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周王朝重臣赵匡胤在陈桥驿“黄袍加身”之后取代了他的老东家，建立了北宋政权。为避免重蹈藩镇割据，武将犯上作乱的覆辙，他用“杯酒释兵权”的手法削夺大批开国武将的兵权，但同时保留其官衔，赐以厚禄和特权。意思就是让这帮人啥事也不用干，好好在家享受声色犬马的生活，国家会养着他们。于是北宋出现了一大批有衔无职的安乐官，不过这点倒是比后世的朱元璋时代好不少，虽然实权没了，但万幸的是命还在，且日子过得逍遥自在，生活质量并没有下降。
在巩固皇权的同时，就必须削弱各级官员的权力，为避免直接削夺所引起的震荡，朝廷就采取增设官僚机构，通过官官相制以实现权力制衡。这样就势必要增加官员的数量，向往政坛的士子们的福音到来了。在宋太祖时期，取士的标准相对较严格，人数也较少。据《文献通考》所载：“太祖建隆元年进士十九人……二年进士十一人……三年进士十五人……”[7]但自宋太宗赵光义继位以来，取士人数开始激增，“太平兴国二年进士一百九人……三年进士七十四人……五年进士一百二十一人……”[8]每次取士之数几倍或者十几倍于太祖朝，在哲宗朝甚至出现连续几次科举均取士五百人以上的情况。文人的美好时代正式来临！但在一定程度上，“冗员”的问题也随之产生。
由于机构臃肿重叠，官吏过于繁多，致使职责不明，官员间相互牵制，相互推诿，公务长期积压。真宗时期，这方面问题已十分严峻：“三司官吏积习依违，文牒有经五七岁不决者。”[9]官员们长期出工不出力，有的文书甚至拖延5到7年都还没有决断。但无论如何，集权的目的已达到，虽然行政效率低下，但跟皇位的稳固比起来，这都不是事儿。
唐末藩镇割据、军阀混战连连，使曾经繁华的大唐国都长安遭受毁灭性破坏，“宫阙萧条，鞠为茂草矣”。[10]同样繁华的唐东都洛阳，也饱受战火的摧残，虽在五代时期有所修复，但早已不复往日荣光。
而与长安、洛阳不同的是，当时的开封经过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四个王朝的经营，已经是“华夷辐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11]，其繁华程度不逊于鼎盛时期的洛阳和长安。再者，开封交通便利，物资能够通过水路、陆路顺利运达，是“万庾千箱之地”，“四通八达之郊”，已具备作为国都的物质基础。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燕云十六州（大体相当于今北京、天津北部，以及河北与山西北部等广大地区）的控制权并不在北宋手里。燕云十六州是中原军队抵抗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的天然屏障，失去它意味着北部边防无险可守，门户洞开，游牧民族的铁骑可以肆无忌惮地南下纵横千里平原。而开封地处中原腹地，地势平坦，又临近黄河，直接暴露在他们的铁蹄之下。“今京师砥平冲会之地，连营设卫，以当山河之险。”[12]宋朝统治者不得不在开封附近屯以重兵来拱卫京师，只有如此才能换取安全感。这也是宋朝“冗兵”的根源之一。
北宋士兵的来源复杂，据《宋史·兵志》所载，宋朝军队兵员来源大致有四个途径：
或募土人就所在团立，或取营伍子弟听从本军，或募饥民以补本城，或以有罪配隶给役。[13]
以“募饥民以补本城”为例，即当一个地方发生自然灾害，民众的生活无以为继时，为防止这些人铤而走险，聚众闹事，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朝廷就招募这些饥民为兵。
宋太祖曾得意地说：
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14]
赵匡胤认为只有养兵才是国家长治久安之道，在荒年募饥民为兵可以避免他们造反，在正常年份，即使军队发生叛乱，也不会有百姓参加。使兵民隔离，既防民为寇，又防兵作乱。
太宗也说：
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15]
赵光义认为，边患问题并不可怕，充其量不过是外族军队打进来抢点东西，抢完就走，成不了大气候，并不会动摇国本，最重要的是保持国家内部稳定。可想而知，老赵家对这种维稳手段还是挺满意的。
至于前文提及的“以有罪配隶给役”，即将罪犯充军，读过《水浒传》的人想必对此不会陌生，林冲、杨志等梁山好汉都曾刺配充军，刺配即在犯人脸上刺字并发配边远地方。一群由罪犯和地痞流氓所组成的军队，其战斗力可想而知。
政府通过扩充官僚机构，增加科举取士名额，来达到集权的目的，通过“养兵”来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虽然这些政策都有种种弊端，但确实也解决了不少问题。
然而，我们似乎遗漏了什么，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并未计算在内。(www.xing528.com)
是成本，简单地说就是钱。实行这些国策可都是需要巨额的财富投入作为支撑，那可都是真金白银。
俗话说，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可问题是北宋朝廷有钱吗？
宋朝被后世称为“文人的天堂”，文官待遇自然不会差。选拔如此多进士，新增如此多机构，那可都需要用大把的钱养着。
据《宋代灾害与荒政述论》统计，两宋立国300余载，共发生各种灾害1219次，平均每年发生灾害近4次。“年岁丰凶，固不可定，其间丰年常少，而凶岁常多。”[16]有灾害的年景多于丰收的年景，一遇灾害朝廷就招募饥民去当兵，虽然可以暂时缓解社会矛盾，但治标不治本，况且不断募兵也意味着加重财政负担。
而且宋朝军制有个“易进难退”的特点，招募容易退则难。宋哲宗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诏令：“今后挑选禁军低级武官，虽已年至六十，如果体力未衰，武艺未退，能胜任统辖部队者，仍可继续留任；达到六十五岁者，再裁减为剩员。”[17]剩员，即老弱伤残士兵，并非削籍为民，仍享有官俸。宋代士兵不到20岁从军，在军队服役期限长达40年以上，他们的一生几乎都贡献给了军队，朝廷也自然要养着这些已经丧失战斗力的士兵。
从表面上看，朝廷这一“养兵”制度很“人性化”，但这一制度也直接导致宋军战斗力差以及军费开支居高不下。打仗虽然不行，但军饷还是照拿不误，如果不按时发饷，那就弄得朝廷鸡犬不宁为止。
据《玉海》记载：宋太祖开宝年间（公元968—976年）军队总额约37.8万，到了太宗至道年间（公元995—997年）已增至66.6万左右，至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军队数量竟已达125.9万之多。[18]统治者很清楚“冗兵”的危害，但也有苦难言。
一方面，将这些饥民、罪犯招募为兵，本来就是为了消除反抗力量，巩固自身统治。倘若将这些人复员为民，他们既无傍身之技，又无立锥之地，显然无法养活自己。那为了活下去该怎么办？打家劫舍，落草为寇？这群人势必又将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让朝廷头疼。
而另一方面，北宋四周强敌环伺，对中原地区虎视眈眈，故朝廷也担心裁减军队造成守备不足。
当时，北宋疆域的北面与契丹族所建立的辽国接壤，辽国疆域广阔，军事实力强大。公元936年，石敬瑭反唐自立，建立后晋，为向辽国求援，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辽国。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后虽有心收复燕云，但高梁河（今北京外城一带）之战，宋军大败，损失惨重，太宗本人亦身中两箭，乘驴车狼狈逃跑才幸免于难。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太宗认为时机成熟，发动北伐，史称“雍熙北伐”。北伐初期，宋军攻其不备，三路大军均取得一定胜绩，也攻占不少州县，但后因各路宋军之间缺乏必要的协调以及指挥不力，在歧沟关（今属河北涿州）一战中，东路宋军大败。辽军乘势反扑，三路宋军皆败，北伐期间所夺之地再次失守。这两场战役的惨败使宋朝统治者彻底丧失收复燕云之地的信心，从此对辽转为消极防御的政策。
北宋方面已偃旗息鼓，而辽国却步步紧逼，不断侵扰宋朝边境，使边境地区的生产遭受极大破坏。虽然双方在公元1005年签订了“澶渊之盟”，之后两国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但谁也保不准哪天辽国会突然撕毁盟约，挥军南下，直捣开封，所以北宋对辽国的防备不敢有丝毫松懈。当然，签订盟约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北宋朝廷每年给辽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北宋的西北面是党项族建立的西夏。五代时期，由于中原混乱，党项族迅速扩充势力，以夏州（今属陕西靖边东北）为中心，割据一方。北宋初年，党项委蛇于宋、辽之间，赵匡胤出于各种因素考虑，实施宽容政策，“许之世袭”。宋太宗时期，党项族首领李继捧上台后，主动前往开封朝觐，称愿放弃世袭割据。太宗听后大喜，打算把李氏亲族迁到开封，彻底根除西北这一盘踞势力。
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志向高远，深知一旦入京，无异于蛟龙失水，再无翻身机会。因此使计逃离，遁于地斤泽（今属内蒙古）。起先宋廷并未将他放在眼里，认为其势单力薄加上周围地理环境险恶，根本难成气候。但李继迁并非常人，他以其高超的政治头脑和得当的外交策略，又凭借对西北一带地形的熟悉，积蓄力量，屡次击败前来围剿的宋军，并夺得夏、银、绥、宥、静五州。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三月，李继迁攻取宋朝重镇灵州（今属宁夏灵武西南），为以后西夏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关于宋夏两国后来的恩怨史，我们暂且不表，留个悬念。
北宋建立之初，朝廷确有收复燕云十六州之心，但当时的辽国还处于强盛时期，在两国交战中，宋军屡屡处于下风。在缔结“澶渊之盟”后，双方罢兵，北面边境趋于安定、和平。但随着李继迁的崛起以及后来西夏国的建立，双方爆发一连串战争，使北宋的西北面烽火常举，不得安宁，宋廷只得在边境集结大量军队以防不测。与辽国、西夏的军事冲突，最终都以宋朝的卑辞厚币而告终。而频繁的战事所带来的军费支出，即使倾国库之所有也难以为继。
面对日益沉重的财政负担，宋廷不得不想出各种办法来填补财政缺口。其实办法很简单，就是开源节流。先谈“节流”，众所周知，终宋一朝始终被“三冗”问题困扰。有人认为皇帝权力这么大，只要皇帝下诏，大笔一挥，那些老弱残兵，裁，臃肿的官僚机构，撤，大刀阔斧的改革之后，省些银子那还不是小菜一碟。
但这还真不是轻轻松松能解决的问题。增设官僚机构，增加科举取士名额本身就是为了削弱各级官员的权力，以达到稳定统治的目的。裁军那就更不行了，先不说这种“养兵”政策是太祖皇帝的得意之作，后世子孙不能轻易违背，光是辽国与西夏那虎视眈眈的目光，就让皇帝不敢轻易动裁军这一念头。况且裁军后那些复员士兵的安置需要一大笔开销，假如在安置问题上出现偏差，使他们成为不安定因素，到时候维稳又需要更大的投入，显然得不偿失。
明朝的崇祯帝为了节省国库开支裁撤大量驿站，导致大批驿卒失业，而最终灭亡大明王朝的就是先前被裁的驿卒李自成。朝廷内部不少有识之士不是没看到这些弊政的危害，他们多次上疏要求改革。范仲淹、王安石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可惜的是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均以失败而告终。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