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与罗振玉：近现代史学流派简析

王国维（左）与罗振玉

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人，考信大师。王氏家族世代书香，家学渊源深厚，学人辈出，王国维从小聪颖好学，为海宁才子，但屡应乡试不中。1898年赴沪，到改良派《时务报》充校对、书记。同时在东方学社半工半读研习日文之余，兼学英文及数理，得以结识主持人罗振玉，结下两人终身依托关系。

1901年，王国维得到罗振玉资助，东渡日本留学，不久以病归。后在罗振玉推荐下执教于南通师范学校、江苏师范学校，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开始其“兼通世界之学术”之“独学”时期。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京师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其间，著《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名著。

1911年上半年，罗振玉、王国维在上海创办“国学丛刊”，两人分别为之作序。不久辛亥革命爆发，王国维携眷随儿女亲家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以前清遗民处世，在学术上穷究于甲骨文、金文、汉简等研究。1916年，应上海著名犹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沪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继续研究甲骨文、考古学。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翌年，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1924，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

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桃李门生、私淑弟子遍布中国史学界。

1927年6月，这位学术巨子在其50岁人生学术鼎盛之际投湖自沉。入殓时，在他的里衣中，发现他写给第三个儿子贞明的遗书，纸已湿透，但字迹完好。全文如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父字。”王国维演绎出20世纪最有争议、也最具悲情的文化谜案之一。

王国维死后，清废帝溥仪事后赐王国维谥号为“忠悫”，被安葬于清华园东二里许西柳村七间房之原。1928年6月王国维逝世一周年时，清华大学立《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文由陈寅恪撰，林志钧书丹，马衡篆额，梁思成设计。

王国维继承了乾嘉考据学的优良传统，吸收了近代西方历史学方法，奠定了用实证方法研究历史的基础。他所提出的用地下实物与文献记载互相释证来研究中国古史的“二重证据法”，一直被奉为圭臬。他的著作大多收录在1921年刊行的《观堂集林》24卷和后来出版的《观堂别集》4卷之中，其中许多文章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1.治学三境界

王国维善于归纳，经过他的手，《人间词话》便成为一部涵盖了诗词精华的赏析力作。在他看来，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才会有所建树。

第一种境界是宋朝晏殊的《鹊踏枝》“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第二种境界是宋朝柳永的《蝶恋花》“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第三种境界是南宋辛弃疾的《青玉案》“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王国维这三种境界，不只是针对学术研究或艺术创造的历程，实际上就是对人生奋斗的综述与总括。他将空旷的意境、执着的追求以及知音稀少、落寞寡合的心境，引申到对事业和学问的追求中，从而体现了一个高尚的人生境界。

这一境界是立志、是下决心，只有具备条件才会有第二、第三境界。第二境界是执着的追求，忘我的奋斗。第三境界是用血汗浇灌出来的鲜花，是用毕生精力铸造的大厦。

2.学问三无说

王国维研究学问，一向以追求真理、真相为目标，反对怀着学问以外的目的来研究学问。1911年2月，他和罗振玉创办“国学丛刊”，王国维为之写序，系统阐述了他的学术观点。

他说，研究学问应该讲究“三无”，即“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学者只应讲求学问的真伪是非，而不应问它是新学问还是旧学问，是中国学问还是西洋学问，是有用的学问还是没用的学问。科学、史学、文学全是中西共有之学，不应该人为的强行划分开来。他说：“特余所谓中学，非世之君子所谓中学；所谓西学，非今日学校所授之西学而已。治《毛诗》《尔雅》者，不能不通天文、博物诸学；而治博物学者，苟质以《诗》《骚》草木之名状而不知焉，则于此学固未为善。必如西人之推算日食，证梁虞剫、唐一行之说，以明《竹书记年》之非伪；由《大唐西域记》以发见释迦之支墓，斯为得矣。故一学既兴，他学自从之。此由学问之事本无中西，彼鳃鳃焉虑二者之不能并立者，真不知世间有学问事者矣。”^[85]

学问新旧大小也是相对的，只要能阐明真理真相，对人类的生存幸福就都是有益的。有用还是没用，也是相对的。现在没用，不等于今后没用。

王国维的学术观与顾颉刚的学术观基本一致，都是以求真为目的。但他认为怀疑古史的精神虽然值得钦佩，但与其打倒什么，不如建设什么，说明他对疑古学派并不满意。(www.xing528.com)

3.二重证据法

王国维强调实证，力求摆脱传统经史之学的从文献到文献的研究方法，重视地下出土的古器物上面的古文字资料，并能够有机地将这两方面的材料与学问结合起来治史，以地下的古文字材料来补证文献史料。有的学者将王国维把中国传统的乾嘉考据学方法与西方近代科学方法相结合，创立中国近代实证的方法，称为“新历史考证学”。^[86]这种方法的出现，有两个关键，一是新材料的发现，二是“二重证据法”的采用。

1925年9月，王国维在给清华大学的学生讲述《古史新证》的课程时，正式提出了“二重证据法”，这是王国维在史学方法上的独特建树。他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以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唯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87]

王国维在此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就是“默证法”的使用问题。所谓默证，“若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此种方法谓之‘默证’。”^[88]也就是说某一时代文献上没有记载的，就是不存在的。1925年4月，在清华学堂读书的张荫麟就指责顾颉刚过度使用默证法，如《诗经》中没有将“夏”“禹”连用，就说明“禹”“夏”无关的错误。对此，王国维认为，对于历史事实，最好还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或“姑信其有，不信其无”，以留待日后验证。因为随着考古出土文献的发现，许多被古史辨派证伪的书籍及史事其实并不是伪的，说明“默证法”并不可靠。因此，我们所能做的是坐下来，仔仔细细地研究出土文献，即第二重证据，审慎地与古书的记载相印证，切忌不可贸然下一个轻率的结论，重蹈“古史辨派”的覆辙。

“二重证据法”就是“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材料”两重证据的互证。“纸上之材料”是指古籍文献的文字记载，“地下之材料”是指考古资料以及文物上的文字材料如金文、甲骨文等，以此来揭示历史的真相。

考古学和地下史料，是我国近代史学的一大成就。1925年7月，王国维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他说的新发现，主要是指殷墟甲骨文、敦煌千佛洞的六朝唐人的卷轴、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和藏书、各地发现的古代外族遗文。这些新发现，使近代成为“新史料发现之时代”，为历史研究开辟了新天地，也为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增添了新内容。

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对“二重证据法”作了进一步归纳和总结，认为有三个方面：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玁狁考》等皆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蒙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亦儿坚考》等皆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皆是也。”^[89]“二重证据法”之所以成为一种科学的考证方法，根本之处在于二重证据要出自不同的材料和不同的观察，是多重印证的结果。

王国维是第一位运用甲骨文考证古史的学者，但他不愿意加入历史方法论的争论。在《古史新证》中，他提出自己的见解：“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针对疑古派，他说：“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疑古不等于将传说一笔勾销。他论述自己的方法道：“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因得据于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唯于今日始得为之。”^[90]

王国维运用“二重证据法”所作的史学研究，或可以一锤定音成为史学界公认的不易之论，或开启研究的新路径给后人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新方法，“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91]

后来，王煦华在为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一书所作的导读中，将顾颉刚所用的疑古辨伪法，即用文献记载资料与考古发掘的资料和民俗学资料三者相互印证的方法，概括为“三重证据法”^[92]，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默认法的修正。饶宗颐（1917—2018）也提出“三重证据法”，将王国维“地下之材料”分为无文字的实物和有文字的材料，其中地下的有文字材料即是“第三重证据”。饶宗颐的工作只是将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进一步细化，实际上并没有增加新的内容。其实，王国维使用“二重证据法”，主要还是利用地下的有文字材料来研究历史。

4.对甲骨文的研究

1899年秋季，山东潍坊的古董商范寿轩（字维卿）带着一种特殊的“古董”——一些沾满泥土的刻有文字的龟甲、兽骨，到北京求售于当时的国子监祭酒、金石学家王懿荣。范寿轩不会料到，他拿来的“古董”会使中国甚至世界学术界为之震动。

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王懿荣殉国，他虽曾用重金搜求甲骨，并悉心考察过，但未及留下有关的文字记录。稍后收藏甲骨的清末小说家刘鹗（1857—1909）受罗振玉的鼓动，在1903年出版了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书籍《铁云藏龟》，并在自序中正确地说明甲骨文乃是“殷人刀笔文字”。从此，甲骨成为一些金石学家收藏和研究的对象。由于古董商的有意隐瞒，甲骨出处——河南安阳西北五里的小屯，在较长时间内未被学界了解，直到1908年才被罗振玉查访清楚。1910年罗振玉出版《殷商贞卜文字考》一书指出，小屯甲骨“实为殷室王朝之遗物”。自此，甲骨文的时代与性质被彻底澄清，成为19、20世纪之际中国学术史上的四大发现之一，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近代对甲骨文研究最有成就者，是罗、王、郭、董“四堂”，即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郭沫若号鼎堂、董作宾号彦堂。而王国维对甲骨文研究最突出的贡献，是在甲骨文文字考释的基础上，将甲骨文作为史料进行研究，对商周的礼制、都邑、地理等方面做出些新的结论。1917年，王国维撰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两书，被誉为甲骨文发现第一篇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科学论文，标志着甲骨文已由“文字时期”进入了史料时期。

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王国维利用“二重证据法”，对《史记·殷本纪》等古书所载商代帝王世系，用甲骨文加以证明，并用甲骨文与《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天问》《吕氏春秋》的记载相互印证，补充了《殷本纪》帝王世系的不足，证明了《史记》所载先公先王和父、兄之名的真实性，也证明了《史记》确是一部信史；从而也说明甲骨文乃殷商之物，安阳小屯就是湮没了三千多年的殷墟。郭沫若评价说：“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使《史记·殷本纪》和《帝王世系》等书所传的殷代王统得到了物证，并且改正了它们的讹传……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93]王国维做学问的最大特点，不是就甲骨文字本身去研究，而把古文字学与古代史一起研究，充分利用最新的甲骨材料，去对照历史，研究历史。

王国维研究历史，不是“为历史而历史”，而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他借历史研究以阐发中华民族文化的价值与意义，希望“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他有一种文化托命人倍感“任重而道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一生的学术研究与文化追求都与此息息相关，“而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希望借此“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94]

王国维驰骋文史哲领域数十载，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这位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学者，传世之作达60余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时人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梁启超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而郭沫若则以浪漫的语汇评价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