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臣在戏剧舞台上往往是膀阔腰圆、满脸横肉、贼眉贼眼，甚至大黄板牙往外龇的油腻外形。那历史上的蔡京到底是什么形象呢？
蔡京对生活颇有品味，可以说是一位精致的老男人。以熏香为例，与一般人不同，他摈弃了用香炉熏蒸的旧法。每次熏香时，先由小丫鬟在堂屋旁边的房子里燃烧上好的香料。等香雾氤氲、香气四溢之后，丫鬟倏地撤帘，霎时“满室如雾”。面对客人的诧异之色，蔡京屡屡以内行人的口吻徐徐道出其中的缘由：“香如此烧，方无烟气。”[23]
至于蔡京的体貌如何，史书并没有明确记载，不过可以根据一些史实加以适度推测。在此之前，先来认识一下人称“宋朝第一美女”的茂德帝姬。
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徽宗采纳蔡京的提议，仿照周代的“王姬”称号，下令将“公主”一律改称为“帝姬”。[24]因此，所谓的茂德帝姬其实就是茂德公主。茂德帝姬为徽宗之女，芳名赵福金，是徽宗34个女儿中最受恩宠的一位。徽宗修筑寿山时，自阊阖门开辟复道，直通的就是茂德帝姬宅。[25]
享受父皇千恩万宠的茂德帝姬，其终身大事自然马虎不得。徽宗在千挑万选之后，最终选定蔡京的第五子—宣和殿待制蔡鞗为驸马。蔡鞗对大宋鞠躬尽瘁，对徽宗赤胆忠心，他的忠耿在记录北宋皇室北迁经历的《北狩行录》中可见一斑，不过这是后话。虽然，这一对夫妇的结合有着政治联姻的目的，不过朝中青年才隽济济一堂，而徽宗偏偏选择蔡鞗，可见其绝非平庸之辈。可以想象，蔡鞗的外貌绝不会太次，应当是一位风度翩翩、仪表堂堂的贵胄公子。如此，从生物遗传学的角度推测，蔡京不大可能是如前文所述的这种形象。况且，以徽宗这位艺术家的审美，显然不会让一位面目可憎、有碍观瞻的重臣每天在自己眼前晃来晃去。徽宗倚重的另一位宰相王黼，也是一位风流倜傥的美男，《宋史》赞其“美风姿，目睛如金”。
关于蔡京其人，宋代官方主持编撰的《宣和书谱》赞曰：“早有时誉，擢进士甲科，博通经史，挥洒篇翰，手不停缀，美风姿，器量宏远。”[26]从描述来看，蔡京是一位风姿俊逸的大才子，年轻时就已经才名远扬。想必每每他挥毫时，不知多少人为之倾倒。当论及蔡京的书法时，此书更是誉不绝口：
其字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正书如冠剑大臣，议于庙堂之上；行书如贵胄公子，意气赫奕，光彩射人；大字冠绝古今，鲜有俦匹。[27]
这段精彩点评还被元末明初的陶宗仪收录在《书史会要》之中。蔡京的手迹，哪怕是“断纸余墨”也必定被人们当成宝物竞相争抢。但是，《宣和书谱》为蔡京作传时满纸谀颂之词，而对那些被列为“元祐党人”的各位书法名家如苏轼、黄庭坚等人则只字不提，明显带有作者的政治倾向与情感好恶。因而，此书的观点姑且听之，不必深究。
尽管如此，蔡京的书法成就依然不容抹杀。徽宗时期，御府珍藏蔡京所书的纨扇就有77把。明代张丑在《清河书画舫》如此评述：
宋人书例称“苏、黄、米、蔡”者，谓京也，后世恶其为人，乃斥去之，而进君谟书焉。君谟在苏、黄前，不应列元章后，其为京无疑矣。京笔法姿媚，非君谟可比也。[28]
君谟为蔡襄表字。张丑认为，“苏、黄、米、蔡”中所指的蔡，应当为蔡京，而非蔡襄。如果“蔡”指的是蔡襄，那么按年辈，他应列在苏轼、黄庭坚之前，而不该居米芾之后。由于世人不齿蔡京的为人，故以蔡襄代之。徽宗时期，书法人才辈出，除却蔡京之外，还有如米芾、蔡卞等人，他们都是史上首屈一指的书法大家。然而，杰出的书法家却未必都是合格的政治家。清代《四库全书总目》云：(www.xing528.com)
芾、京、卞书法皆工，芾尤善于辨别，均为用其所长。故宣和之政无一可观，而赏鉴则为独绝。[29]
蔡京存世的手迹中，以“元祐党籍碑”最负盛名。提及此碑，不得不重提北宋时代的党争。宋神宗去世以后，年仅10岁的哲宗即位，改年号元祐，朝政实际由反对变法的高太后掌控。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司马光全面废除王安石新法，将支持新法的人几乎全部贬谪出京。哲宗亲政后，又将守旧派贬黜。哲宗死后，端王赵佶即位，是为徽宗。
徽宗年间，蔡京以推崇新法为名，行排除异己之实。他把自己的政敌与守旧派定为“元祐奸党”，将司马光、苏轼、文彦博、黄庭坚、秦观等309人的名字刻于石碑上以榜示天下，并亲自书写碑文。其时，黑名单上的元祐大臣大多已经凋零。此碑树立于北宋皇城内大庆殿西侧的文德殿门之东壁，碑上宣称：奉圣旨，此309人及其子孙永远不得在京畿地区为官。同时，相同的石碑在全国各县相继树立。蔡京等人意欲将元祐党人一网打尽，使他们及其子孙即使在千年万载之后依旧不得翻身。据说某地一位工匠看到司马光的名字列于碑上，大为不解道：“司马温公是人人钦佩的好官，却为何成了奸党？小民不知朝廷刻此碑为何？官爷们让我刻碑，那我只得从命，但是能否不要将刻碑者的名字也一并刻上？小人不想遗臭万年。”
蔡京行书《王希孟千里江山图跋》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蔡襄自书诗》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此碑树立后不久，日食、彗星与雷击接踵而至。徽宗视之为上天的降怒，颇觉惶恐不安，便下命销毁全部石碑。随着北宋社会因王安石变法而衰败，金人入侵后又占据了半壁河山，故立碑后的一百多间，碑上人的子孙都以自己的祖先名列其上而洋洋自得。事实上，碑上的人物并非全部为元祐党，因为那群小人在立碑时，将自己仇敌的名字也擅自列入。
至南宋，存世的“元祐党籍碑”已十分罕见，一些人便根据拓片进行重刻。如今存世的两块“元祐党籍碑”均为南宋时重刻。图中拓片原碑出自广西融水，刻于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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