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范围外语教育政策调整对教师素质要求

当今世界，制定均衡而合理的外语教育政策成为一国提升综合实力、扩大对外交流、打造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抓手。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纷纷从核心利益出发积极推动外语教育政策改革，着力提升外语教师水平。

在英语国家中，澳大利亚较早倡导并积极推动多元外语政策。1987年《国家语言政策》（National Policy on Languages）的颁布从官方渠道保证了国家语言机构的建立和多元化语言教育的发展。为提升外语教师素质，澳大利亚将单一的“学校继续教育”扩展到网络、教师职业发展学校、外语教师协会相结合的立体模式，将教师培训内容从教学理论构建和教学技巧训练扩展到教师知识结构更新、思维方式和教学能力的提升等多方面。三十多年来，澳大利亚完成了中小学教师教育的大学化进程，并相继出台了《初任教师能力框架》（1996）、《全国入职教师教育标准与指南》（1998）、《全国教师专业标准框架》（2003）、《语言与文化优秀教师专业标准》（2005）、《澳大利亚2020》（2008）、《国家教师专业标准》（2011）、《澳大利亚教师表现和发展框架》（2012）等一系列文件来要求、规范和评定教师的专业能力^【4】。其中，2005年《语言与文化优秀教师专业标准》从教育理论与实践、语言与文化、语言教育学（language pedagogy）、道德与责任（ethics and responsibility）、职业关系（professional relations）、宽广视野（awareness of wider context）、立场倾向（advocacy）、个人特质（personal characteristics）等维度提出外语教师专业发展的要求。这个文件虽然没有在各维度对教师专业能力进行量化说明，但通过质性描述阐明了语言教师应具备的外语水平：合格的外语教师不仅要有能够支持他们在教学内外进行外语交流的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他们对于所教语言的动态发展和社会使用也要保持了解。这样的描述把外语教师定位为语言教学者和学习者，提出教师要学会构建师生学习共同体，并能通过终身学习不断提高自身外语能力的要求^【5】。同时，联邦政府投入大量财力资助语言教师出国学习，每年设置120-140种奖学金支持语言教师申请海外浸入式学习项目^【6】。2011年的《国家教师专业标准》又对初任教师（Graduate Teachers）、熟练教师（Proficient Teachers）、高水平教师（Highly Accomplished Teachers）、引领型教师（Leader Teachers）的“应知和能做”加以具体规定。

美国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培养21世纪美国公民的计划，其中核心部分是加强多元文化价值观和全球意识的培养，不断设法帮助学生学会用他人的眼光和心态来看待事务。这为推动外语教育改革和师资培养设定了宏观目标。90年代初，随着移民学生人数的增加，培养优质的英语二语（ESL）教师成为改革外语教师教育的新动力。1995-1999年，国际英语教育组织TESOL与美国教师教育认证委员会（NCATE）等机构开始为中小学外语教师职前教育研制参考标准。在此基础上，美国教育部和外语教育委员制定了一部国家课程标准——《外语学习标准：为迎接21世纪而准备》，1999年经修订后改名为《21世纪外语学习标准》。这项外语教育政策的核心内容为：能用外语交际、体验多元文化、连通其他学科、比较语言文化特征、应用于国内外多元社区^【7】。这些政策推动了外语教师能力标准（competency standards）的发展和细化。进入21世纪，特别是在9·11后，美国更是从国防、外交、对外经贸、对外司法和国内社会安全这五大维度综合考量并积极调整其外语教育政策。2008年美国《高等教育法》修正案规定外语是“国家所需的学科领域”，并颁布了外语教育标准。修正案同时规定通过加强经济投入、加强外语师资的培养、设立各级各类外语培训机构、开展外语教学项目来提升阿拉伯语、汉语、俄语等七种“关键外语”的教育水平^【8】。这些调整不断推动着美国外语教师培养机制和专业能力标准的发展，美国教师教育认证理事会（NCATE）、州际新教师评价与支持联盟（INTASC）、国家专业教学标准委员会（NBPTS）三个全国性教师认证机构在外语教师认证标准领域的结盟标志着外语教师“能力标准本位”到“表现标准本位”（performance-based standards）转换的完成，对教师的专业实践能力更加关注^【9】。

欧盟现有成员国27个，讲60多种语言。为避免政治经济融合导致欧洲语言英语化，1991年欧盟各国在瑞士围绕“欧洲外语教学的透明性与协调性：目标、评估与证书”这一主题，召开了专门讨论外语教学的政府间会议，并达成一些初步共识：（1）推进各成员国内部的外语教学，以利于更广泛的人员流动和更有效的交流；（2）尊重各成员国的民族特性及文化多样性，促进人际交往和相互理解；（3）为实现上述目标，坚持终身学习外语的原则；（4）制定一个适用于各层次外语教学的欧洲框架性标准，以促进各国教育机构的合作^【10】。1995年，在法国主导下，欧盟委员会发表了关于语言多样性的备忘录，把培养学生的多种语言能力作为工作重点；部长理事会还通过了正式决议，从教育领域推动语言多样性。这些举措体现出欧盟希望通过推动成员国相互学习语言、强化欧洲意识、培养欧洲公民的外语能力，注重外语教育质量意识的提升。1999年，欧洲29个国家在意大利签署了《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 Process），强调在教育领域通过语言多元、学分互认、优化资源等措施共同推进优质教育的进程。随后的几年间，欧盟的外语教育政策实现了从注重语言教学方式向注重语言教学内容及语种多样性的转变，也体现出外语教育在培养欧洲公民的人文素养、民主和宽容意识方面的巨大作用。欧洲理事会及其所属语言政策司还专门成立了语言学习与欧洲公民资格项目组，在2001年正式出台了《欧洲语言教学与评估共同参照框架》。该框架从语言能力、社会语言能力、语用能力三个层面，分六个等次（初级两个、中级两个、高级两个）描述了公民语言多元化能力发展的标准。这个标准的出台进而推动了高水平外语师资培养工作的进程，把外语教师专业能力发展提升到新的高度^【11】。(www.xing528.com)

在亚洲，日本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以英语教育为主的“国际理解教育”概念。70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了大范围的国际交流，外语受到进一步重视。八九十年代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1996年文部科学省明确了国际理解教育的内涵和教育宗旨：（1）培养具有国际性和全球视野，理解、尊重并能够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共同生活的青年一代；（2）培养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日本人的自我意识；（3）培养日本人的外语交流能力，充分沟通彼此思想并能在国际社会中自我表达。除了设置外语会话、国际理解课程外，文部科学省还规定国际理解教育应贯穿于国语、算术、音乐等课程中^【12】。进入21世纪，日本一方面强化以英语交际能力培养为主导的外语教育，另一方面开始制定外语语种多样性的措施。2002年，文部科学省指定部分高中为“超级英语高中”，这些高中可以自己开发英语课程、用英语教授部分科目并与国外兄弟学校合作教学；2003年日本文部省制定了“培育能说英语的日本人行动计划”^【13】。在出台和调整这些政策的过程中，文部科学省持续强化高水平外语师资的建设。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全球化趋势下对于外语教师专业素质的重要性已有广泛的国际共识。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和平崛起、努力实现民族复兴的大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该是培养具有全球眼光和胸怀、在与其他民族平等对话中对自我身份保持充分自信的中国人。在此进程中，外语教师队伍的专业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际人才竞争制高点建设和综合国力的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