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法国发生了五月风暴。布罗代尔遭到来自两方面的反对：传统史学家不满于他贬低政治事件与人物，放弃系统的历史叙述，热衷于统计图表与奇异术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则批评他忽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化发展，抹煞阶级斗争的地位与作用。有的历史学家指责他把“群众历史”（histoife massive）变成“被动历史”（histoife passive）。法国的“五月风暴”把矛头指向一切“权势集团”，导致布罗代尔辞去《年鉴》杂志主编，由第三代人物接替。
1968年，布罗代尔辞去《年鉴》杂志主编的职务，由新一代的史学家雅克·勒高夫和勒瓦·拉杜里接任，这标志着年鉴学派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第三代除了继续重视经济、社会史外，开始恢复政治史、叙述史的地位，把历史研究引向历史人类学与心态史，并提出了“新史学”的口号。1975年，成立“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成为第三代的研究基地。他们继续出版《年鉴》杂志，并打出新史学的旗帜，被称作“年鉴—新史学派”。年鉴派进入第三阶段。
1.第三阶段的代表人物及其成就
法国新史学家勒高夫
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1924—2014），生于法国南部的土伦，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曾到捷克、意大利和英国留学，1962年开始担任高等实验研究院第六部的教授，主要研究欧洲中世纪史，著有《中世纪的商人和银行家》《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中世纪的西方文明》等。这些著作大都注重长时段和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着力描写人的日常生活。勒高夫反对中世纪的传统认识，认为中世纪既不是一个毫无成就的黑暗时代，也不是神话史诗般的光辉时代，而是欧洲各民族觉醒和形成的时期。这一认识和上述著作奠定了他在法国史学界的地位，被公认为第三代年鉴学派的领袖。
勒胡瓦·拉杜里（Emmanuel Ladurie，1929—），生于法国西北部的诺曼底地区，1951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963年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巴黎大学文学院任教，并参与了第六部的研究工作。1966年出版《朗格多克的农民》，主要通过税收档案研究法国朗格多克地区的农村社会，成为年鉴学派的重要代表作。1975年出版《蒙塔尤：1294—1324年的奥克乡村》，主要研究14世纪初法国蒙塔尤地区异端教派加达尔教教徒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并大量应用当时对异教徒的审判记录，成为法国几十年来最畅销的历史著作之一。1979年出版《罗马人的狂欢节》，主要描写1580年法国境内罗马人的起义，并通过这一事件剖析当时整个法国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状况。除此之外，拉杜里还有两本关于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的论文集，分别是《历史学家的领域》和《在历史学家中间》。拉杜里1994年5月访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接受了采访，后以《年鉴派的建树不可逆转》为题名发表。[35]拉杜里的成就不仅得到法国史学界的承认，而且得到国际史学界的高度评价。
年鉴派第三代学者在前任的基础上取得了惊人的成绩。除了高等社会科学院这个年鉴派大本营外，新史学已经遍布法国的各个大学，形成了一股比布罗代尔时代更加强劲的新史学潮流。年鉴派第三代学者还把他们的触角伸进了出版界和新闻界，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年鉴派的活动不仅提高了自己的地位，而且提高了整个史学的社会地位，推动了历史知识在法国的普及。
2.年鉴派的分歧与争论
由于对静态结构研究的加强，动态的运动被忽略了，栩栩如生的人物，有声有色的事件被经济增长、人口曲线、社会结构变化、生态环境变迁、价格图表所取代。即使有人的出现，也是抽象的群体，看不到个体的作用。这些不仅引起年鉴派内部的争论，而且引起外部的批评与责难。(www.xing528.com)
在内部，年鉴派研究出现多中心的趋势，巴黎不再是唯一的写作中心。传统的年鉴学派提倡总体史学，把社会看成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而第三代学者却认为历史的间断性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否认各种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开始研究一些孤立的历史现象。另外，传统的政治史和人物史也开始复兴，许多人反对把第三代学者划入年鉴派范围，而笼统称为“新史学”；把历史学和人类学结合起来，重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在历史领域内回答人类学所提出的问题，受到读者欢迎；20世纪70年代以后，更多的学者开始转向精神形态史研究，涉及的问题有集团心理、生死观、对宗教的看法等；第三代史学家的研究范式也突破了布罗代尔“结构—功能”的框架，跨学科的研究得到进一步加强。这些使布罗代尔也意识到了他们之间存在的差异。1985年，在他去世那一年，他不无悲伤的说：“门生们没有遵循我的劝导……我与我的后继者们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36]他甚至想另立门户。
在外部，学术界对年鉴学派也进行责难和批评。1979年，有两篇重要的文章对年鉴学派的史学模式提出了质疑。一篇是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的《叙事史的复兴：对新的传统史学的思考》，该文1980年被译成法文在法国《争鸣》杂志转载。劳伦斯·斯通指出，史学界已出现一股向传统的叙事史复归的强劲潮流，历史学家的研究兴趣已发生重大转移：人们的研究对象从人周围的人转向了环境中的人，研究的问题从经济和人口转向了文化和感情，使用的主要原始材料从社会学、经济学和人口学领域转向了人类学和心理学领域，研究的主体从群体转向了个人，对历史变化的解释模式从分层和单一因果关系转向了交往和多种因果关系，研究的方法从群体定量转向了个人例证研究，在文字组织上从分析转向了描述，历史学家也从一种科学的角色变成了一种文学的角色。他尖锐地说，年鉴派史学的时代已经结束，历史学研究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应该用“新叙述史”来取代年鉴派的新史学。
另一篇是意大利史学家卡尔洛·金兹伯格的《符号、痕迹、线索：迹象范式的根源》，此文也于1980年在法国《争鸣》杂志发表，被称为微观史学的代表作，而微观史学像叙述史一样强调生动、个性、叙述、人物、事件的。劳伦斯·斯通和金兹伯格都认为年鉴派的史学模式是自然科学式的史学。金兹伯格强调，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截然相反，它具有个性化的特征；它是一种定性研究，而不像自然科学那样的定量分析，这种研究意味着必须按一种叙述的顺序来处理事实。[37]
这两篇文章都对年鉴派忽视历史学的人文特点，模仿自然科学的模式表示不满，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历史学作为一门人文科学，过分的强调科学化，就会使历史学失去自身的性质和独立地位，就会被融化在相邻的学科里而被分散的支离破碎。所以，20世纪80年代围绕史学方法的讨论在年鉴派的内部也达到了高潮。
1988年《年鉴》杂志编辑部在第2期发表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一次批判的危机？》一文，肯定社会科学的危机已波及历史学，但对年鉴派来说，这意味着转变和转折。文章认为，危机的根源是对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论原理如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和计量史学丧失了信心，不能再起到构建结构和整合的作用，建议对史学方法论进行讨论。
1989年《年鉴》第6期出版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一次批判的危机》（去掉问号）的讨论专辑，主题为《让我们尝试》，表示要继承费弗尔和布洛赫开创的传统，把社会理解为一个整体，研究社会的三个组成因素即经济结构、社会组织、文化现象及其相互作用，坚持跨学科和长时段的研究方法并加以革新，同时赋予事件分析以新的意义，使“一定的历史主义”苏醒。
1991年，勒高夫发表《从天到地》一文，提出了史学方法的革新。他说，实证主义的方法已彻底过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因受到教条主义（指苏联）的歪曲也失去威力，计量史学也显露出局限性，回到叙述史、事件史的尝试也没有成功。他反对那些对年鉴学派“分裂”和“碎化”历史的指责，寻求新的跨学科方式，建立一个新的总体史，而不是包罗万象的历史。这就是使结构史与事件史靠拢，使史学的科学性与人文性更好地结合起来。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