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与史料学派在近现代史学流派中的地位

史料学派倡导者傅斯年

1.傅斯年其人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近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祖籍江西永丰，生于山东聊城。其先祖为清朝第一个状元傅以渐，曾官至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1909年就读于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由于受到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1918年夏与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影响颇广，成为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五四运动爆发时，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风云一时。后受胡适思想影响，反对“过激”运动，不久退出学运。1919年夏大学毕业后，考取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生。他先后进入伦敦大学研究院、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还对比较语言学和考据学发生兴趣。1926年冬回国，翌年春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28年6月，蔡元培在上海创办中央研究院，他于11月在广州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长期担任所长，主编《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9年春，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广州迁往北平，傅兼任北京大学教授。他以耿直狷介著称，以脾气暴躁著称，以疾恶如仇著称，以雄才独断著称。史语所的人私下里称他为“傅老虎”，但都服他尊敬他。1932年，他参加胡适主持的《独立评论》社，拥蒋反共，但赞成抗日，对南京政府的外交路线有所批评。1937年春，兼代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抗战爆发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任西南联大教授，主张抗战，抨击贪官污吏。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当选南京政府立法委员。1949年1月，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北，并兼台湾大学校长。

傅斯年在政治上亲蒋反共，要求严惩贪官污吏，整制政风，反对“中国走布尔什维克道路”；在学术上，信奉考证学派传统，主张纯客观科学研究，注重史料的发现与考订，发表过不少研究古代史的论文，并多次去安阳指导殷墟发掘。他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期间，延揽一流人才，作出不少成绩。主要著作有《东北史纲》（第一卷）、《性命古训辨证》《古代中国与民族》（稿本）、《古代文学史》（稿本），发表论文百余篇，如《夷夏东西说》《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之想象》等，存有《傅孟真先生集》6册。

2.傅斯年的史学思想

傅斯年留学英、德6年，深受兰克史学的影响，认为史学的生命与宗旨所系就是史料，提倡以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把历史学等同于自然科学，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著名观点。

第一，“史学便是史料学”。傅斯年自1927年在中山大学《中国文学史》课堂上讲授“史料略论”到1928年发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直至20世纪30年代讲述《史学方法导论》，发表《〈史料与史学〉发刊词》等文章，一再强调“史学便是史料学”。

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他说：“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学家的手段，做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以逢着的史料。”^[34]20世纪30年代，他在北大讲授《史学方法导论》时还说：“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35]傅斯年还在《考古学的新方法》中强调：“历史这个东西，不是抽象，不是空谈……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离开史料，也许可以成为很好的哲学和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36]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的主张，有三个层次的内涵，即“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进步有赖于史料的增加”“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

史学的进步关键在于史料的增加，“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37]所以，傅斯年强调要千方百计的找寻和扩充史料。他说，从司马迁到司马光，中国史学之所以不断进步，那是因为他们能够使用各种各样的材料，做到“地方上求材料，刻文上抄材料，档库中找材料，传说中辨材料”。后来史学不再进步，是由于史料没有扩充，他改写白居易诗句以说明问题，“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38]

史料可以分为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凡未经中间人修改、省略、撰写的就是直接史料，经过中间人修改、省略、撰写的就是间接史料。比如《周本纪》是间接史料，毛公鼎是直接史料；《殷本纪》是间接史料，甲骨文是直接史料；《明史》是间接史料，明档案是直接史料等。直接史料较为可信，间接史料因转手容易被人纂改；但有些直接史料是孤立的，孤证不立，有些间接史料反而经过缜密考证值得信赖。所以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要相互借鉴使用。总之要让史料说话，“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39]

第二，建设绝对客观的历史学。傅斯年深受德国兰克学派史学思想的影响，否认史学应该为现实服务，主张为历史而研究历史，排除任何主观色彩的存在。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说：“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则可因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此在中国，固为司马以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为软克（兰克）、莫母森（蒙森，Mommson）之著史立点。史学可为绝对客观者乎？此问题今姑不置答，然史料中可得之客观知识多矣。”^[40]他要求研究史学的人应该要完全消灭主观，消灭自我，“断断不可把我们的主观价值放进去”。历史学不是“史论”或“历史哲学”“古来思想家无一定的目的，任凭他的理想成为一种思想的历史——历史哲学。历史哲学可以当作很有趣的作品看待，因为没有事实做根据，所以和史学是不同的。”^[41]在他的眼中，“历史本是一个破罐子，缺边掉底，折把残嘴，果真由我们一起整齐了，便有我们的主观分数加进去了”。^[42]傅斯年强调绝对客观的历史学虽不现实，但对当时学术界存在的空疏学风、放言史观、生搬硬套等不良现象有着积极意义。

第三，史学研究的方法。傅斯年的史学思想也包括他的史学方法论在内，他一生都在研究史学方法及其运用。傅斯年的史学方法主要有两个，一是历史比较法，二是以语言文字入手治思想史的方法。

傅斯年强调，光了解史料的重要性还不够，要以正确的方法对待史料、整理史料，这种方法便是比较。傅斯年在讲“史学便是史料学”时候说：“史学便是史料学：这是我们讲这一课的中央题目。史料学便是比较方法之应用，这是我们讨论这一篇的主旨。”他进一步说：“历史的事件虽然一件只有一次，但一个事件既不尽止有一个记载，所以这个事件在或种情况下，可以比较而得其近真；好几件事情又每每有相关联的地方，更可以比较而得真头绪。”他认为比较不同的史料，是史学家通向历史真实的必由之路。运用比较方法，是治史料学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他明确表示：“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43](www.xing528.com)

傅斯年归结了八种相互印证的比较方法，即直接材料对间接材料；官家的记载对民间的记载；本国的记载对外国的记载；直说与隐喻；不经意的记载对经意的记载；本事对旁涉；近人的记载对远人的记载；口说的史料对著文的史料。傅斯年一方面吸收了我国古代的优良传统，同时也借鉴了近代史家如王国维、陈寅恪等的比较方法，使历史比较法广为重视。

傅斯年继承由训释文字入手探究文章的义理的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认为“思想不能离语言，故思想必为语言所支配，一思想之来源与演变，固受甚多人文事件之影响，亦甚受语法之影响。思想愈抽象者，此情形愈明显。”^[44]要运用精密深邃的思想，不得不先用精密深邃的语言。他撰写了《性命古训辨证》一书，解决了“性”“命”起源问题，充分显示出了从语言入手治思想史的优越性。他也把这种方法贯彻到实践当中，特别是把语言学与历史学合并在一个学术研究机构中，使得研究人员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创造了一个自觉运用语言文字知识研究历史的学术环境。

3.傅斯年的对中国学术事业的贡献

傅斯年一生的学术事业，都是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基础展开的。他从1928年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直到去世，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专门人才。20世纪初期，中国四大文献的发现，即殷墟甲骨文，敦煌文书，新疆、甘肃、内蒙等地的汉晋木简，内阁大库明清书籍档册，傅斯年居其二，实为功不可没，对中国近现代史学和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45]

第一，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1927年秋天，傅斯年回国后不久，就在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后又筹备、担任建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就聘请一大批著名学者到史语所从事历史研究工作，如陈寅恪、徐仲舒、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李济、董作宾、梁思永。迁到北平后，他将初期的八个组合并为历史、语言、考古三组，分别以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为主任，注意将集体攻关研究和学术分工相结合。1927—1937年是史语所的鼎盛时期，傅斯年收罗很多人才，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大家，如陈槃、石璋如、劳幹、胡厚宣、夏鼐、周一良、全汉升、邓广铭、王崇武、马学良、严耕望等。史语所虽经战乱等原因而历9次搬迁，仍拥有研究人员58人，发表专著76种，发表论文500多篇。许多专著都是传世之作，如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傅斯年的《性命古训辨证》、岑仲勉的《元和姓纂四校记》、全汉升的《唐宋帝国与运河》、严耕望的《两汉太守刺史表》等。^[46]这些人或多或少都受过傅斯年的培养，都或多或少继承了他严谨的重材料、重考证的学风。

傅斯年提出三个口号：“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起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二、要把历史学和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47]以史语所为核心，以《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为主要阵地，在傅斯年的领导下，形成了有鲜明特色的史料学派。

第二，抢救、整理明清档案。明清朝内阁大库的档案，内有诏令、奏章、则例、移会、贺表、三法司案卷、实录、殿试卷及各种簿册等，是极珍贵的第一手历史资料。从晚清宣统元年（1909）国库房损坏搬出存放后，管理不善，潮湿腐烂，鼠吃虫蛀，损失极为严重。其中一次历史博物馆主管者以经费缺乏，曾以大洋4 000元的价格将此8000麻袋总计15万斤的档案卖给造纸商拿去造纸。著名考古学家马衡大声疾呼，由傅斯年呈请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做主，才以1.8万元将这批几乎要进造纸厂的档案买下，然而已由15万斤减为十二三万斤，少了2万多斤。他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基础，抢救整理明清档案，出版《明清史料》甲乙丙丁编40大册。在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过程中，发现明内阁进呈熹宗实录稿散叶千余张，于是于1933年7月，开始校勘《明实录》，先后参加工作的有数十人，历时39年才得以完成，校印本《明实录》是现存《明实录》中最完全的一个本子。此外，傅斯年还为史语所收集到居延汉简13000多片、金石拓片25000余种330000多幅以及许多敦煌卷册与善本书。“抢救下这批十分珍贵的档案材料，傅斯年是有大功的。”^[48]

第三，科学发掘河南安阳殷墟。在傅斯年领导史语所的同仁科学发掘河南安阳小屯殷墟之前，殷墟甲骨片的出土已有30多年的历史。19世纪末叶，安阳一带的农民在耕地时偶然发现了一些甲骨片，药材商人便当做龙骨来收购。金石学家王懿荣看到这种甲骨片，认识它的价值，便多方购求，此后逐渐引起学者的注意。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先后出版了刘鹗的《铁云藏龟》、孙贻让的《契文举例》、罗振玉的《殷墟书契》等。其后，王国维利用甲骨文研究商朝历史，写出《卜辞中所见殷先公先王考》和《殷周制度论》等名作。

这样，小屯殷墟出土甲骨名扬海内外，古董商、药材商蜂拥而至，一面搜购，一面聚众私掘；外国“代表团”“考古家”也都进来高价购买甲骨，殷墟现场受到严重破坏。

1928年，傅斯年呈请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批准，由史语所考古组正式组织人员去小屯发掘。从1928年到1937年，10年时间，殷墟发掘大小共进行15次。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1935年夏发掘的第13次，傅斯年偕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到安阳。石璋如回忆说：“那时是殷墟第13次发掘，所用人力在300人以上，为殷墟发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中国的考古工作在国际间最煊赫的时期。约在5月中旬，气候已经相当的热了，他和法国的东方学者伯希和先生到达安阳……伯希和先生对着那样伟大的陵墓，那样排列整齐的小墓，那样大量并精美的灿烂的器物，在孟真所长面前，不断的惊讶和赞叹！”“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寇侵我形势日急。殷墟发掘被迫停止下来。在中国近代科学考古史上，傅斯年是第一功臣。^[49]安阳考古不仅宣布了现代考古学的诞生，而且使甲骨学和殷商史成为时代的现显学。

傅斯年的史料学派是对胡适实证主义史学的注解，他以乾嘉史学为依托，以兰克史学为外援，把中国实证主义史学推向了顶峰，成为当时的主流学派，影响深远。胡适对傅斯年知之最深，评价很高，他说：“孟真是人间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作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有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50]台湾学者杜维运也认为：“自晚清迄今百年间的新史学，其创获辉煌成绩者，不是梁启超、何炳松所倡导的新史学，而是傅孟真先生所实际领导的新史学。找出一个新方向，领导一个学术群体，共同从事史学研究，历久而不衰，在中国历史上，甚少前例。有之则自孟真先生领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始。这是中国史学史上的新猷，甚值珍视。”^[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