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史学流派：梁启超的新史学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他是今文经学大师、政治改革家康有为的学生，戊戌变法的领导者之一。

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中国史叙论》。1902年，又在《新民丛报》发表《新史学》，激烈地批判传统史学，提出了“史学革命”的口号，震动了知识界。梁启超号称中国之新民，精力旺盛，学问广博，思想敏锐，文风流畅，影响了几代热血青年。

他研究学问的核心是历史学，既有中国史，又有外国史；既有古代史，又有当代史；既有通史，也有专史；既有微观的个案研究，也有宏观的通论研究；既有理论研究，也有史实考证，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历史学家。20年后，他又发表《中国历史研究法》（1921）、《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1927），继续批判传统史学，但言辞缓和多了，分析也较为缜密。

1.批判中国传统史学

关于对“中国之旧史”的批判，贯穿于《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两篇文章之中^[8]。他认为中国史学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却是“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没有生机活力和创新精神，不能引领社会前进。梁启超指出中国旧史学有“四弊二病三恶果”。

“四弊”是：“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人们只知道朝廷，没有国家概念，因此产生封建正统观念；“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二十四史中的本纪列传不过是个人的罗列和无数墓志铭的集合体，看不到群体之间的力智德；“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旧史都是前朝被推翻之后才修史，不涉及当代历史与社会现实，毫无现实作用；“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旧史只是罗列事实，没有探究因果关系，不能鉴往知来，不开拓未来。

由于这四个弊端，又产生二个缺陷：一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旧史只是平铺直叙的记载历史，不能鉴别真伪，裁定优劣，决定取舍，没有启人心智的价值；二是“能因袭而不能创作”，旧史能够沿用、模仿前人的方法，而不能突破前人，有所创新。

上面的四个弊端和两个缺陷，造成了三个恶果，即“难读”“难别择”“无感触”。梁启超批判中国旧史学，常常以西方史学和史学家为例证。

他将中国史学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政书、杂史、传记、地方志、学史、史学、附庸（外史、考据、注释）等10种22类，也慷慨地把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枢、黄宗羲奉为中国史学上的“六君子”，但认为其余史家多碌碌无为，因人成事。他对历史下了一个定义：“史也者，记述人间过去之事实者也。”他区分了旧史和近代史学的不同。“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

他在《新史学》中说：“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为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他大声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所以梁启超要为“新史学”开辟道路，在思想观念上对中国史学进行近代化的改造。

2.宣传进化史观(www.xing528.com)

梁启超受英国赫伯特·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和赫胥黎天演论的影响，指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他说的“历史”，是指历史撰述，指出了“新史学”撰述的性质。他说：“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化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也就是说，历史学当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考察和叙述种种进化现象，这就是“新史学”的本质。梁启超认为，“历史之真象”即运动规律“如一螺线”，也就是说历史过程是螺线运动的。他的这个认识，把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循环论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他将中国历史划分成上世史（黄帝至秦）、中世史（秦至清末）、近世史（清末以后），这与他老师康有为所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之说不同。

梁启超认为进化史观必须重视人民群众中的作用。他说：“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群”“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因此，“历史所最当注意者，唯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入历史之范围也”。从历史观的发展来看，从尊天命到重人事，从重视个人的作用到重视人群的作用，确实是一大进步。

3.探求历史共性和规律

梁启超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所谓“公理公例”，就是共性和规律。梁启超认为，史学是由“客体”和“主体”结合而成的。所谓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所谓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他在中国第一次提出了史学研究中的主体与客体问题。他阐述说：“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偏于主观而略于客观者，则虽有佳书亦不过为一家言，不得谓之为史）。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矣。”

梁启超从历史客体与主体的关系着眼，提出历史理论研究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历史哲学之所以重要，在于对从认识局部历史到认识全体历史、从认识史学本身到认识史学与他学之关系，都是必不可少的。更为重要的作用，即“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吾辈食今日文化之福，是为对于古人已得之权利，而继续此文明、增长此文明、孳殖此文明，又对于后人而不可不尽之义务也。而史家所以尽此义务之道，即求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史乎！史乎！其责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难！”从公理公例中得到启示，并借以指导现在与将来，这是梁启超“新史学”的显著特点。

4.提倡“民史”和通俗史学

梁启超反对封建专制，主张“伸民权”，普及历史知识，开发民智，提出撰写人民群众的历史，并为下层民众能够看懂。他说，今后写历史，不应该只写“君史”和“朝史”，而应该关心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和国家的命运，写国史和民史。同时史学要通俗化，使人易懂，启人心智，因此提倡撰写历史小说。

1902年11月，他在日本主持创办《新小说》月刊，成为通俗史学的主要阵地。《新小说》设有历史小说、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哲理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外交小说、社会小说、法律小说等。其中历史小说如《洪水祸》《东欧女豪杰》《痛史》等。梁启超在创刊号上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直接推动了通俗史学的繁荣，使通俗史学在民国初年风行一时，著名的如蔡东藩（1877—1945）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44册，从秦始皇一直写到1920年。

梁启超对“中国之旧史”的批判，为“史界革命”和“新史学”开辟了道路，对中国史学思想观念的转变具有积极的作用。但也必须看到，梁启超的这种对旧史的批判，在立论上往往得失参半，在结论上也是误解强于精审，谬误多于正确。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这种批判不是建立在冷静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而带有明显的武断和感情色彩。二是他错误地认为，在“新史学”和“旧史学”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处于对立状态，所以要彻底否定“中国之旧史”。《新史学》的成就，在提倡史学之“新”的方面，有首开风气的历史作用；而在批判旧史学之“旧”的方面，虽也提出一些有价值的见解，但还不能理性的看待问题。

在生命的最后十年，梁启超撰写了《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等，由他的朋友林志钧编入《饮冰室合集》（分文集和专集两部分）的专集中。梁启超死时仅56岁，但给后人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他研究历史的最大特点，是利用历史为政治服务，充满经世致用的思想。他为了保国保种保教、振奋民族精神、变革中国政治、宣传爱国主义而研究历史，成为中国当时思想界的精神导师，激励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他的文笔流畅，议论风生，笔端常常带着感情，阅读起来引人入胜，启人心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