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1.克罗齐的精神哲学

贝奈戴托·克罗齐（Bendetto Croce，1866—1952），又译柯罗齐，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新黑格尔主义的代表之一，意大利的“精神教皇”，也是20世纪以来西方影响最大的哲学家、历史学之一。他早年在那不勒斯求学，1883年父母死于地震，他随叔父迁居罗马，进入罗马大学学习，跟随当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布里奥拉学习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哲学，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论文集。1903年他创办了著名《批判》（或《评论》）杂志，并担任主编41年之久，成为欧洲影响最大的文艺评论杂志。在此期间，他逐步转向新黑格尔主义，并着手建立自己的精神哲学体系，开始以唯心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1920—1921年任教育大臣。1947年，他在那不勒斯创办意大利历史研究院。克罗齐一生家境富裕，使其能致力于学术研究。

克罗齐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但认为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不够彻底。他把精神作为现实的全部内容，认为除精神之外的自然是不存在的，哲学就是关于精神的科学。他在《精神哲学》中，形成了自己的新黑格尔哲学体系。此外，还著有《黑格尔哲学中活的东西和死的东西》《美学原理》《黑格尔研究与哲学解说》等。

克罗齐进一步发展了黑格尔“绝对精神”的观点，把主观精神当作现实世界的全部基础，精神之外没有任何真实的存在，一切经验和认识活动的对象都是出自精神的创造。他不仅批判康德“自在之物”的概念，认为其仍未跳出二元论的泥潭，而且认为黑格尔把自然界当做“绝对精神”的观点也是唯心主义不彻底化的表现。在他看来，“自然”不是精神的外在物，而只是精神的虚构，所以无需像黑格尔那样去建立“自然哲学”，只需要建立一种“精神哲学”，作为创造的源泉。

克罗齐认为，作为整个精神的创造活动包括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其中理论方面分为凭借心灵的直觉的活动和概念的活动，实践方面又分为经济活动和道德活动，这四种精神活动构成了克罗齐精神哲学的基本内容。

2.克罗齐的史学观点

克罗齐谢世半个多世纪后，“克罗齐史学名著译丛”在中国出版，包括两卷历史理论著作和三卷史学著作，分别为《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那不勒斯王国史》《1871—1915年意大利史》和《十九世纪欧洲史》。这五部史学著作首次直接从意大利文翻译过来，系统地介绍给中国的学者，使中国史学工作者走近克罗齐，看到一个真实的克罗齐。克罗齐的史学观点，集中体现在他的史学名著《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也译为《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和《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之中。

第一，将“历史”和“编年史”加以的区分。克罗齐认为编年史是一种普通的历史叙事方式，是按照年代来记述历史，是一般的历史著作。他说：“先有历史，后有编年史；先有活人，后有死尸。”也就是说，“活人”才是真历史，也就是当代史，而“死尸”是编年史。这一观点与我们的认识相悖，难道不是先从文献、史料入手，才能达到还原历史真相的目的吗？克罗齐的解释是，真正的历史原发于记录、创作历史文献的史家的心灵之中，复活历史也在阅读、体验这些历史文献的史家的心灵之中，所以说，历史起源于史家的精神活动。一旦精神活动不存在了，那么文献、著作就失去灵魂，只剩下躯壳。如果我们不能向其中注入灵魂，那它就是静静地躺在那里的死尸。所以，“历史是活的编年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历史是当前的历史，编年史是过去的历史；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活动，编年史主要是一种意志活动。一切历史当其不再是思想而只是用抽象的字句记录下来时，它就变成了编年史，尽管这些字句一度是具体的和有表现力的”。他还认为：“当生活的发展逐渐需要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穴中，直到文艺复兴欧洲精神重新成熟时，才把他们唤醒”，所以，现在被我们视为编年史的大部分历史，现在对我们沉默不语的文献，将依次被新生活的光辉照耀，将重新开口说话。^[52]用现在的观点来讲，文献在没有开口前是死人，开口之后就是活人。

在克罗齐看来，历史成为编年史是不可避免的，也无须回避。它们是一种生理学的现象。它们虽然是合理的，但脱离了史家精神活动的历史不能成为“真历史”，仅仅是生理学意义的历史。

第二，精神是历史活动的决定力量。克罗齐说，能让文献开口的是思想，是历史学家的思想。历史仅仅是思想的活动，是用现在的思想去认识过去的一切，所以精神本身就是历史。他说：“除非我们从这样一个原则出发，就是认定精神本身就是历史，在它存在的每一瞬刻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是全部过去历史的结果，我们对历史思想的有效过程是不可能有任何理解的。所以，精神含有它的全部历史，历史和它本身是一致的。”^[53]

在克罗齐看来，精神就是实在，直觉、概念、经济、道德是精神活动的全部内容，除了精神，世界什么都不存在。但精神有思想和意志两个部分，凡不属于思想的就都属于意志。假如你发现某些事实不能被解释为思想时，你就必须把它解释为意志。思想是主客观的合成，它的特点是真理；意志是主观创造的客体，其特点是有用。当历史学家把自身的思考变成历史，主客体得到完满的综合，它就成为当代的。编年史并非历史而是意志，它们是历史学家按照自己的目的建构的，正如乐谱服务于音乐家的思想而其本身并不是音乐一样，它们也只是服务于历史家的思想的。克罗齐正是从这种独特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得出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结论。

第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克罗齐1917年提出的一个著名命题。1947年1月，朱光潜在评述克罗齐的历史学时，对这一命题做了阐发：“没有一个过去史真正是历史，如果它不引起现实的思索，打动现实的兴趣，和现实的心灵生活打成一片，过去史在我现时思想活动中便不能复苏，不能获得它的历史性。就这个意义说，一切历史都必是现时史。”^[54]70年过去了，人们对克罗齐这一命题的认识，也没有超出朱光潜当时的理解。(www.xing528.com)

克罗齐认为，“时间”“历史”如同“生命”一样是不可分割的“绵延”（duree）。“生命”固然可分为昨天、今天和明天，但依然是“同一个生命”，“古时”和“今时”就绵延而言，也是“同一个时代”。“当代”（contemporary）本来就是“同”（con-）“代”（temporary）的意思。克罗齐说：“死亡的历史会复活，过去的历史会变成现在，这都是由于生命的发展要求它们的缘故。”当生活的发展需要它们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再变成当代史。不仅离现在最近的历史叫作当代史，就是几千年前的历史也是当代史。因为“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因此，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的”。这就是说，当代性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征，正是源于历史和现在生活的密切联系，源于过去的事迹才能在历史家的心灵回荡。

克罗齐认为，历史总是根据当代的需要被重写。历史是以当前的现实生活作参照，过去只有和当前的视域相结合，才为人所理解。克罗齐说，“文献与批评，即生活与思想才是真正的史料。”是历史家从现在生活的兴趣出发对过去的“重温”，是一种源于现在生活兴趣的思想活动。史家的精神活动，只有在与客观史实相结合的时候才能产生，所以，当代史是史家的精神活动与客观史实的同构。克罗齐说：“‘当代’一词只能指那种紧跟着某一正在被作出的活动而出现的、作为对那一活动的意识的历史。”真正的历史研究的起点并不是着眼过去，而是着眼于现在，这是历史研究的逆向性和有用性。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这种过去的事实是和现在生活的兴趣打成一片的。

他还认为，历史是作为人们思想活动的产物。我们的思想都是当前的，我们不可能具有古人的思想，所以历史也只存在于我们的当前思想中。没有当前的生命，就没有过去的历史可言。历史是人的精神活动，而精神活动永远是当前的，决不是死去了的过去。早已消逝的古罗马的光荣，其实依然活生生存在于当代的精神中，存在于每一个热爱罗马历史的人的精神和著述之中。只要它还影响着我们，就存在于我们之间。克罗齐提出：“历史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它的资料就在我们自己的胸中。因为，只有在我们自己的胸中才能找到那种熔炉，使确凿的东西变为真实的东西，使语文学与哲学携手去产生历史。”^[55]所以，当代性是一切历史的本质特性，在历史本体论上，克罗齐无疑是主观唯心主义者。

当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兴起的时候，克罗齐曾对法西斯主义抱有幻想。但当墨索里尼攫取国家最高领导权，加紧迫害进步人士，废除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宪法，实行法西斯专制统治时，克罗齐转而成为意大利人民反法西斯的精神领袖。从《那不勒斯王国史》《意大利史》和《十九世纪欧洲史》等史学著作来看，克罗齐的武器是学术，是包括史学在内的学术研究，从此可以深切地理解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精神内涵，而且还会对他另一命题“一切历史都是自由的历史”产生新的认识。克罗齐的全部史学著作都和这两个命题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是理解克罗齐史学思想“当代性”的钥匙。

3.克罗齐与中国

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克罗齐仅仅四次提及中国，但颇有兴味。

在“历史与编年史”中，他写道：“我作为一个语文学者，对能毫无区分地自由行事感到心旷神怡，近半个世纪的意大利史和中国秦朝的历史对我来说价值一样；我研究这一历史或转向另一历史，无疑受某种兴趣驱使，但却是超历史的兴趣，是在语文学的特殊领域形成的那种兴趣。”克罗齐受到超历史兴趣的驱使，把在时间上（近半个世纪与2100年前）和空间上（南欧与远东）有巨大差异的历史等量齐观。在克罗齐眼中，中国是个具有独特文明和悠久历史的国家。

在评述启蒙运动时，克罗齐肯定了启蒙运动历史学首次把中国和东方纳入世界史的功绩，又指出其局限性。由于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启蒙运动的学者没有把中国和东方真正纳入世界文明的发展史，只是作为好奇和想象的对象。克罗齐反对西方中心论，肯定并承认中国和东方在世界精神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对世界文明不可抹煞的贡献。

在“兰克的普遍历史观”的札记中，克罗齐写到：“中国文明，甚至美洲文明似乎同欧洲文明分离并独立；但当头脑进行研究，譬如宗教的或经济的或道德立场的某种形式，那些历史就相互拥抱并统一起来了。”克罗齐主张以世界的眼光、国际的角度论述中国史、东方史和欧洲史，他再次批判了欧洲中心论，充分肯定各个民族，包括中国对世界历史和文明所起的独特作用。

在《十九世纪欧洲史》中，克罗齐旗帜鲜明地反对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包括意大利在内。他写道：“只有某些德国历史学家敢于赞誉‘那种以前从未见过的历史’，作为地球上主要国家普遍联合的例证：1900年列强决定征伐中国，‘堪称十九世纪终结史’，因此具有重大的‘世界史’意义；威廉二世皇帝对这次征伐进行美化，他用慷慨激扬的演说使它带有阿提拉色彩，其实八国联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克罗齐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从世界眼光、国际角度来论述西方史学的弊病和问题，也有助于剖析中国史学的流弊，促进中国史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