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馆藏汉代石椁调查：存在问题与研究成果

本课题启动之初，立意于山东馆藏汉代石椁的采集和整理上。但是，在采集整理过程中，发现了石椁存在的诸多问题，遂不揣浅陋，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其中舛误与不足还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课题规范及描述

第一个问题是课题的规范。课题启动后，课题组制作了样表，从名称、出土地点、时代、尺寸、画像描述、照片、拓片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记录。作为单一的收藏品，这种记录是科学、客观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因为石椁不受重视，在运输过程中出现了混乱的情形，导致原本为同一石椁的组件未能记录在一起，给课题组的工作带来了困难。在工作规程上，课题组只能将有记录的、可以确定为同一石椁的椁板记录下来；未能确定的未进行记录，留下了缺憾。因此，请大家在使用材料时注意这一现象，肯定还会存在这样的问题。由于石椁的底板和盖板绝大多数没有画像，因此馆藏石椁征集时仅仅收集了侧板和端板，而没有底板和盖板，这种不完整性也请专家研究时注意。在我主持梁山薛垓墓地发掘时，石椁墓情况比较复杂，亦有无底板的墓葬存在，盖板的数量不一，从1块到5块均有，无疑给石椁复原增加了难度，也是课题组无法解决的问题，特此说明。

第二个问题是画像的描述。一是方位的确定。方位的争议由来已久，主要的问题和争论集中在视角的确定上。本课题组原则上采用观者的视角。如果从画像中人的视角，则其左右所在和以观者视角的左右存在镜面现象，本课题组就以画中人的方位为准确定左右。请专家在阅读和引用时注意两者的区别。二是画面的命名。石椁画像相对较为简单，早期以穿璧纹、常青树、享堂为主，晚期增加了车马出行、乐舞百戏等。在穿璧纹之外，还有绶带悬璧和璧纹等不同的画像，其来源当出自诸侯王镶璧木棺的样式，将璧纹刻在石椁上，四周无依靠，有学者命名为“悬璧”，从其来源看不妥，当以“璧纹”命名为准。画像树命名亦存在争议，汉代墓地上常植松柏，因此有专家命名为“柏树纹”，似无不妥；本课题组依据古人选择松柏的美好寄托定名为“常青树”。

（二）石椁的命名过程和起源

石椁的定名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时至今日，仍然在一些墓葬形制上存在争议。查《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尚无“汉代石椁”的定义。王仲殊在《汉代考古学概说》中第一次提出了“石椁”的概念。他认为砖室墓和石室墓的墓葬本身就起到椁的作用，可称之为“砖椁”和“石椁”。他将汉代墓葬中的砖室墓和石室墓都称为“椁”。今天看来，王仲殊先生对西汉小型墓葬的命名是准确的，分为砖椁和石椁，但是因为资料缺乏，可以分析的考古资料偏少，导致了“砖（石）椁”和“砖（石）室”概念的混淆。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鲁南地区石椁墓发现的增多，尤其是临沂庆云山汉墓中发现了砖椁和石椁[7]，再次掀起了命名讨论的热潮。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在砖椁和石椁内发现了木棺的存在，这就证明“砖椁”和“石椁”的命名不准确。汉承周制，木棺外有木椁，将临沂发现的砖椁墓、石椁墓命名为“砖椁墓”“石椁墓”更为确切。从此，“石椁墓”之命名为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杨爱国的《从石椁到石室》一文[8]论及石椁墓在西汉王莽时期出现形制的变化，指出：东汉时期石室墓出现，石椁墓逐渐消失。从总体汉代墓葬的形制上论，从石椁到石室的演变更应该是时代更替的反映，这种演变最大的背景是礼制束缚的消失和豪强地主势力的兴起。从考古发掘的实际例子分析，汉代石椁墓在西汉时期一直非常稳定，保持着异穴合葬，隔板均为独立的。直到西汉末年、王莽时期才出现变化，就是墓葬隔板成为共用的，有的墓葬在一端还出现了斜坡墓道。除此之外，石椁墓的形制未发生大的改变。杨爱国认为：“西汉晚期开始出现的石室墓在技术上是由石椁逐步发展而来的，但其观念则有可能受到中原地区已经存在的砖室墓的影响。”我非常赞同杨爱国的观点，石室墓与石椁墓本质上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说影响，就是技术层面的支持，经过石椁长时期的练习，汉代工匠不但能够熟练地开凿石材[9]，加工石椁，而且雕刻画像的水平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东汉墓画像之丰富、组合之繁复、雕刻之精美，让汉代画像石成为我国古代艺术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正是东汉画像石达到的高度，导致西汉石椁画像长时期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在著名博物馆的画像石陈列中，也很少能看到石椁画像的身影。感谢滕州汉画像石馆的努力，不仅在馆内常设展览中展出了非常多的石椁画像，而且在官桥汉墓群建立了考古遗址原貌陈列，让研究者以及大众可以有幸直观地看到石椁墓和石椁画像（因为重视程度不够，而且数量惊人，大部分石椁墓在发掘后被原地掩埋，只提取个别画像精美者，散存于各地博物馆，这也是本课题组之所以成立的原因）。

“石椁”名称的确立也准确地反映了西汉小型平民墓葬的形制。在山东，这一时期与石椁墓并存的小型平民墓还有砖椁墓、木椁墓和土坑墓，其中土坑墓的数量较少。另外，其他墓葬形制数量亦非常少。石椁墓墓葬形制的确立，解决了山东地区西汉墓葬形制的主要问题，就是平民墓形制的问题。但是，西汉墓葬中还有一类未能解决，就是等级较高的诸侯王墓。因为对秦代实行郡县制早亡的担心，西汉实行郡、国并行制，分封同姓诸侯国，山东主要有齐（高祖长子刘肥，公元前201年立，大武汉墓发掘陪葬坑，主墓室未发掘）、吕（吕太后侄吕台，公元前187年立，洛庄汉墓发掘陪葬坑36个，主墓室未发掘）、鲁（景帝子刘余，公元前154年立，九龙山鲁王墓发掘4座，正式报告未发表）、济北（齐王刘肥子刘兴居，公元前178年立）、济南（齐王刘肥子刘辟光，公元前164年立，章丘危山汉墓车马坑发掘，主墓室未发掘）、东平（宣帝子刘宇，公元前52年立）、菑川（齐王刘肥子刘贤，公元前184年立）、定陶（宣帝子刘嚣，公元前52年）、高密（广陵王子刘弘，公元前73年立）、胶东（齐王刘肥子刘雄渠，公元前164年立）、胶西（齐王刘肥子刘昂，公元前164年立）、城阳（齐王刘肥子刘章，公元前178年立）等诸侯国。在已经发掘的诸侯王墓葬中，鲁王刘余和济北王刘宽的墓葬采用了“以北山石为椁”的形制。[10]这种大型石椁的诸侯王陵墓在江苏徐州楚王陵和河南永城梁王陵中也非常流行[11]，时代还更早一些，尤其是梁王陵中还发现了汉代最早的画像石，初步厘清了画像石的起源。在既往研究中，研究者想到平民墓石椁这种做法和石椁上的画像都是受到诸侯王陵墓的影响而出现的，梁王陵画像石的发现证实了这一点。非常耐人寻味的是，梁王陵中厅堂的顶上是大片的壁画，说明厅堂之上装饰仍然以壁画为主，画像石非常少见，仅出现在厕间里的脚架形石刻上，且画像非常简单，只有穿璧纹和常青树。从穿璧纹和常青树看，这些画像有两个象征：一是具象的，象征坐便器上的丝织品，坐着舒服；二是抽象的，象征这些不是人间的用具，而是天上的。我们看看平民墓石椁上的画像，最初的画像恰恰也是穿璧纹和常青树，这绝非巧合，而是诸侯王陵墓的做法直接影响平民墓葬俗而造成的。

在既往的研究中，这类“以山石为椁”的诸侯王陵墓被称为“崖洞墓”，现在看来这个名称是不合适的，应该给这类墓葬一个比较准确的名称。“崖洞墓”用来称呼东汉时期四川、重庆境内的平民墓较为准确，但是诸侯王陵墓规模宏大，梁王王后陵竟然把山的东、西横向凿穿了！这样再称为“崖洞墓”肯定是不合适的。虽然诸侯王陵墓规模大，但是西汉墓葬形制比较稳定，还没有发展到石室的样式，在复杂的墓葬结构上依然遵循椁室的做法，沿用了木椁墓的形制，因此其名称应与西汉平民墓既有相通处，也有区别。我们在此还是要重温《汉书·张冯汲郑传》中的一段话：“（张释之）从行至霸陵，上居外临厕。时慎夫人从，上指视慎夫人新丰道，曰：‘此走邯郸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凄怆悲怀，顾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斫陈漆其间，岂可动哉！’左右皆曰：‘善。’释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亡可欲，虽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称善。”在张释之劝谏汉文帝的话语中，出现了“石椁”的字样，而这个“石椁”正是解前面汉文帝说的“以北山石为椁”的话的，证明在汉代人们将这种“以山为陵”的形式称为“石椁”。因此，我在此建议，将之前称为“崖洞墓”的诸侯王陵命名修订一下，按照考古学命名规范，依据墓葬的不同形制区分竖穴、横穴，区分土坑、岩坑，区分石椁、木椁，这样才能准确地将不同形制的诸侯王陵墓描述出来，而不是笼统地称为“崖洞墓”。可以看到，平民墓的石椁墓正是模仿诸侯王陵墓的岩坑形制做缩微版复制形成的，因此这样命名才能准确看到两者之间的关系。原有“崖洞墓”的命名与平民的石椁墓割裂了联系，对于研究是非常不利的。以“石椁墓”命名，既符合汉代人的命名方式，也可以看到平民墓与诸侯王墓之间的学习和传承关系，符合西汉墓葬的特点。

如此的命名之后，西汉平民墓与诸侯王陵墓之间的传承关系就变得清晰起来。在西汉之前，虽然史书上偶有“文石为椁”的记载，但是未能发现实物资料。从墓葬形制上分析，在史前墓葬中发现过以片石围成椁室的做法，在东北地区发现数量较多，但是这种墓葬传统不是中国传统葬式，而是受到外来文化元素影响出现的。西汉之前，从未出现过“以山为陵”的大型诸侯王陵墓这种形制，因此可初步判断这种墓葬形制是外来的，是受到西域或者更遥远的西方文化影响出现的。质疑者可能会问：难道这种交流出现在张骞通西域之前？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种文化交流出现在汉代以前，春秋战国时期这种文化交流活动已经非常活跃。

目前可见的时代最早的“以山为陵”的诸侯王陵墓当属徐州地区的楚王陵，但是在楚王陵目前的考古发现中，陵墓中未发现画像石的踪迹。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汉代画像石是在商丘永城芒砀山梁王陵中。梁王刘武死于公元前144年，其陵墓在之前已经完成，应该是完成于汉文帝时期，看来汉文帝“以北山石为椁”的想法在那一时期比较流行。汉文帝霸陵尚未发掘，其形制未知，但是梁王实现了他的梦想，也实践了他的梦想。只是结果真的如张释之所劝谏的，“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梁王陵在不久之后就被掳掠一空，虽然是坚固的石椁也无济于事。随葬品被掳掠，但是墓室完好地保存下来，包括最早的画像石。在山东石椁画像的研究过程中，无数学者殚精竭虑，将石椁画像的来源、时代不断向前推进，但是到文景之时就遇到了较大困难。如果我们将梁王陵墓中的画像石作为石椁画像的源头，其时代正当文帝时期，“以石为椁”的做法和石椁画像影响到平民葬俗，出现了带画像的石椁墓，这种解释目前来看是合理的。如果还要找其根源，恐怕要找到其发源的安息、罗马一带，目前这些还不是本课题研究的范畴，需要另文进行深入研究。

（三）石椁的画像

解决了石椁源头问题之后，接下来要解决的是画像的问题，共分3个方面：一是画像的来源；二是画像的内容；三是画像的演化。(www.xing528.com)

一是画像的来源。如果我们之前的判断成立，石椁做法模仿于西方，那么在最早的时期，石椁画像是否也像佛教造像一样，有一个画像中国化的过程？由于之前对于石椁的重视程度不够，很多石椁板因为画面简单而被原地回填掩埋，目前收藏在各地博物馆中的画像石椁仅仅为出土很少的一部分，给研究带来很大困难。金乡等地发现的早期石椁上，画像中的人物形象头小、身体长大、面带胡须，表现出与中原人不同的样貌。其他的画像题材也多为神仙、武士对刺等，内容上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外来化。但是，早期画像中以常青树和穿璧纹为常见，这种纹饰难以判断地域性，给画像的来源判断增加了困难。相信随着发现的不断增加，这种早期画像的数量会逐渐丰富，建立起可以比对的实用体系，从而最终解决画像的来源问题。

二是画像的内容。石椁板因为侧板为长方形、端板为正方形的特点，画像内容端板多为双阙和玉璧画像，象征着墓主人升仙的场景。在侧板上，绝大多数按照端板的画像尺寸布置画像，从而形成了三格画。早、中期多为穿璧纹和祖堂、常青树画像，穿璧纹同样来源于对诸侯王墓中的镶璧漆棺的模仿，享堂和常青树来自墓地。西汉晚期，画像出现了车马出行、乐舞百戏、宴享图等，虽然比较丰富，但是始终未能形成如东汉时期一样的画像体系，这与西汉社会稳定、礼制健全、墓葬形式单一有关。王莽时期，石椁墓一端出现了墓道，小型石椁逐步向石室转化，形成了前堂后室的布局，画像按照功能分布，内容逐渐复杂，最终形成了汉代辉煌的画像石艺术。

三是画像的演化。西汉石椁墓画像题材较为单一，从中可以分析其演化的规律。初期画像多为玉璧纹和常青树，也有享堂和墓主人形象，较为简单。西汉晚期时，出现了车马出行、乐舞百戏、祥瑞等画像，表现出儒家文化和道教文化以及谶纬的共同影响；尤其是王莽新朝之后，礼制崩坏，礼法对于民间的约束性降低，石椁墓无法满足新地主及地方豪强的厚葬需要，石椁墓向砖室墓演化。东汉早期，石椁墓在山东大部分地区退出了历史舞台。随着墓葬结构的变化，原有的画像尺幅与砖室墓的石材不相适应，结合砖室墓的横梁和立柱，新的画稿被设计出来。画像延续的证据是：这些画稿继承了石椁墓画像的一些题材，如穿璧纹、祥瑞、宴享、车马出行、乐舞百戏等等，但是更多的是涌现了一大批新的画像内容，尤其是历史故事画像成为汉画的重要题材。因此，虽然说东汉时期画像石继承了西汉石椁画像的某些题材，但实际上，其无论从画像内容、雕刻技法还是装饰纹样等各方面都达到了小型石椁画像无法达到的高度，二者不可同日而语。著名的代表作包括沂南北寨汉墓、临沂吴白庄汉画像石墓、费县刘家疃汉画像石墓、安丘董家庄汉画像石墓、嘉祥武氏祠、长清孝堂山祠堂等等。因此，从另一个角度讲，石椁墓的平民阶层性质与东汉砖室墓的豪强地主性质不同，石椁墓流行表明西汉时期阶层稳定，礼制约束严格，未产生大的贫富分化，平民阶层广泛。东汉时期依靠豪强地主建立的政权，贫富分化加剧，砖、石室墓在越来越大、越来越豪华的发展过程中，更多的平民沦为徒附和奴隶，仅有简单的生产工具，甚至无力建造石椁墓，墓室狭小，仅可容身，表现出东汉时期贫富差距的加剧。表现在画像上，随着雕刻技艺的逐渐成熟，专有的采石场和专门技艺工匠团体不断涌现，推动东汉画像石最终达到了艺术巅峰。

（四）滕州地区小型石椁的特殊性

山东地区的石椁墓在东汉早期逐渐消亡，代表例子为东平汉墓。墓地中出现了石椁墓和砖室墓并存的夫妻合葬墓，其中砖室墓打破石椁墓，显示出在东平国境内，至迟在东汉早期，小型砖室墓就替代了石椁墓。济宁梁山薛垓汉墓中，石椁墓方向多为南北向，东汉早期出现的小型石室墓和小型砖室墓方向多为东西向，这在同一块家族墓地中应该代表了时代的变化或者朝代的更替。同样的现象在山东其他地区也可以看到。

但是，在滕州地区，石椁墓的存在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甚至可以晚到东汉中晚期。在滕州发掘的官桥汉墓群中，存在石椁墓打破中型石室墓的情况。这就说明：在山东其他地区石椁墓消亡的情况下，滕州地区石椁使用的传统仍然保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其中的原因非常耐人寻味。

滕州地区东汉时大部属于东海郡鲁国管辖，受到鲁国风俗的影响大于其他地区。《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逐利，甚于周人。”《汉书·地理志》记载：“今去圣久远，周公遗化销微，孔氏庠序衰怀。地狭民众，颇有桑麻之业，亡林泽之饶。俗俭啬爱财，趋商贾，好訾毁，多巧伪，丧祭之礼文备实寡，然其好学犹愈于他俗。”这两则记载对于鲁国风俗和鲁人特点大体相同，突出于对礼节的重视，关键是“丧祭之礼文备实寡”，非常清楚地说明在滕州地区因为地小人众，加上儒家文化影响，在丧葬习俗上出现了重形式、轻内容的现象，这一点可以解释滕州地区汉墓的两大现象：一是祠堂数量多。作为最重要的标榜孝道的标志物，地面上可见的祠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祠堂数量非常多，目前滕州地区已经发现的祠堂画像石占比在2/3以上，可以说比例非常高。二是由于地狭人多，未能如其他地区出现豪强地主庄园，目前发现的大型汉画像石墓非常少，加上丧葬观念中的崇尚“文备”的影响，因此地下墓室的营造就显得较为简单，采用大家一致的石椁墓更容易被大家接受。即使在东汉时期石室墓出现之后，石椁墓仍然存在，这应该也是石椁墓可以在滕州地区延续使用更长时间的重要原因。

（五）山东地区小型石椁画像的地理分布和艺术风格

山东地区在两汉时期分属青、徐、兖、豫等州，是汉代政治区划变化最为频繁的区域，经济文化发达，人口稠密，是两汉中央政府统治下的重要区域。山东中有泰沂山脉，将山东分为鲁北、鲁南，泰沂山脉以东为半岛区；济水流域、汶泗流域、沂沭流域、潍弥流域将山东分为地理上的区块，潍弥流域为鲁北，济水流域为鲁西南，汶泗流域为鲁中南，沂沭流域为鲁东南。汉代石椁墓的分布最为集中的就是泛称的“鲁南地区”，其中以汶泗流域为中心分布区，分布在沭河以西、济水以东，包括半岛区的山东全境。但是，汉代石椁墓分布密度差距较大，其中以枣庄、济宁、临沂最为丰富，泰安、潍坊次之，菏泽、济南、烟台、青岛有零星分布，其他地区目前尚未发现汉代石椁墓遗存。

关于汉画的艺术风格问题，此前专家进行了相关的探讨，但是尚未形成一致意见。汉代石椁墓画像的风格较为一致，凿纹地，阴线刻为主，少见浮雕，说明了石雕工艺的原始性。在东汉时期，各种雕刻技法相继出现，这种阴线刻传统在济宁的嘉祥、金乡等地还有保留，但是在其他地区浅浮雕更为普遍，其中以滕州堪称代表。临沂则更为流行高浮雕，近乎圆雕的作品如临沂吴白庄立柱、平邑汉墓石柱等。同时，结合本地画像的内容、排列方式、组合法等综合分析，笔者认为山东汉代画像石中，嘉祥、滕州、临沂形成了自己地区的鲜明特色以及代表作品，命名为3种风格应该立得住脚，其他画像均是受到这3种风格的影响而出现的。风格与雕刻技法相对应，即嘉祥——阴线刻、滕州——浅浮雕、临沂——高浮雕。这样探索风格的价值还在于可以追踪工匠的脚步，因为风格虽然一致，但是同一地区可能会出现不同的风格。这种差异的形成原因应该与工匠的流动有关。杨爱国在《固守家园与远走他乡》中分析了工匠的流动性问题，并初步考证了不同地区间画像的关联。这种尝试是非常重要的，并且能够解决画像风格的差异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