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近现代史学流派简析，钱锺书同宗差异，文化史学与人生分类

1.学术生涯

钱穆（1895—1990），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江苏无锡人，字宾四，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钱穆与钱锺书同宗不同支，钱穆称钱基博（钱锺书父亲）为叔。钱伟长是钱穆长兄钱挚的长子，钱穆的亲侄子。钱穆九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无锡、苏州的中小学。钱穆最高的文凭仅为高中（尚未毕业），完全是靠自学成才。1930年因发表《刘向、刘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为北平燕京大学国文讲师。

国学大师钱穆

当时的钱穆与顾颉刚两人，在学术地位上相去甚远，其研究方法、学术观点等也不尽一致，但是顾对钱仍是关爱备至，1931年3月18日，顾颉刚给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去信，极力推荐钱穆代替自己，到北大任教。钱穆居北平八年，任北京大学教授。

抗战时期，钱穆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武汉、华西、齐鲁、四川各大学，撰写《国史大纲》，采取绵延的观点讲述历史的流动，要求国人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激发国人爱惜和保护本国历史文化，阐扬民族文化史观，被公推为中国通史的最佳著作。1949年秋，他出任香港亚洲文商学院院长。1950年，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使流亡学生能够聚集读书，弦歌不辍。钱穆因办学有成，获香港政府尊崇，于1955年获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60年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获赠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1965年正式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应聘到马来亚大学任教。

1967年10月，钱穆应蒋介石之邀，自港返台，筑素书楼于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地段。196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晚年专心于讲学与著述，但视力日渐衰弱，赖夫人诵读整理出版，称为《晚学盲言》。谢世后，家人将其骨灰散入茫茫太湖，以示归家。

钱穆是20世纪中国史学界维护中国文化精神的国学宗师，主张以儒学思想来发展中国的新史学。他以儒家生命哲学为理论基础，吸收了近现代西方文化生命学说的某些观点，建立了以民族文化生命史观为中心的史学思想体系，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尤其是清代思想史的研究，著作等身，发前人所未发，毕生弘扬中国文化。其主要著作有《国史大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人生十论》《双溪独语》《朱子新学案》《晚学盲言》等。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

2.民族文化生命史观和文化三层次

钱穆认为，历史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命体，道德化的心性是历史文化的本体，历史文化是道德化的心性本体的外化和展演。文化是钱穆史学的归宿，他的史学实际上是文化史学。钱穆杂糅了儒家心性生命哲学和西方文化生命学说，建构了独特的以民族文化生命史观为中心的史学思想体系。

钱穆从不同角度对文化进行了阐释，他认为：“普通我们说文化，是指人类生活，人类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总括汇合起来，就叫做文化。……一国家一民族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加进绵延不绝的时间演进，历史演进，便成所谓文化。因此文化也就是此国家民族的生命。”^[103]历史和文化具有同一性，历史与文化“实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历史是形式，文化是内容，研究历史的实质是研究历史背后的文化。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整体或人生的综合体，实际上就是一个民族以往一切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领域的历史。他说，文化是历史演进的真实成果，“舍却历史，即无文化”。^[104]他还对“文化”和“文明”作了区别，认为：“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105]钱穆还认为，人是文化的中心，文化即人生，他把人生、人类生活当成文化的本质。他指出：“文化学是研究人生意义的一种学问”^[106]。

钱穆把人类生活划分为三大类：一是物质的人生，或称自然的人生、经济的人生。这是文化第一阶层，属于物质经济方面。一切衣食住行，凡属物质方面者均归入此类，这是最基本的，是人对物的问题。没有物质生活，没有经济条件，根本没有所谓人生，也没有所谓文化。二是社会的人生，或称政治的人生，集团的人生。这是文化第二阶层，属于政治社会方面，它包括政治法律、社会礼俗、民族风习、群体集合和家庭生活等种种组织规定与习惯。这是人对人的问题，要面对世界进行生活。第三阶层是精神的人生或心理的人生，属于精神心灵方面。它是最高的，亦即最后和最终极的，全属于观念、精神、理性和趣味的。是心对心的问题，是人生面对心世界，包括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

人类生活的三大类反映了人文演进的三个阶段三时期。“人文演进”是钱穆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指人生社会文化的演进。人生在物质阶段求生存，在社会阶段求安乐，在精神阶段求崇高，社会发展，文化演进均是如此上升的过程。所以钱穆说：“我们把人类全部生活，划分为此三大类，而恰恰配合了人文演进的三段落、三时期，因此我们说人类文化有上述的三阶层。”^[107]

人类生活的三大类，体现了文化结构的三个层次，即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同时，他又指出，经济、政治、宗教、哲学、道德、文学、艺术是组成文化结构的七要素。他特别突出道德的作用，认为精神的核心是道德，道德是历史文化的本体，具有终极意义。

钱穆认为，历史结构及其内容和文化结构及其内容是相互关联的，只是角度有所不同而已。一个国家民族已往的历史，都是民族中个人与群体生命的表现，“生命又当分内外两部分，外在部分属物质，内在部分属精神”。

历史结构可分为三个层次两个部分。三个层次即政治制度、学术思想和社会经济。历史的上层，即政治制度；中层，即学术思想；下层，即社会经济。他说：“此三者，社会经济为其最下层之基础，政治制度为其最上层之结顶，而学术思想则为其中层之干柱。大体言之，历史事态，要不出此三者之外。”^[108]两个部分，即精神与物质两部分。

从历史记载来说，历史可分为四个部分，即政治组织、国际形势、社会结构、思想学术。从历史阶层划分来说，可分三层，即政治人物、学术界、社会民众。他说：“历史的上层是政治，下层是民众，但中国历史上主要的，又有中间一层，即是知识分子学术界，中国人称之曰‘士’。”^[109]学术思想（精神思想）是历史的中层，历史的中坚，也是人类文化最高和终极所在。

钱穆是一个进化论者，认为人文与自然并不对立，人文本身就是一自然过程，“人文演进即是一自然演进”。他反对包括唯物史观在内一切经济基础决定论，虽承认物质经济生活是历史文化发展的基础，但它的价值和作用又有限度，只有精神文化才有终极意义与领导作用。

3.人类文化三大类和中国民族精神的内涵

钱穆认为，人类文化在源头上有三大类型：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游牧文化发源在高寒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在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三种自然环境，决定了三种生活方式，三种生活方式，形成了三种文化型。”^[110]三种文化型又可分为两类，游牧、商业文化为一类，农耕文化为一类，西方文化属于前者，中国文化是后者的代表。他认为，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需向外寻求，因而是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给，无须外求，因而是稳定的、保守的。文化类型的不同决定民族精神的不同。游牧、商业文化形成了对外侵略，追求财富的观念，而农耕文化追求天人合一与和平和谐的人际关系。以道德为核心的内倾文化与以物质经济为本的外倾文化是中西历史文化的根本不同。中国为举世唯一的农耕和平文化最优秀的代表。

钱穆认为，民族精神是族类生活的灵魂和核心。没有这一灵魂，就没有族类的存在，而民族精神乃是通过历史、文化表现出来的。(www.xing528.com)

他把中国民族精神的内涵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人文精神，包括人文化成、天下一家，人为本位、道德中心，天人合一、性道一体，心与理一、用由体来；二是融和精神，包括民族融和，文化融和，国民性格的和合性；三是历史精神，包括历史是各别自我的，以人为中心的历史意识，温情与敬意的心态等。^[111]总之，民族精神、历史精神、文化精神是一致的。

钱穆从历史中揭示出中国民族文化的风貌、特殊性格和人文精神。在他看来，历史、民族、文化三者合一。民族并不是自然存在，自然只是生育人类，而不能生育民族。他指出：“民族精神，乃是自然与文化意识融合而始有的一种精神，这是文化精神，也即是历史精神。只有中国历史文化的精神，才能孕育出世界上最悠久最伟大的中国民族来。若这一个民族的文化消灭了，这个民族便不可能再存在。”^[112]

由于文化观念的差别，导致中国历史政治是一统的，西方政治是分裂和多统的。他说：“就中国历史讲，政治一统是常态，多统是变态。西洋史上则多统是常态，一统是异态。”中国政治的“一统”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的主要精神，“一统”观念贯穿于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它体现为家族层面的血统、国家层面的政统和思想道德层面的道统。在三统中，政统高于血统，道统又高于政统，“三者会通和合，融为一体，乃成为中国历史上民族文化一大传统”。^[113]

4.中国古代的虚君制和古代政治的三级演进

钱穆认为一部中国史，并不能笼统称为一部皇帝专制独裁的历史。中国秦代以来的古代社会在政治上实行的是虚君制，或者是君主立宪制，丞相是副皇帝，御史大夫代表丞相管理和监察着皇帝。他否认秦代以来的社会是君主专制社会，否认秦代以来的政治是专制政治。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说：“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不差的。”明代以前的传统中国，皇室和政府之间有明显的职权划分。世袭的皇帝是政治领袖，是国家的元首，象征国家的统一，而宰相则是政府的首脑，担负实际的政治责任。只有到了明朝，传统中国才真正进入皇帝专制独裁的时代。

在《国史大纲》和《黄帝秦汉史》等著作中，钱穆认为中国古代政治的演进约有三级，从贵族政治到平民政治再到士人政治。

秦统一之前，为贵族政权。“由封建而跻统一，一也。此在秦、汉完成之。”^[114]汉代兴起，形成了布衣将相之局，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平民政权。

西周通过两次分封诸侯，完成了封邦建国的任务，发展了夏代已有的“中央共主与四方侯国”的国际关系，同时也确立了贵族政治的治理形态。

西汉时期，通过征辟和察举，由平民中产生的士人逐渐步入政治舞台，中国古代政治出现了第二次演进，“由宗室、外戚、军人所组成之政府渐变而为士人政府，二也。”^[115]

到隋唐时期，科举制兴起，取仕途径向下层平民敞开，“由士族门第再变而为科举竞选，三也。此在隋、唐两代完成之。”^[116]

从贵族到平民再到士人的三级演进，最后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政府，这是钱穆“儒教思想与权力观念相结合”文化观点的产物。中国古代政治的发展有向平民政治转变的趋势，但被种种阻力所束缚。不论文化传统，还是体制障碍，这种束缚影响深远。

5.异同变通的史学方法

在历史方法上，钱穆力求共殊相别，变常互通，重视历史的民族性、特殊性。他说：“凡治史有两端：一曰求其异，二曰求其同。”^[117]从异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和动，从同中可以看出历史的通和共。他治史涉及广泛，注重渊源流变，把典章制度、民族融和、学术递嬗有机地结合起来。他提出要从历史与哲学相结合的角度研究文化，辨别文化异同。讨论文化问题从大处着眼，不可单看细节；要从汇通处看，不应从分别处看；要从远处看，不可专自近处看；要从其优点与长处看，不应只从其劣点与短处看等，这是钱穆数十年文化研究的经验。

钱穆对文化史研究颇多创新，在先秦诸子、今文经与古文经、玄学、理学、佛教、明清考据方面均有成就。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一书，考证了数十本秦汉古籍，排出先秦时各事件的先后顺序。《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以有力的论证驳倒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当疑古学派盛行时，钱穆立表异议，说“余任上古史课，若亦疑古，将无可言”。他在《国史大纲》一书中说：“今求创建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极端之怀疑论，也应稍加修正。”钱穆与顾颉刚关系很好，他后来却说：“余则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然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118]

钱穆出身乡绅家庭，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温情和敬意”，不能突破古代的观点，反对用西学剪裁中国传统学术，反对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激烈批判，始终不承认农村存在严重的阶级对抗。他从本民族文化中阐发其要义，经常为中国历史文化辩护，所以，有人将他与国粹学派一样归结为文化保守主义。他在《国史大纲》中比较中西历史静动特色时说：“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一本剧之各幕，均有其截然不同之变化，诗则只在和谐节奏中转移到新阶段，令人不可划分。”此等比喻非博学和善思之人不能体悟得到。以1940年《国史大纲》的完成为标志，钱穆形成了与唯物史观不同的民族文化生命史学，由历史研究转为文化研究，发扬中国文化成为其一生的事业。

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于1941年在嘉定武汉大学听钱穆讲课，与钱穆结下师生之谊。他在评述钱穆学术成就时说：“近六十年来，中国史坛甚为兴盛，名家大师辈出。论根柢深厚，著作宏富，不只先生一人；但先生才气磅礴，识力深透，文笔劲悍，几无伦比。”又说：“先生今以九十六高龄谢世，亦标识前一辈史学界之落幕。先生虽已作古，但遗留著述极为丰富，供今后学人含英吐华，必将有更深远之影响。”^[119]

钱穆的弟子余英时在评价钱穆时，说他“一生为故国招魂”。余英时说：“钱先生无疑带着很深的失望离开这个世界的，然而他并没有绝望。他一生为中国招魂，虽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但是无论是世界的思潮和中国的知识气候和‘五四’时代大不相同了。钱先生所追求的从来不是中国旧魂原封不动的还阳，而是旧魂引新魂。”^[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