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史学从18世纪后期逐步壮大,于19世纪上半叶弥漫欧洲大陆,成为显赫一时的史学流派。但由于各个国家、不同派别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不同,使它的内部分为三大流派,他们之间的政治倾向和具体史观差异较大,甚至针锋相对。
1.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
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几乎与赫尔德同时代出现,盛行于神圣同盟统治欧洲的时期。这个派别的史学家代表了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利用浪漫主义历史观念,仇视法国大革命,美化中世纪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他们提出的历史思想是出于反对大革命的需要。
在赫尔德系统论述浪漫主义史学理论之后,首先开始尝试、响应浪漫主义史学的实践者,是瑞士历史学家约翰尼斯·冯·缪勒(1752—1809)。缪勒是一个终生奔波以寻求英明君主的人,他影响最大的著作是1781年出版的《瑞士史》,书中表现出的民族情绪几乎影响了整个欧洲对瑞士的认识。此后又出版了《瑞士联邦史》《欧洲各国史》等著作。在他看来,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时代都是平等的,诸如瑞士这样的小邦也和法兰西一样伟大,也拥有自己辉煌灿烂的文化、民族以及精神,在世界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以“一种诗化的情感”来描写历史,设身处地深入历史对象的具体情境之中,理解其内在的精神,真正使历史著作更接近历史事实。缪勒极度反感法国大革命,认为面对这场使“整个欧洲显而易见正在走向毁灭”的大骚乱,“身处其中的我是很难以平和的心态来看待这一切”,毫不掩饰地用了很多笔墨来描述对法国大革命的厌恶。缪勒感到法国大革命只是一片混乱、骚动,因而断然否定了法国大革命。
1790年,英国第一位浪漫主义历史学家埃德蒙·伯克(1727—1797)发表了《法国大革命》一书,以极大的激情和酣畅淋漓的文笔,全面批判法国大革命,成为欧洲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的早期代表人物,被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家称为“浪漫主义史学的精神之父”。伯克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以启蒙思想家鼓吹的抽象理性为依据,并没有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基础,大革命已经演变为一场颠覆传统的暴力叛乱,而非追求议会、宪法民主的改革运动。每个国家都是民族性的,都有其独特的民族特征,因而决不能盲目地模仿法国来改变本国现存的法律制度和既有的社会秩序。
1797年,法国青年贵族夏多布里昂(1768—1848)发表了《论革命》一书,对法国大革命以及历史上一切革命及其带来的破坏性结果进行了批判,重申了革命的“不合法性”。进入19世纪以后,他又相继出版了《基督教真髓》和《殉道者》两本书,被称作“浪漫主义的圣经”。夏多布里昂将基督教及其统治下的中世纪社会描绘成一种令人神往的理想境界,在欧洲掀起了一股颂古非今的怀古思潮。随着拿破仑的垮台,这股怀古思潮迅速在欧洲各国蔓延,使保守的浪漫主义史学流派盛行一时。法国王朝复辟时期的贵族官方史学、德意志的耶拿学派、俄国的“正统学派”和斯拉夫学派等,都是这个时期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的突出代表。
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家反对理性主义史学思想,以“信仰至上”来否定18世纪的“理性至上”。他们对“民族精神”进行了神秘主义解释,将它说成是“天赐神授”的东西。他们美化中世纪的封建统治和社会等级秩序,将它描绘成一幅和谐的美妙画卷。他们企图复活神学史观,否认历史进步运动,以此来攻击和否定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及其政治制度。当然,各国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需要加以具体的分析。
2.激进派浪漫主义史学(www.xing528.com)
广大小资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在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表现了对资本主义制度不平等现象的不满,按照自己的思想塑造心目中的英雄,从而形成了激进派浪漫主义史学。
19世纪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1798—1874),被学术界誉为“法国最早和最伟大的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历史学家”。他以文学风格的语言来撰写历史著作,令人读来兴趣盎然;他以历史学家的渊博来写作散文,情理交融,妙趣横生,洋溢着深沉的诗意的凝思。1845年他出版《人民》,歌颂底层的劳动者,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和对腐朽的绝对王权的极度憎恶。此派代表人物还有德意志的戚美尔曼、英国的卡莱尔等人。
激进派浪漫主义史学家力图站在劳动大众的立场上去研究历史。他们同情人民群众的艰难处境和反抗斗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象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揭露。他们撰写的是以人民大众为主体的历史,虽然也存在着颂古非今的倾向,但歌颂的是中世纪的劳动群众,实际上就是理想化了的小生产者,着力表现人民大众的生活、情操及其反抗暴虐统治的斗争精神,并且按照小资产阶级的理想模式塑造了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形象,如圣女贞德、闵采尔、丹敦等人物,目的是为了证明人民群众对社会历史发展所作的贡献及其享受各种社会权利的历史依据。米什莱的《人民》、戚美尔曼的《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卡莱尔的《英雄与英雄崇拜》等书,都是反映这种历史观点的非凡之作。
3.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
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反映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体意识和观念,是浪漫主义史学的主流。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和欧洲政治格局的重新组合,人们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在欧洲社会造成的影响也进行了日益理智的反思。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思想家和史学家们也越来越感到“理性主义”的思想方法已经不能适应自己的需要,而对浪漫主义思潮中所强调的“个性解放”等内容却感到很合拍,于是他们也就很自然地接受了浪漫主义,并由此而形成了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兴盛,并逐渐在西欧各国和美国的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法国王朝复辟时期的梯叶里的《第三等级》和基佐的《1640年英国革命史》,英国辉格派史学家麦考莱的《英国史》,德国“海德堡学派”的领袖F.施罗塞尔的《世界史》,美国班克罗夫特的10卷本《美国史》等,都是自由派的著名代表作。
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同样表现出“反理性主义”的倾向,但他们并没有抛弃社会进步的遗产和反封建的精神,而是否定了理性主义历史观的片面性及其形而上学的治史方法。他们重视对中世纪史的研究,把中世纪视为资产阶级和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萌芽时期,用以说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渊源,论证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他们将启蒙史学中的历史进化理论和社会有机发展理论结合起来,明确地把资产阶级推行的一系列社会改革乃至革命运动都纳入这个进步过程之中,留下了数量可观的著作。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家同样重视对国别史和民族史的研究,推崇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把历史上被征服者的“反抗精神”和被压迫者的“自由精神”说成是民族精神的精髓,把市民阶级看成是民族的主要代表和民族文化中最活跃的因素。他们注重历史编撰的艺术性,以优美的语言和晓畅的文风赢得读者的喜爱。
浪漫主义史学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的发展状况不尽相同。保守派史学在神圣同盟统治欧洲的时期风行一时,但主要也是在德国和俄国等资产阶级比较软弱的国家占据支配地位;在西欧和美国,占据史坛主导地位的是自由派史学。在法国王朝复辟时期,保守派史学有政府做后台,但是在与自由派史学的论战中仍一败涂地。在英国,自由派的辉格史学最终战胜了保守派的托利史学,形成了辉格史学长期操控英国史坛的格局。在美国,浪漫主义史学一开始就是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德国和俄国,也分别有海德堡学派和自由改良派的存在,始终在与保守派进行抗衡。1830年以后,在欧洲浪漫主义史学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就是自由派和激进派两家。总体而言,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在19世纪西方史学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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