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危机和传统文化危机的背景下，国粹派想借助中国文化抵制西方思潮的侵袭，适应排满革命的需要。他们以复兴中国文化为己任，既是激烈的排满革命派，又是热衷于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并推动其现代化的国学大家。
国粹派史学认为，国学是国家认同的关键，国学兴则国家兴。“国粹”一词，来自日本，指国家固有的文化精华。日本国粹派反对明治政府盲目的欧化政策。晚清兴起的中国国粹派看到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的一致性，相信文化危机是更本质、更深刻的民族危机，于是提出“保种、爱国、存学”口号，呼吁重视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反映出20世纪初国人思想向传统文化的回归，国粹思潮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在传统学术文化领域的延伸。
由于对“国粹”的理解存在差异，因此“国故”便成为大家都可接受的词汇。章太炎坚信国学是国家认同的关键，是面对西方挑战的精神动力，在他撰写的《国学讲习会序》中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持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
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就批评当时的欧化主义风潮说：“近来有一种醉心欧化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15]
1912年2月，章门弟子马裕藻、钱玄同、朱宗莱、沈兼士、龚宝铨、朱希祖、范古农、许寿裳等发起“国学会”，请章太炎担任会长。他在《民立报》发表的《国学会缘起》中说：“先民不作，国学日微，诸言治兴学，以逮艺术之微音，罔不圭臬异国，引为上第。古制沦于草莽，故籍鬻为败纸，十数稔于兹矣。……语曰：‘国将亡，本必先颠。’典章制度名物训诂，玄理道德之源，粲然莫备于经子，国本在是矣。今言者他不悉知，唯欲废绝经籍，自诩上制，何其乐率中国而化附于人也。方当匡复区夏，谓宜兴废继绝，昭明固有，安所得此亡国之言，以为不祥之徵耶？……学术之败，于今为烈，补偏救弊，化民成俗，非先知先觉莫能为，为亦不能举其效。”[16]这显然是章太炎和国粹派主张的“学术亡而国亡”的道理。
国粹派认为，国粹以历史为主，历史是确立国家独特性的文化标准。1925年，章太炎就说：“历史为祖孙相传之信物，凡伟大之人物，皆由参考历史得来。参考历史，如打棋谱，善弈者必善打棋谱，否则虽解弈理，终非能手。”[17]
章太炎说：“盖凡百学术，如哲学、如政治、如科学，无不可与人相通，而中国历史，断然为我华夏民族之历史，无可以与人相通之理。”[18]所以他注重史学研究，指出“国粹以历史为主”，希望以历史来激励人民的爱国心，以历史来启发社会文明的发展。
20世纪初，梁启超掀起“史界革命”，批判封建旧史学，倡导资产阶级新史学，对此，章太炎、刘师培均表赞同。章太炎撰写《尊史》《征七略》《哀焚书》《哀清史》等一组文章，开始构建其史学理论。他认为封建史学缺乏理想，文明史不详，真实性可疑，主张改革史体，扩大史家视野，提高史学理论水平。他认为史学可增长人们的爱国心，培养人民的民族主义。他说：“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19]刘师培也注重以历史来培养民族、民主革命的情绪，强调以进化论来指导历史研究。和章太炎不同的是，刘师培强调以史致用，主张六经皆史，把经书看作史书和史料。(www.xing528.com)
章太炎认为国学是培养民族主义情感不可替代的方法，他说：“为甚要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广义说，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他说，要消灭一个国家，就必须先消灭这个国家的史书。有史书在，这个国家就不会亡。
在史学成就上，章太炎是支离片断的，他曾有一个宏大的规划，拟编《中国通史》100卷，但一直未动手，只留下了《略例》和《目录》，附于《哀清史》之后。从《目录》中可知，他的“中国通史”分表、典、记、考纪、别录五部分，相当于纪传体正史的表、志、本纪、列传，这在史书体例上也没有突破。另外，因光绪末年在日本发现《南疆逸史》，他又想编《后明史》，最终也未动手。章太炎对典章制度较为重视，在学术史研究上，对一些事件“翻案”，如肯定太平天国，以及注重考据、索引、钩沉等，对后世产生一定影响。
刘师培相对重视对历史的研究。1905—1906年，他撰写了《中国历史教科书》，由国学保存会出版，讲上古史事，断限到西周，首次研究了中国原始社会的历史。此书晚于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影响不及夏曾佑的书。与章太炎不同，刘师培以经书作史料，重视考古材料，也能吸收史学界的新观点，如进化史观、地理环境决定论、汉民族西来说等。刘师培写过史学考证文章，如《秦四十郡考》《辽史地理考》等。他的《周末学术史序》，是我国第一部以学术史命名的著作。
国粹学派宣传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之一，也是晚清时期主要的社会思潮。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演讲，说：“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充布与各种社会中，殆无不认革命为必要者。”
孙中山的旧民族主义，是推翻满族人的统治，建立汉族人的政权。邹容在《革命军》中提出，“满族人”根本就不属于“中国人种”，而是西伯利亚人种中的蒙古人，要求“驱逐住居中国之满洲人，或杀以报仇”。陈天华在《警世钟》中大声疾呼：“满人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满人杀尽。”章太炎在日本讲学时说：“若能明了中国的历史文化，我想即使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
国粹派广泛学习西方的民权思想和历史进化学说。1903年夏天，刘师培利用闲暇，学习卢梭的《民约论》，以笔记形式写成《中国民约精义》一书。他认为卢梭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圣贤那里已经存在，并从民权的立场抨击封建专制制度。他说：“文明之国，有君叛民，无民叛君。叛民之罪，是为大逆。”“立国之公理，是以少数人服从于多数人，不可使多数人服从于少数人。”1906年，章太炎作《俱分进化论》，发展了达尔文、斯宾塞的进化论学说，认为善进化，恶也进化，双方并进，如影随形，所以人类社会永远达不到尽善尽美的境界。他们强调独特的“中西文化观”，主张在效法西方、改革中国政治的同时，必须立足于复兴中国的固有文化，从传统文化中发掘出近代化所需要的东西。
国粹派思潮在辛亥革命前几年，影响颇大。它在配合宣传同盟会政纲，抵制盲目西化，改变学术风气等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对传统文化因袭的负担太重，不能正确处理继承与批判的关系，一味地鼓吹发扬国粹，在客观上又配合了封建守旧派和君主立宪派的需要。辛亥革命后，逐渐蜕化为复古保守势力，起了阻碍革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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