇集团取得天下后，奉行关中本位政策，并且融合鲜卑及汉文化以消除胡汉隔阂，最后在北周时形成较团结的关陇胡汉集团，得以攻灭北齐。到了唐初，新朝仍然奉行关中本位政策，以关陇集团为统治核心，以关陇为全国中心。陈寅恪说：“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统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统御之前期，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来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所结集团体之后裔也。自武曌主持中央政权之后，逐渐破坏传统之‘关中本位政策’，以遂其创业垂统之野心。”^[129]武则天以《姓氏录》打击关陇集团，以科举制破格取士，又毁掉府兵制，关陇集团随之瓦解，使得唐代统治力量发生重大变化。士大夫多来自科举，成为与皇室不同的阶层，此外宦官又是一个阶层，藩镇又是一个阶层，几股势力错综交织，关中本位政策难以为继，唐中央政权就衰落了。

第三，以诗证史和诗史互证。陈寅恪著书立说都根植于考据学的基础上，以精密、严谨的考据著称。他开创了以诗文为主要材料钩稽沉隐，以诗证史或诗史互证的学术方法，扩大了史料的范围，创新了考据学的方法。^[130]

他认为中国的诗词歌赋，多具备时间、地点、人物，往往涉及特定的历史事件，可用来佐证历史并补史书的缺漏。由于古代史书多为官修，对统治阶级多有避讳，而古代诗歌中保留了大量的历史纪录，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实际，可用诗中语句来考释历史，同时也以历史来考释古代诗词，以达到“证实”或“证虚”的目的。他列举的唐诗可以证史的五个方面，即纠正历史记载的错误，说明历史真相，别具异说，相互证发，增补缺漏等，并且把它运用到史学研究中。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陈寅恪以诗证史、以史解诗，撰写了许多论著，其中代表作是《元白诗笺证稿》和《柳如是别传》。

“元白”即唐代诗人元稹和白居易的连称。元稹有《会真记》，元代王实甫以此为蓝本，写出了广为流传的《西厢记》。陈寅恪通过元稹有关诗文的考证，将元稹身世、当时社会风气和所述情节相结合，不仅进一步证实《西厢记》中有元稹身影，而且说明“舍弃寒女，而别婚高门，当日社会所公认之正当行为也。”^[131]

在《元白诗笺证稿》中，陈寅恪还对白居易的许多诗作了考证。在《长恨歌》中，他从杨玉环“云鬓花颜金步摇”证明其为唐代贵族妇女的时妆实录；从“惊破霓裳羽衣舞”句中的“破”字考出唐代乐舞一个重要的术语；从“风吹仙袂飘飘举”一句，考出杨玉环亲舞霓裳羽衣舞实有其事。“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是唐玄宗在杨玉环死后的相思写照，但陈寅恪对此做出了颠覆性的结论。他考证长生殿是唐代祀神沐浴之斋宫，不是曲叙儿女私情场所；又详检两《唐书》，没有唐玄宗驻跸温泉的记载，由此证明了玄宗与杨贵妃决无夏季到华清宫之理。

在《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通过对钱谦益和柳如是诗文的考证，系统论述了清末明初的历史和一些重大事件，如复社事迹、钱谦益投清背景、郑成功复明等，所载之事，本末详细，大多是正史没有记载的。但陈寅恪考证时也存在过于冗长，于事无补的现象。

第四，中外语言文字材料的互证。陈寅恪扩大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范围，利用自己掌握外国语言文字的优势，搜罗其他史料，引进西方历史语言比较法，比较考证国内史料。比如玄武门之变，他利用在巴黎图书馆见到的敦煌出土资料“何常墓碑”，解开了玄武门之变之谜。何常为玄武门守将，原李建成部下，他引李世民及其部下进入玄武门埋伏，再引李建成、李元吉进入后被杀。武则天为一介女流，为何能夺取李唐政权？陈寅恪利用敦煌石窟发现的《大云经》残卷“以女身受记为转轮圣王”的教义，说明武则天利用了佛教符谶，成功称帝。陈寅恪对《蒙古源流》的多种文字的翻译文本进行比较研究，探明了本书原貌以及一些人名、地名和蒙古起源的记载，对蒙古史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他还利用自己深厚的语言功底，采取对音法，对《大唐西域记》和一些翻译成汉语的文字材料进行考证，但对音法考证较难，所以成效不大。

吴宓在美国哈佛大学时就得识陈寅恪，惊其博学，服其卓识，曾说：“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国最博学之人。”^[132]陈寅恪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工作，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重证据、重事实的精神，对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这种精密考证精神，超过了乾嘉时期的学者。他在欧美留学时，又受到兰克实证史学和刚刚兴起的文化史学的双重影响，加上他对多国语言文字的了解，加深了他考据学的固有观念，也使他产生了文化史学的思想。所以陈寅恪的史学，明显表现为两个方面，即民族文化史学观和新考据学的结合，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史学观点，这是他的最大特点。他视角独特，成果斐然，开拓了历史研究的视野，把我国历史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