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辨派的主要观点解读

1926年6月，顾颉刚将他们讨论古史的文章与信件汇集成《古史辨》第一册，由朴社出版，“古史辨派”因此得名。1979年，顾颉刚应邀为《中国哲学》作《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他说：“《古史辨》第一册，是我与胡适、钱玄同、刘掞藜等讨论古史的函件和文章，以‘禹’为讨论的中心问题，兼及历代的辨伪运动。在这一册中，许多问题的论证，现在看来是不够坚强的，但主要的见解我还是要坚持下去。我写了一篇六万字（原有十万字，发表时去掉了‘孟姜女’的一部分）的《自序》，说明了我研究古史的方法和我所以有这些见解的原因。这篇序实足写了两个月，是我一生中写得最长最畅的文章之一。海阔天空地把我心中要说的话都说出了……出版了《古史辨》第一册。想不到这一册销路好极了，一年里竟重印了二十版。”^[56]顾颉刚之所以用辨别的“辨”而不用辩论的“辩”，其意在于辨别古史真伪。

第一，“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1923年5月，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公开提出“层累造成说”。顾颉刚说：“我很想做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把传说中的古史的经历详细一说。”并说，“历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层累地造成古史说有三层意思：

“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他说：“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比如积薪，后来居上。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就有了尧、舜，到战国时有了黄帝、神农，到秦朝有了三皇，汉代以后有了盘古等。古史系统的形成，主要在战国到西汉时期，由于尊古贱今、托古自重的需要产生的。他后来说，“战国时是有意的努力毁坏真历史，也是有意的另行创造伪历史的时期。所以然者，全为适应当时环境，例如尚贤之故事适应于士的阶级的需要。五德之故事、分州之故事、封禅之故事、皇帝之故事，皆适应于帝王阶级的需要。”^[57]

“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齐家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孔子在春秋时只是个君子，到战国时便成了圣人，到西汉时被封为褒成公，东汉被封为褒成侯，到唐宋时被封为文宣王，元代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我们“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既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既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58]。

顾颉刚“层累地造成古史说”，得到了胡适的支持，钱玄同和傅斯年也作了有力的回应。钱玄同说：“先生所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意见，真是精当绝伦。举尧、舜、禹、稷及三皇、五帝、三代相承的传说为证，我看了之后，唯有欢喜赞叹，希望先生用这方法，常常考查，多多发明，廓清云雾，斩尽葛藤，使后来学子不致再被一切伪史所蒙。”^[59]在欧洲留学的傅斯年说：“你这一个题目，乃是一切经传子家的总钥匙，一部中国古代方术思想史的真线索，一个周汉思想的摄镜，一个古史学的新大成。”^[60]

第二，打破三皇五帝的古史观念。顾颉刚引《诗经》《论语》《孟子》《国语》《楚辞》《吕氏春秋》《史记》等资料，说明黄帝、尧、舜、禹都是后人编造出来的，三皇五帝都靠不住。《论语》只说“三代”，《孟子》中有“三王”和“五霸”，《荀子》中有“五帝”，《吕氏春秋》中出现“三皇”。“三皇”是谁？《楚辞》中有东皇、西皇、上皇、后皇，《史记·秦始皇本纪》说是天皇、地皇、泰皇。“五帝”是谁？《吕氏春秋》一会儿说是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一会儿说是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大戴礼记》说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尚书·序》说是少昊、颛顼、帝喾、尧、舜，《战国策》说是庖牺、神农、黄帝、尧、舜，《史记·高祖本纪》说是黄帝（轩辕）、青帝（伏羲）、赤帝（即炎帝神农）、白帝（少昊）、黑帝（颛顼）等。自战国以至西汉，人们出于种种需要，创造伪史，不仅进一步使尧、舜人格化，而且在尧、舜之前又加上许多帝王名号，终于形成了盘古、天皇、地皇、泰皇、庖羲、神农、黄帝、尧、舜、禹的古史体系。顾颉刚说：“中国古史全是一篇糊涂账，二千余年来随口编造，其中不知有多少罅漏，可以看出它是伪造的，但经过二千余年的编造，能够成立一个系统。”^[61]顾颉刚揭露了传说时代故事的虚妄，打破了“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神话古史体系，推翻战国以来三代同源、黄帝一元的古史框架。

顾颉刚后来回忆说：“信一发表，竟成了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连我自己也想不到竟收着了这样巨大的战果，各方面读些古书的人都受到了这个问题的刺激。因为在中国人的头脑里向来受着‘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的定型的教育，忽然听到没有盘古，也没有三皇、五帝，于是大家不禁哗然起来。”^[62]钱玄同甚至从1925年8月起，不再姓钱，效古法将号缀于名字之前，称为“疑古玄同”，可见当时疑古风气的盛行。

第三，关于禹是虫和禹夏关系。《古史辨》第一册是“以‘禹’为讨论的中心问题”。顾颉刚认为大禹有一个从神到人的演进过程，“禹”和“夏”原本没有关系。“禹”最早是“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的神，到了周代就变成了夏王。“禹”来源于九鼎上的一个奇形怪状的动物，他根据许慎《说文》上“禹，虫也”“兽足蹂地也”的解释，认为“禹”“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禹是虫”一时成为人们腾笑的对象。钱玄同虽然对“层累说”表示赞成，但对“禹是虫”表示保留。他说：“先生据《说文》云……以为大约是蜥蜴之类，窃谓不然。”接着，《读书杂志》又发表了刘掞藜《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和胡堇人《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的文章，驳斥大禹是条虫和禹夏无关的观点。

随后，顾颉刚又两次作文，坚持“禹为动物”之说，但放弃“出于九鼎”之说。他还进一步提出关于疑古辨伪的四项原则：打破古史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1937年，他又与童书业合写《鲧禹的传说》，把鲧、禹传说的来源及其演变作了系统的论述。说明在《诗》《书》中，禹的地位是独立的，事迹是神化的；禹是禹，夏是夏，两者并无关系。直到战国以后，禹才是夏代第一君主。在《山海经》和《天问》里，已把鲧、禹说成父子，《国语》和《左传》把鲧与夏联系了起来。他并考证了鲧、禹治水是“堙”还是“疏”等问题。

关于“禹是虫”的问题，童书业研究后说：“禹名从‘虫’，亦即‘勾龙’。”杨向奎称赞这是“卓见”，并说“此为引进图腾说以证古史，将开辟新径，为《古史辨》增色”。^[63](www.xing528.com)

钱穆后来说：“《古史辨》不胫走天下，疑禹为虫，信与不信，交相转述，三君者（胡适、钱玄同、顾颉刚）或仰之如日星之悬中天，或畏之如洪水猛兽之泛滥纵横于四野，要之凡识字之人几于无不知三君名。”^[64]

第四，构建了中国上古民族神话史观。1929年9月，顾颉刚到燕京大学讲授中国上古史，1930年出版《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多对上古史进行系统考辨，认为三皇传说出于“太一生两仪”哲理的神话化，五帝的前身都是神话中的上帝。^[65]1933年上海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文学系学生杨宽对上古神话的分合演进进行系统考辨，1941年汇集成《中国上古史导论》，收录在《古史辨》第7册，提出了上古民族神话史观。杨宽说：“吾人证夏以上古史传说之出于神话，非谓古帝王尽为神而非人也。盖古史传说固多出于神话，而神话之来源有纯出幻想者，亦有真实历史为之背景者。吾国古史传说，如盘古之出于犬戎传说之讹变，泰皇、天皇、地皇之出于‘太一’与天地阴阳之哲理，黄帝出于‘皇帝’之音变，本为上帝之通名，此皆纯出虚构。至若帝俊、帝喾、大皞、帝舜之为殷人东夷之上帝及祖先神话，少皞、羿、契之为殷人东夷之后土及祖先神话，益、句芒之为东夷之鸟神及祖先神话，鲧、共工、玄冥之为殷人东夷之河伯神话，朱明、昭明、祝融、丹朱、兜之为殷人东夷之火正神话，王亥之为殷人东夷之畜牧神神话；又若颛顼、尧之为周人西戎之上帝及祖先神话，禹、勾龙之为西戎之后土及祖先神话；则皆由于原始神话分化演变而成者，固不免有原始社会之史影存乎其间。然此类亦仅为殷周东西两氏族原始社会之史影而已，乌有所谓三皇、五帝、唐、虞、夏等朝代之古史系统哉？”^[66]童书业评论说：“顾颉刚先生以后，集‘疑古’古史学大成的人，我以为当推《中国上古史导论》的著者杨宽正先生。杨先生的古史学，一言以蔽之，是一种民族神话史观。他以为夏以前的古代传说全出各民族的神话，是自然演变成的，不是有什么人在那里有意作伪。他确代表了‘疑古’的古史观的最高峰！”

第五，关于古书的考辨。1931年11月朴社出版《古史辨》第三册以后，古史辨逐渐演化成古书辨。第三册主要讨论《周易》和《诗经》，第四册讨论先秦诸子，第五册讨论两汉今古文经学和阴阳五行说，第六册继续讨论先秦诸子。第三册是顾颉刚在燕京大学任教时所编，顾颉刚曾说：“这一册书的根本意义，是打破汉人的经说。故于《易》则辨明《易十翼》的不合于《易上下经》；于《诗》则辨明齐鲁韩毛郑诸家《诗》说及《诗序》的不合于《三百篇》。”^[67]他后来还说，《古史辨》第三册“是专门研究《易经》和《诗经》的。其中心思想是破坏《周易》原来的伏羲、神农的圣经地位，而恢复它原来的卜筮书的面貌；破坏《诗经》的文、武、周公的圣经地位，恢复它原来的乐歌面貌。有人因此说‘古史辨’变成‘古书辨’了，是一种怯退的表示。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古书是古史的史料，研究史料就是建筑研究历史的基础。由‘古史辨’变为‘古书辨’，不仅不是怯退的表示，恰恰相反，正是研究向深入发展的表现。”^[68]

古史辨派认为《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是周代通行的几部并不相干的书，它们既不是如古文经学家所谓的“六经皆周书之旧典”，也不是如今文经学家所说的“六经皆孔子之作品”，断定六经决非孔子“托古”的著作，孔子没有删述或制作过“六经”，“六经”的配成当在战国后期，六经没有太大的信史价值，也无哲理和政论的价值；否定了儒家利用六经（尤其是利用《尚书》）编成的整个古史系统。指出孔子的“正乐”与社会上没有关系，批评梁启超把孔子说得太完美。

第六，提出上古史的历史演进法。古史辨派本着“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的原则，以谨慎小心、层层梳理、考辨史实的态度和方法对待上古史，胡适概括为“历史演进法”。在开始讨论古史时，胡适没有参与，到1924年2月，他在《读书杂志》第18期上发表了《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一文，支持顾颉刚，提倡疑古精神，并说：“古史上的故事没有一件不曾经过这样的演进，也没有一件不可用这个历史演进的（evolutionary）方法去研究。尧舜禹的故事，黄帝神农庖羲的故事，汤的故事，伊尹的故事，后稷的故事，文王的故事，太公的故事，周公的故事，都可以做这个方法的实验品。”^[69]经过胡适的总结提倡，疑古精神发生了很大影响，对古史、古书的怀疑和考辨形成了一种风气。尽管胡适后来与古史辨派脱离了关系，但他对古史辨论所起的作用不能抹煞。

顾颉刚古史辨派对中国上古神话历史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理，对古典文献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科学辨伪，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打破了二千多年来儒家精心营造的三皇五帝的神圣观念，对中国近代史学和思想界是一次深刻革命，开辟了中国古史研究的新天地，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如顾颉刚所说，中国古史里裹藏着许多偶像，帝系所代表的是种族的偶像，王制所代表的是政治的偶像，道统所代表的是伦理的偶像，经学所代表的是学术的偶像。这些封建偶像支配着中国的古史。因此，要探明中国古代历史的真相，必须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他认为，只有这四个打破，才能使我们不上战国以来封建文人的当，才能真正突破儒家经学的桎梏，建设起真实的、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70]而疑古辨伪的目的，就是“要使古人只成为古人而不成为现代的领导者；要使古史只成为古史而不成为现代的伦理教条，要使古书只成为古书而不成为现代的煌煌法典”。^[71]当然，他又说：“我们所以有破坏，正因求建设。破坏和建设，只是一事的两面，不是根本的歧异。”^[72]在疑古派的研究中，也夹杂着一些武断片面的东西，也没有充分结合考古的资料，引起其他学者的批评。

通过古史辨，顾颉刚也在四个方面取得成就。刘起釪（1917—2012）说：“在《古史辨》中，体现出顾先生一生治学成就主要在四个方面，即：考辨古书（辨伪），考辨古史（疑古），考辨历史地理（《禹贡》学研究），以及作为考辨古史的辅助和佐证而进行的民俗学研究（民间故事、歌谣、神道、会社、风俗等）。”^[73]

1926年8月，顾颉刚应林语堂邀请，离开北京，去厦门大学担任国学研究院教授，与鲁迅同室办公。1927年4月，顾颉刚应傅斯年之邀又来到中山大学，与傅一起筹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不久因傅斯年支配欲极强而离开。1929年5月，顾颉刚到北京，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又兼在北大上课，主编《燕京学报》。自到燕大后，顾颉刚专心于古史研究，决定对旧系统的古史作出清理。1933年顾颉刚在北大和燕大开设了“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1934年初与谭其骧等人筹备组织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为挽救民族危亡致力于边疆和民族历史与现状的研究，创立了中国的历史地理这门学科。此后，他还在云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社会教育学院、兰州大学等任教。

1949年以后，顾颉刚任上海市文管会委员、上海图书馆筹备委员、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常务理事。1951年任上海学院中文系教授，1952年任复旦大学教授。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研究员，担任《资治通鉴》总校。1955年，开始标点《史记》。1959年，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发表《禹贡注释》。1965年冬，因病到北京香山疗养院疗养。1971年开始，担任“廿四史”和《清史稿》的总校工作，1977年完成，先后由中华书局出版。1979年，担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学术委员、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等职。曾任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顾颉刚一生著述颇丰，除所编《古史辨》之外，重要的尚有《汉代学术史略》《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尚书通检》《中国疆域沿革史》《史林杂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