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史学流派简析：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

夏曾佑（1863—1924），字穗卿，号碎佛，笔名别士，浙江仁和（杭州）人，被梁启超誉为“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者”。“别士”之名，出于《墨子》，与“兼士”对称。

夏曾佑的父亲夏鸾翔是位数学家，不幸早逝，但夏曾佑没有因此影响学业。他14岁入泮，26岁中举，28岁（1890）中进士，后任清政府礼部主事，官小职闲，专心于读书治学，崇尚今文经学。在北京期间，结识了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参与创办《时务报》《国闻报》，接受达尔文的进化论，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成为戊戌变法的思想先驱者之一，也成为“新诗”运动的倡导者。

近代新史学的传播者夏曾佑

戊戌变法失败后，夏曾佑选授安徽祁门知县。1902年，他在上海丁母忧期间，应商务印书馆约请开始编写《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这部书原来打算写5册，但实际上只写了3册。1904年（光绪三十年）出版了第1册，1906年就发行6版。1906年出版了第2册、第3册，1909年（宣统元年）均发行了5版。当时以新史学观点编写和引进的通史较多，但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1933年，商务印书馆重新印行时，书名改为《中国古代史》，并由中学教科书升格为“大学丛书”。

1912年民国成立后，受蔡元培邀请，夏曾佑任教育部社会司司长。1916年，任京师图书馆馆长，思想逐渐保守。

夏曾佑未发表过纯历史或史学理论的著作，通过《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几篇散论，可以看出他的历史思想。

1.宣传进化论思想

夏曾佑比较早地接受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天演论观点和历史进化论思想，认为此说可破除古代神造史观，并指导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在《神农氏》一节则明确指出，凡文明之国，其进化历程必由渔猎社会而游牧而耕稼，社会得以前进，只是为时有迟速而已。这就既肯定了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性，又肯定了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

在《三国末社会之变迁》中，他肯定优胜劣败之理是世界公例。在分析游侠绝灭的原因时，试图说明“其中有天演之理存焉”。他还认为，不能依道德准则衡量历史进化现象。在《禹之政教》中，他说：“至禹乃确立传位之定法。盖专制之权渐固，亦世运进步使然，无所谓德之隆替也。”实在难能可贵。

夏曾佑认为，历史进化以思想学术为主因，其他历史因素只能尾随其后。如《战国之变古》说：“古今人群进化之大例，必学说先开，而政治乃从其后。”他认为不是所有历史事物都进化，有些文化事物不但不进化，而且还退化。例如《文学源流》认为，《说文》所载名物多至九千，而近代通行的只有两千余，说明今不如古，汉以后的中国学问是退步的。夏曾佑还流露出历史循环论思想。在《文帝黄老之治》中，他分析了中国历史上太平与革命的相互交替，说“天道循环，往而必返”。

2.探求历史因果规律(www.xing528.com)

夏曾佑编著历史读本的目的，在于“发明今日社会之原”。他依据进化论观点，认为现实社会的发展变化无不具有历史原因。找到了历史原因，也就找到了现实变化的依据。

夏曾佑相信历史因果关系的存在，在叙述或分析历史现象时总是去寻找深层原因。在教科书《叙》说：“运会所遭，人事将变。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即无以知前途之夷险。”在第二册《读本期历史之要旨》中说：“至于今日，天下之人，环而相见，各挟持其固有之文化，以相为上下。其为胜为负，岂尽今人之责哉，各食其古人之报而已矣。”在解释古人相信鬼神和老孔墨三家兴衰的原因时，都是依据历史因果联系的思想解释具体历史现象。他认为对现实的改造或变革，必须考虑本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并作《论变法必以历史为根本》一文专门申论，无疑是正确的，但有时也出现一些生搬硬套的解释。

夏曾佑承认存在“天定”的规律。在《论中日分合之关系》说：“天下有自然之势，非人力所可逃，往往经数千百年之久，神光离合，起伏万端，而其终也，仍归于此天然之局。此所以哀叹于天定之不可逃也。”所谓“天定”，是指自然规律。历史中也存在与天定相似的规律，即公例。他认为“历史，有一公例”。这种公例，乃由因果关系构成，故“天下无无因之果”，所以在叙述或分析历史现象时就要去寻找深层原因。

3.首次划分历史阶段

夏曾佑有宏观把握历史发展脉搏和线索的能力，历史抽象能力很高，突出反映在他对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上。教科书《凡例》说：“是编分我国从古至今之事为三大时代，又细分为七小时代。每时代中于其非凡之事加详，而于普通之事从略。如言古代则详于神话，周则详于学派，秦则详于政术是也。”《古今世变之大概》具体讲述了他的历史阶段划分学说，即上古：（1）传疑期，开辟到周初；（2）化成期，周中叶至战国。中古：（3）极盛期，秦至三国；（4）中衰期，晋至隋；（5）复盛期，唐。近古：（6）退化期，五季宋元明；（7）更化期，清。如此高度概括的历史划分，使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和历史发展过程显得眉目清楚，便于把握。上古、中古、近古的划分法，也突破了传统史学完全依照王朝体系划分历史的框架，是划分中国古代和近代历史的首次尝试，反映了他试图整体把握历史走向的能力。

在对某一阶段历史的论述中，夏曾佑也经常对其进行更加具体的阶段划分。例如《禹之政教》认为禹政乃古今一大界，《周之关系》将周人历史分为三期，《春秋制度之大概》列战国为古今大界，《秦之自出》以秦区别古今世界，《凉州诸将之乱》把三国视为时代转变的分界等。划分阶段时，夏曾佑还比较重视某些专门领域的相对独立性，避免造成历史单一化。如《晋南北朝隋之行政机关》提出古今行政机关的变化，与宗教、政治、学术、民风的发展并不协调一致，应给予另行划分；《三国末社会之变迁》又根据“士”这一非凡社会阶层的特点，对“士”的发展给予另外一种划分。这些都是夏曾佑历史著作的精华所在。

4.历史著作要“易传”

夏曾佑认为，历史著作在读者阅读、接受乃至消费过程中，存在“易传”和“不易传’两种情形，从中可看出史书产生社会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间接反映史书本身的构成特征以及大众的一般性阅读心理。夏曾佑说，纪事之书的“传人”功能最强，所以传之易或不易的原因则是多方面的。一是书中所用语言文字，必须是一个国家或民族通用的大众语言；二是应力求接近口语；三是语言应力求详尽，节省读者脑力；四是应多叙述人类日常生活中熟悉的事情或事物。具备了这四条，纪事之书的流传就容易，否则就难。

这四点是从写作角度而言的，实际上他还提到第五点，即从接受者、阅读者的角度来说，认为符合读者心理的虚事易传，违反读者心理的实事不易传。史书应当考虑读者的接受心理，但把“虚事”“实事”作为区别就有些牵强。有了五大区别，夏曾佑得出结论：“据此观之，其具五不易传之故者，国史是矣，今所称之《二十四史》俱是也；其具五易传之故者，稗官小说是矣，所谓《三国演义》《水浒传》《长生殿》《西厢》《四梦》之类是也。”也就是说，艺术作品比科学史书轻易流传。历史学要想充分发挥社会效益，就应当充分利用“易传”功能。夏曾佑在史书接受问题上的思想非常可贵，独树一帜，但他没有区分历史研究与艺术作品如小说的区别。他还说：“有人身所作之史，有人心所构之史，而今日人心之营构，即为他日人身之制作，则小说者又为正史之根矣。若因其虚而薄之，则古之号为经史者，岂尽实哉。”^[9]“由心构史”提出了历史认识主体的问题，企图为未来指明道路，洞悉到一个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可惜未能展开。他提出史书接受的动机，在于救亡图存，开发民智，利用史学的通俗形式教育民众，这同梁启超尔后提倡小说的动机完全一致。

夏曾佑是中国近代新史学流派的重要人物，他将中国传统的今文经学中公羊三世说与西方进化论相结合，从事新史学的实践，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近代中国尝试用进化论思想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也是20世纪新式中国通史的第一部成名作，在历史变局时期起到了巨大的影响，受到梁启超、胡适、鲁迅等的赞扬和肯定。由于时代的局限，他的史学观点并不系统，不成体系，许多说法值得商榷，但其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不可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