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史学流派争论：疑古与信古

现代儒学宗师柳诒徵

1923年5月，顾颉刚、钱玄同刚一提出自己的观点，就遭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历史教授柳诒徵及其学生缪凤林（字赞虞，1899—1959）、刘掞藜（字楚贤，1899—1935），还有胡适的族叔、儿时好友胡堇人（名祥木）的反对，引发了“信古”与“疑古”的争论，实际上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新旧文化之争的延续。

柳诒徵（1880—1956），字翼谋，亦字希兆，号知非，江苏镇江人，自幼饱读诗书。1901年，他来到南京，经人介绍，进入江楚编译局，负责编辑《历代史略》，这是我国近现代第一部历史教科书，也是近代新史学的产物。1914年2月，应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更名国立东南大学）国文、历史教授10年，后执教于清华大学、东北大学。1922年1月与梅光迪、吴宓等在南京创办《学衡》，以研究学术，整理国故为宗旨。1927年任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任教于中央大学。抗战期间，先后任教于浙江大学、贵州大学和重庆中央大学，兼任国史馆纂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执教于复旦大学，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

1923年7月《读书杂志》第11期上，正在南京高师读书的刘掞藜发表了《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胡堇人也发表了《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的质疑文章。9月到11月，在《读书杂志》第13至15期上，刘掞藜连载《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刘掞藜反对“禹是神不是人”的观点，并说，按照同样的推理，后稷、商契、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等也就都应该是神不是人了。^[74]胡堇人也说：“这种《说文》迷，想入非非，任情臆造底附会，真是奇得骇人了。”^[75]在胡适发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支持顾颉刚，讥讽信古派“仅仅奋勇替几个传说的古圣王作辩护士”后，柳诒徵在《史地学报》上发表《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也讥笑顾颉刚不懂《说文》的义例：“比有某君谓古无夏禹其人，诸书所言之禹皆属子虚乌有。叩其所据，则以《说文》释禹为虫而不指为夏代先王，因疑禹为九鼎所图之怪物，初非圆颅方趾之人。……以《说文》证经考史，必先明《说文》之谊例。不明《说文》之谊例，刺取一语，辄肆论断，虽曰勇于疑古，实属疏于读书。”^[76]

柳诒徵等人大都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师生，他们继承儒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传统，采取考信于六艺的态度，对历代儒家传播的经典深信不疑，皆作为史料看待。选择史料以古为尚，认为古今共信之史籍，古圣先贤从未怀疑过，今日岂可妄诬轻疑，将古书一概抹杀。他们以该校史地研究会会刊《史地学报》为阵地，激烈反对“离经叛道”的疑古学说，人们称之为“信古派”，也称作“南高派”。

柳诒徵说：“今人读古史动辄怀疑，以为此为某某作伪，此为某某增窜，嚣然以求真号于众；不知古人以信为鹄，初未尝造作语言以欺后世。若谓始善考史，昔之人皆逞臆妄作，则由未读古书，不详考其来历耳。”^[77]他并且讽刺疑古派失之肤浅，疏于读书，说：“今之学者欲从文字研究古史，盍先读熟许书，潜心于清儒著述，然后再议疑古乎？”^[78]柳诒徵于1923年在南京高师讲授“中国文化史”，1925年起在《学衡》连载，中间不断修改完善，引用六经、诸子、二十五史、历代各家著述、国外汉学家论著，以至近代报纸杂志、统计报道等600余种，集20年之功，著成70万字的《中国文化史》，于1947年出版，集中阐发三代至上的文化史观，援古证今，以今鉴古，成为名作。(www.xing528.com)

信古派与疑古派的分歧不仅在于对待古史的态度问题，而且还有史学的功用问题。学问究竟是为了求真，还是为了致用？1935年，柳诒徵作题为《讲国学宜先讲史学》的讲演，再次表达他对于疑古辨伪的否定态度，并且认为，即使是辨清了古史，“我们得了一种求真的好方法，于社会国家有何关系。”“只讲考据和疑古辨伪，都是不肯将史学求得实用，避免政治关系，再进一步说是为学问而学问，换句话就是说讲学问不是要有用的。”^[79]在柳诒徵看来，只要对国家民族有利，既使明知古史是伪的，也不应辨，不然就是自己糟蹋自己。顾颉刚认为求真才是治学的首要原则。真相不明，国家民族也不会从中得利。信古派成员大多以维护传统自居，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民族感情，向疑古派发难，也是对当时民族虚无主义的必然反应。所以，信古派除了旧派学者，力图保存“国粹”的人外，还有从感情上愿意否定古代历史和传统文化的人。

1935年，冯友兰发表《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一文，将近年来历史研究划分为信古、疑古、释古三个学派。^[80]1936年周予同将“中国现代史学”分为“泥古”“疑古”“考古”“释古”四派，^[81]后又改为史观和史料两大派别。1938年“集疑古学大成”的杨宽同意划分四派，他说：“近人分我国古史学之派别为四：曰信古，曰疑古，曰考古，曰释古。主信古者动谓战国秦汉之书尽古，所记传说必有所本，一切皆为实录，未可轻疑；主疑古者以古书既有真伪，所传古书又不免失实，苟无精密之考证批判，未可轻信；主考古者，辄病于传说之纷繁，莫由遵循，又鉴于近人争辨古史，立论绝异而均不出故纸堆之范围，乃谓但有纸上之材料无用，非有待于锄头考古学之发掘不为功；主释古者，则以古人十口之相传，‘事出有因’，必有史实之残影存乎其间，莫容一概抹杀，苟据新史观加以归纳推理，即为可信之古史。此四说者，除信古一派外，无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82]实际上，四派划分虽然各有侧重，但也是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并不是老死不相往来。

顾颉刚在三四十年代直至1949年后一直强调疑古辨伪与考古学、史观派的学术分工，而到1980年发表的《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时，却提出了“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的观点。他说：“以前有人说：‘现在人对于古史可分为三派：一派是信古，一派是疑古，一派是释古，正合于辩证法的正、反、合三个阶段。’我的意思，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因为他们所以有疑，为的是有信；不先有所信，建立了信的标准，凡是不合于这标准的则疑之。信古派信的是伪古，释古派信的是真古，各有各的标准。”^[83]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李学勤针对疑古思潮提出了“走出疑古时代”的观点。顾颉刚弟子刘起釪撰写《关于“走出疑古时代”问题》，批驳“走出疑古时代”。1996年5月，国家启动科技攻关重点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旨在研究和排定中国夏商周时期的确切年代，为研究中国五千年文明信史创造条件。2003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专家历时三年编纂而成的《古史考》九卷，由海南出版社出版，展示了1949年至2003年50多年间中国古典学的重大进展和前沿成果，《人民日报》誉之为“一套全面反映建国以来中国古典学研究进展的集大成之作”。^[84]2006年，在纪念《古史辨》第一册出版8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研究者再次围绕“古史辨”和“走出疑古”展开广泛讨论。这是“古史辨”运动在新时期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