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克学派的兴起有着极大的积极意义,兰克和他的弟子们揭示了欧洲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或重大事件的真相,写出了不少享誉史坛的历史著作,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史学潮流,不但在欧洲广为流传,而且在美国更以科学派大师的形象出现。在中国,傅斯年“史料即史学”就是兰克思想的再现。兰克学派的影响延续了一个世纪,使19世纪成为了历史学的世纪。
第一,对历史学的影响。兰克本人并未刻意形成某种学派,但他教学研究上的巨大成就,使他身后形成了独立的学派。兰克在柏林大学执教40余年,培养了大量的史学人才,其中最感满意的三大弟子是魏茨(Waitz,1813—1889)、吉泽布雷斯特(Giesebrecht,1814—1889)和聚贝尔(又译济贝尔,Sybel,1817—1895)。魏茨协助佩尔兹编撰《德意志史料集成》40余年,仿照兰克在哥廷根大学(又译哥丁根大学)创办研讨班25年,传播兰克观点。吉泽布雷斯特集数十年之功撰写《德意志皇朝时代史》,充满民族自豪感。聚贝尔采用兰克史料分析的方法,撰写了《第一次十字军史》(1841)和《德意志王权的产生》(1844),成为兰克学派最杰出的作品之一。不久,对政治的兴趣使聚贝尔脱离了兰克学派,成为普鲁士学派的代表人物,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意志,主张历史为政治服务,历史学家可根据政治的需要解释历史。
兰克将实证的科学方法引入历史学,目的在于将历史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摆脱哲学对历史学的利用,从而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他说,历史就是历史而不是哲学,历史学应当重视历史事实的研究而不是对思辨理论的构造。兰克反对黑格尔重思辨轻史实的历史哲学,主张采用史料考证的方法,从事实出发,以事实为依据,探求历史真相,研究历史问题,形成了不尚空谈的扎实学风,这就是科学的精神。当代美国著名德裔历史学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1926—2017)指出:“兰克历史学的目的既不是收集历史事实,也不是形成普遍规律,而是认识观念。”[15]
第二,对世界各国的影响。1825年,兰克仿照莱比锡大学语言研究班的模式,在柏林大学创办历史研究班,主持历史讲座46年,培养出许多的历史学者,遍布世界各地。兰克的许多学生,将兰克史学的观点传播海内外;同时各国学者纷纷到德国学习兰克史学,对世界各地的历史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1886年英国创办了《历史评论》(Historical Review)杂志,在创刊号刊载了由艾克顿爵士(Lord Acton)所写的兰克历史学派的专文。法国史学家孟德(G.Mond)来德国学习后,于1876年创办《历史评论》(Revehistorique)。法国的米歇莱(J.Micheled)、英国的斯塔布(W.Stubbs)都用兰克学派的方法来写本国的中世纪史。俄国的罗斯托维季耶夫(M.I.Rostovtzeff)也到德国学习,成为古代史专家。美国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H.B.Adams)于1884年创建美国历史协会,第二年创办美国《历史评论》,引进德国史学思想,聘请兰克为第一位名誉会员,并授予其“历史科学之父”(the father of historical science)的头衔。
由于科学概念本身就代表着客观性,那种“消灭自我”的客观性成为人们衡量知识和学科的价值标准,兰克不带感情的思想和实证方法传播到国外,被泛称为客观主义史学。但摒弃主观认识的客观主义史学在世纪之交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德国兰普勒希特倡导的“新型文化史学”、法国年鉴学派的先驱亨利·贝尔提出的“综合历史学”和美国鲁滨逊的“新史学”,都对兰克的传统史学加以批判,留下的仅是史料考证的原则和追求真理的精神。
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亦受到兰克史学的影响,然而在转介上却来自日本。1887年德国学者里斯(或译作李司Ludwing Reiss,1861—1928)来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担任史学科教授,这位兰克的再传弟子开启了日本近代史学专业化的序曲。此外,留学德国的坪井九马三(1858—1936)对于兰克史学方法的提倡,也加深了日本近代史学对于旧史的改造。
第三,对德国历史主义的影响。历史主义并不像浪漫主义和实证主义或客观主义那样形成了史学流派,它只是一股潜流,暗藏在许多史学家的思想中。(www.xing528.com)
史学领域的历史主义认为每一种历史现象都离不开特定的时空和历史环境,必须把它放在所处的时代背景下去理解,不能依据现在的评价标准解释历史时期的历史现象。历史学唯一的目的是真实地再现和理解过去,为了过去而研究过去,而不去研究历史的一般模式和普遍规律。
历史主义的史学观点最早可以追溯到意大利哲学家维柯,但“历史主义”(德文为Historismus,英文为Historicism)的最早提出,是1797年德国语言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赫尔德认为要探求每一个民族的内在特质和历史文化的特性,“必须从各个阶段自身出发来加以理解,不能非历史主义的,不用自己时代的标准来评价各个历史时期”,[16]这正是历史主义史学观点的写照。
1821年,德国历史主义史学的奠基人洪堡(Humboldt,1767—1835)在《论历史学家的任务》一文中,提出历史主义的史学方法论原则,即以移情的理解同史料的客观研究结合起来,以求得历史学家的主体和作为历史研究的客体的结合和共鸣。[17]而兰克实际上成为历史主义史学思想的第一个实践者,给当时德国的历史主义哲学以重大影响。
兰克著有德、奥、法、英等国历史,但每国只写主要事件,类似纪事本末体。他认为每个国家都有个性,代表一种个别的精神,而无共同的历史可言。其后德国著名史学家如特洛奇(E.Troeltsch)、迈纳克(F.Meinecke)等,在方法论上都强调历史是不可重复的,历史事物具有单一性和相对性,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用普遍规律或模式进行推理研究,这就形成了德国历史主义学派。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传播到各地,对各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由于历史主义史学过分强调事物的个性,强调历史事件的特定时空和具体环境,重视对单个事件的研究,看不到事件之间的整体性、联系性和对未来的影响,不去研究一般模式和存在于过去的普遍规律,认为历史学的唯一目的是真实地再现和理解过去,这就造成史学家“为了历史而研究历史”,养成埋头史料、皓首穷经的做法,使历史主义自身的发展陷于困境。这种困境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英国历史学会主席巴勒克拉夫所说的“历史主义的危机”,成为后来学者批判的对象。[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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