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及近现代史学流派简析

在20世纪的英国史坛上，出现了一位世界级的史学大师，这就是被称作“近代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汤因比。因为他的叔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专门研究经济发展史，也叫阿诺德·汤因比（1852—1883）。为了区分两人，我们通常都称呼二人的全名，以免混淆。

1.约瑟·汤因比

英国史学家阿诺德·约瑟·汤因比

阿诺德·约瑟·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生于英国伦敦，曾就读温切斯特学院（Winchester College）和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Oxford），其后考入牛津大学考古学院的研究生，并前往希腊进行考古工作。1919—1955年，汤因比长期担任英国伦敦大学教授，专门研究及讲授希腊和罗马的古代史，并多次参加政治和社会活动。

约瑟·汤因比一生著述很多，但全面反映他历史观点并使他成名的著作，是12卷本的史学巨著《历史研究》，讲述世界各个主要民族的兴起与衰落，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作了整体性与综合性的考察，被誉为“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他在《历史研究》自序中说：“我试图把人类的历史视为一个整体，换言之，即从世界性的角度去看待它。”^[43]此书1921年开始酝酿，1927年着手撰写，1934年出版前3卷，到1961年第12卷出齐，共用了27年的时间，成为风靡全球、畅销不衰的著作，在欧洲以外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成为知识分子和历史爱好者的必备读物。他晚年还著有《人类与大地母亲》（1973），既是一部通俗的叙事体史学著作，也集中凝聚了他一生的学术思想精华，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汤因比曾多次进入英国外交部工作，一战后作为英国代表团成员参加巴黎和会，做过情报工作，当过《曼彻斯特卫报》的战地记者，还担任过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外交研究部主任。1929年末，他在日本京都参加太平洋关系学会年会之后，为了体会东方文明，借机进入东北，先后访问了沈阳、哈尔滨、大连、北京、上海、南京等地，于1931年出版《中国之旅见闻录》，体现了他对东方历史的独有兴趣，同时也对中华文明唱起最后的颂歌。

在《历史研究》中，汤因比多处谈到中国历史与文明。在“中华文明停滞论”甚嚣尘上之时，他却特别关注中国文明向现代化或如他所称“西化”的转型，这与早年中国之行应有较大关系。20世纪60年代，曾有日本学者问他若时光可以倒流，他愿意出生在何时何地时，汤因比回答说：“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愿意在公元元年出生在欧亚大陆交汇点。那时古埃及文明、欧洲文明与亚洲文明在这一区域汇聚并扩散全球。”说明他对人类文明及其交汇的重视。

汤因比晚年对西方社会越来越感到忧虑、不安和失望，他预言西方的优势终会失去，而把希望寄托于中国。他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1972年，83岁的他出版了与日本佛学家、著名作家池田大作的对话录《展望二十一世纪》，在全球也具有轰动性的影响。当池田大作问他，如果再生为人，愿意生在哪个国家，做什么工作时，汤因比毫不迟疑地回答：“我愿意生在中国。因为我觉得，中国今后对于全人类的未来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是生为中国人，我想自己可以做到某种有价值的工作。”^[44]他清晰论述了中华文明精神遗产的优秀资质，一再称颂中华民族的美德能够代代相传，预言今后中国是融合全人类的重要核心。

2.汤因比的历史观点

汤因比继承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学说，并进一步发挥和发展。他说：“当我读着这些充满历史洞见之光的篇章时，我首次怀疑，我的整个探讨，在问题提出之前（更不用说我找到答案了）就早已被斯宾格勒处理过了……当我在斯宾格勒的书中寻找我的关于文明起源问题的答案时，我发现我仍有工作要做。”^[45]他将文化改为文明，认为人类历史就是文明嬗变的过程。

历史研究的单位：文明。在《历史研究》一书的开头，汤因比就尖锐指出，以往历史研究的一大缺陷，就是把民族、国家作为历史研究的单位，大大限制了历史学家的眼界。事实上，欧洲没有一个民族、国家能够独立地说明自身的历史问题。他和斯宾格勒一样，都反对传统史学中断代史和国别史的观念，提出应以一个个文明或社会作为研究的对象。这种文明或社会可能包括几个相同类型的国家和地区，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形成独立的人群，具有特殊的联系和共同性质。

文明自身又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其中文化构成一个文明社会的精髓。文明具有两个特点，一是都经历起源、生长、衰落、解体和死亡五个发展阶段；二是文明和文明之间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或称“亲属关系”，就像几代人生命的延续，每一个文明或者是“母体”，或者是“子体”，或者既是母体又是子体。但这种文明之间的历史继承性并不排斥它们之间的可比性。文明社会最多只不过三代，历史进入文明阶段也不过刚刚超过6000年，而人类历史至少已有30万年。两者相比，文明的历史长度只占整个人类历史长度的2%，因此，所有文明社会都是同时代的。如果与原始社会相比，所有文明社会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如果同理想的标准相比，这些成就又都是微不足道的。对文化形态派史学家来说，历史纪年已显得无关紧要。虽然文明社会出现的时间有先有后，但在重要性上是等价的，也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分，都可以作为同时代的事件进行比较。所以，汤因比将1914年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公元前431年发生的波罗奔尼撒战争作为同时期的战争相提并论。

世界文明的数量及嬗变。从文明单位出发，汤因比把6000年人类历史的划分，从斯宾格勒的9种文化扩大为21种成熟的文明，即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米诺斯文明、古代中国文明、安第斯文明、玛雅文明、赫梯文明、巴比伦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希腊文明、伊朗文明、叙利亚文明、阿拉伯文明、远东（中国朝鲜日本）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朝鲜文明、西方基督教文明、拜占庭东正教文明、俄罗斯东正教文明、墨西哥文明、于加丹文明（尤卡坦文明）。另外还有5个中途夭折停滞的文明：波里尼西亚文明、爱斯基摩文明、游牧文明、斯巴达文明和奥斯曼文明。到《历史研究》的最后一卷，他又将可供比较的文明扩大到37个。尽管这种文明的划分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但却打破了西方文明的局限，促使人们看到世界各地的文明成果，使人们认识到文明并非只限于西欧一种。

这些文明中，存在某种亲属关系（或血缘关系），如古代中国文明与远东（中国朝鲜日本）文明，古代印度文明与印度文明，苏美尔文明与巴比伦文明等。在21种文明中，只有前6种文明，即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米诺斯文明、古代中国文明、安第斯文明、玛雅文明是直接从原始社会产生的第一代文明，后15个文明都是从第一代文明派生出来的亲属文明。因此，人类社会不是沿着直线发展的，而是一系列文明嬗变和更替的过程。

文明的起源：挑战与应战。要揭示文明的起源，就必须了解原始社会与文明社会的本质区别，这就是模仿方向的不同。在原始社会，人们模仿的对象是已故的祖先，传统习惯占据统治地位，所以社会停滞不前。在文明社会，人们模仿的对象则是富有创造性的人物，传统习惯被打破，社会便处于不断地变化与生长之中。

汤因比批评了文明起源的“种族学”和“环境学”，他认为文明的起源既不是由于种族，也不是由于环境，不是由于种族的优越或所处环境的关系，而是由于人类面对某种困难的挑战进行了成功的应战。对第一代文明来说，挑战主要来自自然环境，对第二、三代的亲属文明来说，挑战主要来自人为环境，也就是垂死文明的挣扎。只有克服了这种挣扎，新的文明才能诞生起来。但是，这种挑战必须适度，挑战太大，应战就不能成功；挑战太小，又不足以刺激人们起来应战。

另外，文明的起源还必须具备有创造能力的少数人，他们是应战的先行者和领导者，然后大多数人加以模仿。缺少这个条件，文明也是不会出现的。文明出现后并不一定都能发展起来，有些也可能陷入停滞状态，因此，文明生长还必须具备四个条件，即挑战和应战的不断循环往复、挑战与应战的场所逐渐从外部转向内部、社会内部自决能力（对内部挑战进行应战的能力）的增强、少数杰出人物的退隐与复出。总之，少数人创造，对一系列挑战进行应战；多数人模仿，使整个社会保持一致，这就是文明起源和生长的一般规律。(www.xing528.com)

文明的生长：自决能力的增强。文明的生长并不是无止境的，只要应战敌不过挑战，文明就可能在其生长的任何一点上衰落下来。文明衰落的实质主要在于少数创造者丧失了创造能力，多数模仿者不再模仿，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失去了统一。文明的生长并不等同地理上的扩张，因地理扩张而导致的自相残杀和激烈冲突，恰是文明衰落的标志。文明的生长也不等同于技术的进步，有的技术进步了，而文明却在原地踏步或正在衰落，有的技术停滞不前，而文明却在发生变化。

在汤因比看来，文明生长的尺度，是在一系列挑战与应战的过程中，场所发生了位移，即从文明的外部移入文明的内部。在这种逐渐升华的过程中表现出的“自决能力”，才是文明成长的标志。社会内部自决能力（对内部挑战进行应战的能力）的增强、少数杰出人物的退隐与复出是文明生长的动力。退隐是为了让少数人获得某种神秘的启示，使自身更加完美；复出是为了启发同类，把个人的思想变为大多数人的行动，成为社会发展的方向。比如耶稣曾在荒野住了40天，释迦牟尼独居7年，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创造性的变化。一旦复出，就会用隐居时获得的精神成果启发同胞，使大多数人（无产者）能够模仿并按照少数人的意志行事，这样就对挑战进行了成功的应战。所以，文明生长的动力最终归结为社会内部“自决能力”的增强和少数人的创造能力。

文明的衰落：自决能力的丧失。正如文明的生长是由于内在精神的发展一样，文明的衰落也不是外部力量的结果，而只能从社会内部寻找，这就是社会自决能力的丧失。社会自决能力的丧失是与少数创造者、多数模仿者和文明社会周围的蛮族军事集团的变化有关。

具体说来，由于少数具有创造能力的人变成了统治者，不再应对新的挑战，多数模仿者也脱离了前者，无法应对挑战，成为内部无产者，社会各部分丧失了和谐状态，导致社会有机体的分裂，文明无法继续生长，就逐渐地衰落下去。于是，文明社会周围的蛮族军事集团即外部无产者就会乘虚而入。

在文明日益衰落时，少数统治者创立了统一的国家，用镇压的手段继续维护自己的优越地位。内部无产者起来反抗，创立统一的教会，从宗教信仰中寻求的精神力量。外部无产者组成充满敌意的蛮族军事集团不断入侵。这三个新旧交替的因素相互作用，其中以教会最为重要，它可能孕育一个新的文明社会。

社会有机体的分裂会造成灵魂的分裂，即社会上的人产生了与这个社会完全相反的思想感情和精神面貌，要么出现复古主义和未来主义两种极端的倾向，要么出现漠不关心和追求神话两种现象，于是社会文明开始解体。

文明的解体。在汤因比构建的文明的起源、生长、衰落、解体四个阶段中，解体阶段十分关键，这是新旧文明的交替发生和过渡的阶段。随着社会的解体，旧的母体文明便开始向新的子体文明过渡，这一过渡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纷争时期，列强纷争，战乱不已，人们无力应对新的挑战，文明出现危机；其次，统一国家时期，一个强大的势力削平群雄，建立大一统帝国，带来暂时的和平和繁荣，标志文明发展到最后的阶段；第三，间歇时期，繁荣局面消失，平静中孕育着新的危机，内部无产者产生了宗教思想并在社会上迅速蔓延，这是两代文明之间发生新陈代谢的时期；第四，新文明的开始，蛮族军事集团冲破了原有的军事分界线，摧毁了统一国家，开始了民族的迁移和融合，旧的帝国瓦解了，新的文明接踵而至，第二代文明开始了，新社会具备了对挑战进行成功应战的能力。

汤因比用“大统一帝国—间歇时期—大统一教会—民族迁移”这样的模式揭示西方历史，比起传统史学有一定新意，但对世界其他文明就难以成立。一个文明衰落之后，并不一定马上导致旧文明的死亡和新文明的诞生，中间很可能出现千年的僵化状态。比如埃及文明衰落于公元前16世纪，而其解体和死亡要到公元5世纪，中间经过了两千年。苏美尔文明和印度文明也分别僵化了1000年和800年。中国文明在公元9世纪唐朝灭亡后就开始了衰落和解体的过程，先是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接着出现宋代统一国家，但蒙古的入侵使这个过程中断，社会没有进入间歇时期，而是处于僵化状态，这种僵化状态一直持续到今天仍然没有结束。汤因比显然是想用这种文明僵化理论补充他的四阶段理论，使其能够自圆其说。

西方文明的前景。根据汤因比研究的结果，26种文明中，16种已经死亡，9种正在衰落，只有西方文明正在生长中。汤因比与斯宾格勒不同，斯宾格勒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认为每一种文化都逃脱不了衰落的命运。汤因比认为文明还可以由创造的神火重新点燃。只要处理得当，西方文明可以避免解体的命运而且继续保持活力。他说：“虽然据我们所知，26种文明中，有16个文明死了，另外9个已经在死亡的边缘，我们的这个第26个文明（即西方文明）却不一定非服从命运的安排和统计数字的盲目计算不可。创造的神火还在我们的身上暗暗地燃烧，如果我们托天之福能够把它点燃，那么天上的所有星宿也不能阻挠我们实现我们人类努力的目标。”^[46]汤因比有一个基本的观点，统一国家的出现，就是文明衰落的开始，这是为他的历史哲学服务的。他认为唯一没有衰落的文明就是西方文明，因为西方到现在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中国早在秦汉时期建立统一国家后，文明就开始衰败，但这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为了挽救西方文明，汤因比在退休之后，仍然风尘仆仆，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到处发表学说演讲，告诫西方人振作起来，挽救西方文明的危机。

1961年《历史研究》最后一卷问世，取名为《重新考虑》。他坦率地承认，由于他的偏见和极端主观的价值尺度，影响了他对许多重要问题的分析。以往他只用“希腊模式”套用其他文明的历史，不能包括整个人类文明的形态，所以又加上了“中国模式”和“犹太模式”，概括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不同地域和民族发展的特征，为我们研究人类社会和文明结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三个层面），提供了求解的线索和门径。

3.对汤因比历史观点的评说

汤因比的历史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西方史学的两个趋势：一是19世纪传统的叙述型历史已转向整体型、分析型历史；二是非西欧地区的历史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在对文明起源的解释上，汤因比提出了挑战与应战的理论，比斯宾格勒的观相的方法深入一层，也比传统的种族论和环境论前进了一大步。他注意到了人和环境的相互关系，注意到了社会发展过程中主体的能动作用。

但这一理论也有两个致命缺陷，一是过分强调了历史上杰出人物的作用，二是忽视了挑战应战过程中物质因素的存在。汤因比看到科学发展带来人类的问题，注重道德的进步和人类自身的完善，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他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夸大了宗教在历史上的作用。

汤因比用希腊文明硬套其他文明的历史，不符合历史发展的事实。他在晚年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认为仅用一个西欧模式并不能说明一切问题，还应再加上中国模式或犹太模式，并对中国的未来寄予希望。

从汤因比的理论体系中，也可以看到当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强调潜意识和直觉的作用。他认为人的理智和良心高于一切。在对西方前途的解释上，汤因比与斯宾格勒不同，他认为西方文明虽然发展到了顶点，但还没有理由说它已走向死亡。西方将来的命运如何，取决于西方人能否面对挑战进行成功的应战，能否解决那些西方文明生存的问题。这种比较乐观和现实的态度，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