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没落：斯宾格勒的德国近现代史学流派简析》

1.斯宾格勒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德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文学家和历史家，历史文化形态学的开创人。他的履历比较简单，生于德国哈茨山巴的布兰肯堡一个邮政官员的家庭，先后就读于哈雷大学、慕尼黑大学和柏林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中学教师，除了研究历史和艺术之外，还对数学和博物学有浓厚的兴趣。第一次大战爆发时，他因健康原因未被征召入伍。

战争期间，斯宾格勒一直在中学教书。在慕尼黑的一所贫民窟里，他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在烛光下开始写作《西方的没落》。他说自己于1911年已构思此书，当时已感觉到世界大战迫在眉睫。第一次大战使他的内心深受震撼，开始深切思考人类生活，尤其是西方文化与历史的命运。

1918年《西方的没落》的出版，使他一举成名，挤身于20世纪最有影响的历史学家之列。许多大学都邀请他执掌教席，他一概拒绝，仍然过着一种近乎隐居的生活，进行历史研究和政论写作。1936年5月，斯宾格勒死于心脏病，他的妹妹们将其埋葬，未举行任何吊唁形式。斯宾格勒的主要著作还有《普鲁士人民和社会主义》《悲观主义》《德国青年的政治义务》《德国的重建》《人和技术》等。

德国史学家斯宾格勒

《西方的没落》是斯宾格勒最重要的著作，全书分为两卷，第一卷出版于1918年，第二卷出版于1922年。该书尤其是第二卷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普遍欢迎，也引起了激烈争论。斯宾格勒从宏大的文化形态学的角度，以激烈的言辞、精辟的理论和独特的方法，通过对西方文化的精神逻辑和时代症状的描述，揭示了西方文化的历史命运，预言西方文明终将走向没落的结果。这一末世启示录的论调犹如一种原始的创伤，深深印记在20世纪西方的历史中，其先知般的声音至今仍唤起人们深刻的自省。

2.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观点

在《西方的没落》中，斯宾格勒借鉴歌德理论中形态学的方法和尼采的怀疑精神，以生物生长的过程，即生物进化的观念研究历史，把世界历史分成几个独立存在的文化形态，考察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图像，以基本图像揭示文化全貌，以文化形态解释历史进程。

第一，历史就是研究各种文化形态。斯宾格勒认为，历史研究的本身不是政治和经济现象，而是无所不包的文化。历史的主体不是种族或国家，而是文化形态。生命个体在展现自身的过程中形成了只属于这个种族的表现形式，这些表现形式就构成了这个种族的文化形态。在斯宾格勒看来，文化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它既是人类生命的一切表现活动，又是人类觉醒意识的产物，既注重人与血液、土地、种族的先天性关联，又强调人的自由创造和意识的作用，贯通心灵与自然、主体与客体、过去与未来，于是文化也就产生了。研究人类历史的过程，就是研究世界各地区的文化的历史。历史研究并不是揭示因果关系，而是穷究文化的宿命。

斯宾格勒打破西方传统的欧洲中心论和“古代—中古—近代”的线性发展观念，他把这种框架称作“托勒密的历史体系”。他以新的文化视角来审视世界历史和世界图像，认为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存在着代表不同象征的多元的文化现象。他总结出了历史上存在的9种文化形态，即埃及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古典文化（希腊罗马文化）、伊斯兰文化、俄罗斯文化、墨西哥文化和西方文化。他不承认古典文化或西方文化比其他文化占有优越的地位，认为所有的文化都是同时代的和等价的，也不存在先进与落后的性质，他把这一论述说成是“历史领域的哥白尼发现”。

斯宾格勒说：“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激情，自己的生命、意志和情感，乃至自己的死亡。”“每一种文化的自我表现都有各种新的可能性，从发生到成熟，再到衰落，永不复返。”^[38]

第二，每种文化都独立走完生命的周期。斯宾格勒看来，文化作为有机体，是独立自主的存在着，它服从宇宙运动的周期性命运和生命循环的节律。“每一个文化都要经过如同个体的人那样的生命阶段，每一个文化皆有其孩提、青年、壮年与老年时期。”^[39]世界历史不是“古代—中古—近代”直线性的发展，而是不同文化的生长和衰亡，就像田野里的花朵草木一样，遵循着生、长、老、死的周期性规律。经历春、夏、秋、冬4个发展阶段，也称前文化时期、文化早期、文化晚期和文明时期，或者叫做诞生期、生长期、成熟期、衰老死亡期。

前文化时期，人类尚处于原始状态，国家和政治还没有出现，其代表者是农民。一旦有了民族和封建制度，就进入了文化早期，这时城市开始诞生，其代表者是贵族和僧侣。到了文化晚期，城市力量日益壮大，并同乡村力量展开斗争，其代表者是中产阶级。当城市彻底战胜乡村，出现大城市和行省的时候，文明时期就到来了，这时诸侯林立，列强纷争，战争频繁，因此又叫战国时期，主要代表者是下层人民群众。列强纷争的结果，导致了凯撒主义，也就是一种极端的个人权力，出现了大一统的帝国，然后城市遭到毁灭，历史又重新回到前文化时期的原始状态。

文化与文明是两个独立的概念，有差异性也有同一性。文化是一个生命的过程，有生成、成长、成熟、衰败的生命规律，文化的最终归宿就是文明，文明是文化的终结和坟墓。当文化发展到文明阶段，他们就成了同一概念，这时文化也就到了衰败的时候。任何一种文化都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即使西方文化也不能例外。

斯宾格勒认为，中国从秦汉时期开始衰落，印度从阿育王时期、古希腊从亚历山大大帝时期、伊斯兰从穆罕默德时期、西方从拿破仑时期开始衰落。

西方文化诞生后一直沿着上升路线向前发展，依次经历了春、夏、秋、冬各个阶段。但在1789年法国革命之后，西方文化便进入了它的冬天，也就是濒临死亡的文明阶段，表现在哲学上是伦理学代替了形而上学，艺术上是原有创作风格的丧失，精神上是怀疑主义和无神论流行，道德上是金钱崇拜，为富不仁，政治上是武力代替了民主，帝国主义逐渐出现，战争危险增加，最终造成各国之间的混战。在混战中，将有一个独裁者脱颖而出，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帝国。斯宾格勒预测，西方文化将在2000年至2200年最后崩溃。他回答了西方文化的前途和命运这个人人关心的现实问题，他告诉人们“现代是一个文明的时代，断然不是一个文化的时代”。

第三，世界历史是各种文化的“集体传记”。斯宾格勒认为，世界历史是各种文化的盛衰交替的过程，是各种文化的“集体传记”，也呈现多个中心的局面。研究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就是研究世界各地区的文化形态。(www.xing528.com)

斯宾格勒认为，一种文化即是一种生命和心灵的独特样式，选定基本符号代表其生命感受和创造意向，形成了文化的原始象征。古典文化的心灵符号是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阿波罗，又称阿波罗文化，追求现实的满足，这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浪漫的生活状态，他的原始象征是“有限的实体”，其建筑具体实在，一览无余；西方文化的心灵符号是德国神话中不惜用灵魂向魔鬼换取享乐的魔术师浮士德，又叫浮士德文化，具有无限的渴望，是一种以矛盾、冲突、对抗、冒险为主体的生活，他的原始象征是“无穷的空间”，其建筑（教堂）高耸入云，伸向无穷的天空。这两种对立的文化现象，斯宾格勒称之为两大文化景观或命运观念。阿拉伯文化的心灵符号是麻葛式，即魔幻、神秘主义和身心二元论，他的原始象征是“世界洞穴”，其建筑都是穹顶圆拱，其本土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外衣下生存，这是一种文化假晶现象。阿波罗、浮士德、麻葛式这三种文化现象，斯宾格勒称为心灵意象三形态。

此外，古埃及文化的原始象征是“道路”，用石头安排“空间连续”和过客方向；俄罗斯文化的原始象征是“没有边界的平面”，将世界看成无边的自我表现和扩张；中国文化的原始象征是“道的原则”，讲究友善亲切的天人合一，将山水景观融入到建筑中去。至于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和墨西哥文化的原始象征，斯宾格勒还没有找到恰当的概括。

文化决定民族或国家的命运，人类社会的历史实际上是文化的兴衰过程。研究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就是研究世界各地区的文化形态，世界历史就是各种文化自生自灭的舞台，这就是世界图像。“命运”“文化”与“世界图像”构成了斯宾格勒的精神谱系。

第四，以观相的方法透视文化形态。观相就是直观的方法，就是中国所谓的相面术。通过可见的形式和表现来对某一个体的过去与未来进行探求和预测，对历史和文化的命运进行暗示，揭示世界图像的时代特征和文化的未来远景。观相要通过个人慧眼，分析历史或文化的各种因素和表现，设身处地地加以体会，才能感悟到生命的进程，这是一种直观的综合的能力和判断。斯宾格勒说：“机械的和广延的事物的形态学，或者说，发现和整理自然定律与因果关系的科学，可称之为系统的形态学。有机的事物的形态学，或者说历史与生命以及所有负载着方向和命运之符记的东西的形态学，则可称之为观相的形态学。”^[40]当人们了解到观相的节奏，就可以从装饰、建筑、雕刻散落的片段中，从没有联系的政治、经济和宗教的材料中，揭示出历史时代的有机特征。

《西方的没落》的主要目的不是复述过去的历史，而是通过研究文化个体本身的兴衰来更好解释历史，预测未来。西方文化已经走过了文化的创造阶段，正经过物质享受而迈向无可挽回的没落时期。斯宾格勒以一种浓重抑郁的笔调描写西方黄金时代的结束，以祭司观相的方法吟唱西方文明的末世挽歌。他认为，历史学家不仅要重建过去，更重要的是预言“我们西方历史尚未完结的各阶段的思想方式、时间长短、节奏、意义和结果”。正因为如此，《西方的没落》有时被称为一部未来之书，斯宾格勒也被称为西方历史的先知。

3.《西方的没落》与中国

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曾经让汉语世界的知识分子几度兴奋，又几度沮丧。1918年，当《西方的没落》带着一战的创伤与反省在德国的书店里出现的时候，虽然有学者用“骇人听闻”来形容书中的某些论断，但依然没有影响它在世界范围的轰动。有意思的是，中国知识界首先表现出拒绝的态度，他们浓重的疑虑显然占了上风，比如张君劢，他认为这本书可能会给国人带来负面影响，建议不译为好，这使《西方的没落》在中国的翻译一波三折，长时期没有一部完整的中译本问世。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者论著中对斯氏的回应不是很多，他在学界的知名度的提高则是30年代的事情了。

在我国20世纪30年代，对《西方的没落》一书作全面评论的是叶法无。叶法无曾留学法国，获巴黎大学硕士，回国后一度任国立编译馆编译员。1930年她写了《斯宾格拉的文化史观及其批评》一文，^[41]载于《社会学刊》第1卷第3期，全面介绍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史观，但民国时期一直没有原著的全译本。1949年后，1963年商务印书馆只翻译出版了该书的第二卷。1986年，台湾远流公司出版了全书的缩译本。2006年，《西方的没落》的全译本才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发行，其不同寻常的经历可见一斑。

4.对《西方的没落》的评说

《西方的没落》具有很大的魅力，一方面来源于它思想的独特和深刻，另一方面来源于其行文的丰富多彩。斯宾格勒文笔生动优美，他提出世界图像、命运观念、心灵意象、城市精神、国家政治等命题，叙事议论，收放自如，具有很高的文学性。“沉默的森林，寂静的田野，这里的一丛矮树，那里的一条细枝，它们自身并不摆动，戏弄它们的乃是那习习的微风。只有小小的蚊虫是自由的——它仍在黄昏的微光中舞动着，想去哪里，就去哪里。”^[42]这是下卷的开卷之词。斯宾格勒借用植物与动物生存的差异，实际上揭示了生命的两种形式：“大宇宙”不可改变的周期性和“小宇宙”自由选择的觉醒意识。所以，即使不同意斯宾格勒思想的人，也不得不折服于他文笔的优美和移情的深度。

《西方的没落》是一部深刻、丰富的书，它不仅包含着历史的洞见，而且在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思想上也有卓越的贡献，在现代西方产生了复杂、广泛的影响。

除了对现实的深刻理解之外，斯宾格勒学说最有价值之处在于他对西方传统历史观念的冲击和批判。他否定了欧洲中心论，以多个文化的发展代替了单个文化的发展；以文化的有机生长代替了社会阶段的演进；以文化的自我中心代替了欧洲中心论，体现了西方文化从近代走向现代，从一元走向多元的历史趋势，突出代表了当时欧洲思想界反对实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倾向。

斯宾格勒悲观主义的处世哲学，非理性主义的写作方式以及不严谨的治学态度，加上其著作的冗长和重复，使他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指责。他对凯撒式独裁人物的期待，在一定程度上是希望他的国家在战败后能东山再起，成为世界的主宰，但这一切似乎都无损于他作为杰出思想家的形象。斯宾格勒对未来的发展有过许多精妙的预言，他曾经预见到了今天危及全球的生态环境问题和过分技术化、科学化给人类带来的危险。

与以编年史和据事直书的历史家相比，斯宾格勒与其说像是一个睿智的历史学者，不如说更像是一个神秘祭司和先知。面对那些“历史的占卜术”“恶的预言书”之类的评论，斯宾格勒以决裂的姿态予以回应。在全书的结尾，他引用的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的语句：“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将笼罩在全书内外的西方没落的命运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然，早在斯宾格勒成名50年前，俄国学者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丹尼列夫斯基（1822—1885）于1869年出版了《俄国与欧洲》一书，就提出“文化历史类型”的概念。他认为五彩缤纷的世界历史是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多种文明和文化类型共同发展的结果，无论哪一种文化历史类型都是人类精神的独特表现，“欧洲中心主义”是错误的，“古代—中古—近代”线性历史观和传统的世界历史三分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并且提出“西方正在衰败”的结论，这些都与斯宾格勒的观点极为相似，但斯宾格勒是否借鉴了丹尼列夫斯基“文化历史类型”的观念，还值得研究。

尽管如此，斯宾格勒直接受到德国人类学家利奥·弗洛贝尼乌斯（1873—1938）的影响却十分明显。1898年，弗洛贝尼乌斯出版了《非洲文化的起源》一书，他将非洲文化划分为几个文化圈，提出“文化有机体”“文化心灵”“高级文化”等概念，认为每一种文化都作为一种活生生的有机体在发展，经历着诞生、童年、成年和老年各个时期，最后归于死亡。文化绝不是人创造的，人与其说是文化的创造者，不如说是文化的产物或客体。这些语言斯宾格勒几乎一字不差的加以使用，并对其做了更加深刻的论述，至今仍引起人们的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