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克学派指以德国历史学家兰克为代表的史学派别，亦称历史研究的科学学派。由于该学派倡导秉笔直书，通过史料客观如实地再现历史，因而又被称为实证主义史学或客观主义史学，兰克也被称为西方近代史学之父。
近代史学之父冯·兰克
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e von Ranke，1795—1886），生于普鲁士图林根的维厄，后入莱比锡大学研究古典作品，从而对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1824年他出版了首部著作《拉丁民族和条顿民族史，1494—1514》之后，即进入柏林大学任教，在那里担任了近40年的教授，主持柏林大学的历史讲座达46年之久，获得“普鲁士钦定历史学家”的荣誉，在西方史学界享有很高的地位。兰克的史学著作颇丰，其全集有54卷之多，涉及欧洲各国，如《教皇史》《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史》《英国史》《法国史》等。他在当时的史学界声名显赫，被认为是以“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第一人。他还有较高的政治声望，1865年被封贵族，1882年成为枢密院顾问。当时许多西方国家的青年学生到德国去拜他为师，其中一些人学成归国后成了兰克学派的著名人物。从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欧美各国纷纷仿效德国的研究模式，使兰克学派支配西方史学近一个世纪之久，而兰克本人则被尊为近代史学之父。[8]
英国史学家卡尔评价说：“19世纪是尊重事实的伟大时代……兰克那句并不怎么深刻的格言（据事直书）却得到惊人的成功。德国、英国甚至法国的三代历史家在走入战斗行列时，就是这样像念咒文似地高唱这个有魔力的短句。”[9]
兰克学派的主要观点有：
第一，历史学的任务是弄清事实，如实客观地据事直书。兰克研究历史的直接原因，是他发现历史小说和政治家对同一事件的描述有着巨大的差别，所以主张对历史要保持一种“客观态度”。历史就是“事件的历史”“叙述的历史”，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不要带有个人感情色彩，不要受本人政治或宗教观点的影响。兰克认为客观上存在着真实的历史，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只不过是要弄清历史事实发生的真相，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写历史罢了”。在《拉丁民族和条顿民族史》的序言中，兰克写下了他的名言：“历史指定给本书的任务是：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于将来。可是本书并不敢期望完成这样崇高的任务。它的目的只不过是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而已。”[10]这句话揭示了客观主义史学“据事直书”的宗旨，也反映了兰克的宗教观，即通过对事情真实性的追求来净化自己的人格，表明上帝存在的真实和对上帝的虔诚。
第二，明确提出史料运用的原则，强调使用“第一手史料”。“第一手史料”一是当事人的记录，二是档案资料。兰克指出，最好的证据来自最接近事件的人，当事人的记录比历史学家的记载更有价值，这就是原始资料与间接资料的区分。他在《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史》的序言中说：“我看到这样的一个时期正在到来，那就是：我们在建立现代史时，不再依靠当代历史家的叙述（除了他们提供原始材料的地方），更不依靠第二手的作者，而依靠目击者的报告和原始档案。”[11]兰克重视档案馆的作用，认为“历史的真相在档案库里”，档案资料才是历史研究的真正资料来源，这就是运用第一手史料。但兰克认为历史只不过是领袖或精英人物的活动，是由支配他们活动的思想动机和目的决定的，是他们思想、目的、意志的展现过程，因此他认为最珍贵的史料就是领袖或精英人物留下的书信、日记和与他们直接有关的档案材料和文字资料。他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搜集和辨别此类史料，认为要弄清历史真相就要去搜集日记、书信、档案文件等“第一手史料”，揭示历史的真相。
第三，提出用实证的“科学方法”去研究历史。兰克主张用实证的方法检验史料，去伪存真，重现历史，使历史学科摆脱哲学或神学的控制，并和文学艺术分道扬镳，成为一门严肃的学问，使历史学被抬入科学之列。兰克还提出“内证”与“外证”相结合的方法。“外证”是看史料的表现形式，如语言、体例等是否合乎生成年代的规范，对不同著作、不同版本的内容进行校勘，来确定史料的真伪。“内证”是对不同人所著相同事件的内容进行比较，对撰述人的身世、性格、心理进行考察，确定史料的可信度。兰克的史料考证方法经过德国史家伯伦汉（Ernst Bernheim，1854—1937）的整理，于1889年出版了《史学方法论》一书，对欧洲史学产生巨大的影响。(www.xing528.com)
第四，强调历史中的具体事件和特殊性质，否认历史共性和规律。兰克主张根据原始资料搞清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伟大人物的活动，强调历史中的具体、个别时间和特殊的性质，否认抽象、普遍和一般性的结论，否认历史哲学的价值，反对做理论概括，认为人不可能认识历史的因果关系和社会发展规律。兰克是一个路德派信仰者，他认为上帝的神秘力量不是抽象的理论可以把握的，而只能通过直觉去体验。历史学家虽然可以了解历史的真相，但不能认识历史变化的深刻原因，因为这是上帝的工作。兰克曾这样说：“确实存在一种崇高的理想目标，即写出体现在历史事件中的人类的理性、统一性和多样性，这是史家应达到的目标。……我们所面对的作为人类事务一部分的个人的生活，一代人的生活，乃至一个民族的生活，无论能否解释，都时时可以看见一只高高在上的上帝之手。”[12]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1866—1952）将兰克视为反对历史哲学的史家。他认为这群史家具有如下的共同特征：偏爱特殊事实，不愿涉足理论领域，推崇可以从细节方面充分地加以研究的民族史和其他专题史，强调历史学家的领域是事实的实在性而不是它的价值，对史实不偏不倚，等等，他把他们称为实证主义的历史学家。[13]实证主义史学家及其代表作还有英国巴克尔（1821—1862）的《英国文明史》，法国泰纳（1828—1893）的《英国文学史》《现代法国的由来》，古朗治（1830—1889）的《古代法国制度史》《方法论》等。
兰克史学的局限在于：
第一，偏重政治史和叙述史，方法单一。兰克学派主张公正客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写历史，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据事直书”的原则导致了兰克史学的特点是叙事、描述，而非分析和概括，看不到人的主观认识。史料考证方法较单一，研究范围狭窄。兰克学派信奉的是一种英雄史观，千方百计搜集政府文件和政治家的日记，使得历史编纂偏重于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等，而不是整体的历史，实际上否认了人民大众及其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否认了历史发展的共性和规律。
第二，宣扬宗教神学和民族主义。兰克宣扬坚持“不偏不倚”的客观立场，排除个人宗教、政治观点的影响，实际上兰克史学中带有强烈的神秘色彩，他认为整个历史都是上帝“神意”的体现，具体的和个别的历史现象同样是上帝的作品。研究个别历史事实的目的，就是在有限的历史中，去体认无限的、全知全能的上帝。上帝创造一切，而且表现于每一个个体之中。整个一部人类发展史，都体现着上帝创造的奇功。历史学家的任务，只有通过对具体和个别的历史现象的研究，去感知上帝的神谕。[14]这是他唯心史观的体现。当时正是俾斯麦统一德国时期，兰克崇尚国家和政治权力，支持普鲁士王室统一德国，反对革命，备受普鲁士政府的赞誉。1841年兰克被任命为普鲁士国家史官。1865年他70寿辰之日被封为贵族，赐予在名之前加贵族尊称“冯”（Von）。1882年任枢密院顾问。美国史学家J.W.汤普森认为他是普鲁士王国的忠实奴仆，教会和国家的辩护士。
1891年，德国历史学家卡尔·兰普勒希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来到莱比锡大学任教，并出版了《德意志史》第一卷，倡导“新型文化史学”，与传统的兰克学派展开激烈的争论。兰普勒希特反对兰克学派拘泥于政治史的模式，提倡文化史观念，主张把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结合起来，尤其强调经济因素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他批评兰克学派礼赞个人、称颂显贵的英雄史观，提出研究集体史的任务，他的《德意志史》就是德意志民族集体精神的演变史；他反对简单的辨析史料的方法，要求把叙述、编年的方法与归纳、概括相结合。这场争论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反映了变革传统史学的愿望。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兰克史学遭到许多史学家的质疑，成为新史学的对立面。在20世纪50—60年代，取而代之者是异彩纷呈的新史学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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