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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从“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到“不辞长作岭南人”

时间:2023-08-1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然而,面对简陋不堪的嘉祐寺,苏轼却向世人宣告:“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次年的荔枝季再度坚定了他安居惠州的决心:“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自此,他的妻妾们已全部离世。在物资匮乏的惠州,苏轼研发出一道名曰“众狗不悦”的美味。惠州市场寥落,当地每日只宰杀一只羊。其实,这次再贬行动并非针对苏轼一人,而是多达三四十人。但是,他们不能从肉体上彻底消灭这些“元祐党人”。

惠州:从“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到“不辞长作岭南人”

在宋代官员的心目中,南方有一座意义非凡的山岭。当年有“春、循、梅、新,与死为邻;高、窦、雷、化,说着也怕”[25]这样的俗谚。官员一旦被贬过大庾岭,基本上意味着政治生涯的终结。

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九月,苏轼在侍妾朝云以及三子苏过的相伴之下一路向南。他们翻越著名的大庾岭奔赴惠州,十月初抵达贬所,之后被当地官员安排在临时官邸—合江楼,但只栖身了十几天就被赶往荒僻的嘉祐寺。据说因为对于苏轼当时的身份来说,合江楼的接待规格已经超标。然而,面对简陋不堪的嘉祐寺,苏轼却向世人宣告:“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残破的嘉祐寺可歇,那么僻远的惠州当然也歇得!

岭南不如中原繁华,但当地许多特有的物产却令苏轼这个异乡人颇感新鲜,荔枝就是其中之一。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初夏,苏轼初尝闻名遐迩的荔枝,并作《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

南村诸杨北村卢,白华青叶冬不枯。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子为先驱。

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

不知天公有意无,遣此尤物生海隅。云山得伴松桧老,霜雪自困楂梨粗。

先生洗盏酌桂醑,冰盘荐此赪虬珠。似开江鳐斫玉柱,更洗河豚烹腹腴。

我生涉世本为口,一官久已轻莼鲈。人间何者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

在诗中,荔枝是一位身着绛罗襦、红纱衫的海山仙人,其倾城风骨绝不逊于杨贵妃。在荔枝面前,山楂与梨子顿时沦为粗糙不堪的俗物。东坡左手持桂花酒,右手从冰盘上取用一颗颗像浅红色龙珠的新鲜荔枝。他称心快意地品评道,荔枝的滋味,堪比世间两种绝妙的美味—江鳐[26]壳内的肉柱与河豚腹部的肥肉。最后,诗人自嘲曰:“老夫贪恋口腹之欲,早已忘却莼鲈之思。”

次年的荔枝季再度坚定了他安居惠州的决心:“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27]又如他在《新年》一诗中所吟,“丰湖有藤菜,似可敌莼羹”[28],想来苏轼早已把贬谪之乡惠州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www.xing528.com)

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苏轼倾其所有在白鹤峰买下一块土地,这位61岁的老人已经做好终老于斯的准备。岂料,就在这一年的七月,苏轼的知己朝云抱病而终。自此,他的妻妾们已全部离世。关于苏轼的妻妾,下文将会详细介绍。次年二月,白鹤峰的新房终于完工。之后,长子苏迈带着暂居宜兴的家人前来团聚,这总算带给他些许慰藉。

在物资匮乏的惠州,苏轼研发出一道名曰“众狗不悦”的美味。菜名虽然古怪,却极为贴切。惠州市场寥落,当地每日只宰杀一只羊。苏轼不敢与官老爷们争相购买,只买他们所鄙弃的羊脊骨。不过,这种羊脊骨间也有一点点肉。将羊脊骨煮熟,漉出后随意抹点酒与薄盐,再烤至微焦后食用,味道最是绝妙。百无聊赖的时候,苏轼常常手捧一根羊脊骨,摘剔其间的“微肉”,一剔就是一整日。这种肉的口感如蟹螯[29],每隔三五天食用一次,对身体大有裨益。此馔连骨头都被啃得如此彻底,狗儿们当然不开心了,苏轼便将其戏谑为“众狗不悦”。[30]

惠州“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31],这块贬谪之地俨然成为东坡心中的一片净土。此间的生活,清苦而安谧,正如黄庭坚诗中所云:“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32]在暖阳融融、惠风和畅的春日里,东坡时常会在白鹤新居的藤床上打个小盹。此时已白发苍颜的他,虽然历尽沧桑、久病缠身,但仍不改安详淡然之态: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33]

在这首《纵笔》中,东坡先生用白描手法轻盈地勾勒出自己在惠州时的生活剪影。岁月看似静谧悠然,殊不知这平静之下早已暗潮涌动。自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二月起,朝廷再次大规模追贬“元祐党人”,将比较核心的人物都贬至岭南。到这一年的闰二月,追贬苏轼的诏令也已下达,原本被贬在岭南的苏轼则被赶往更僻远的地方—海南岛上的儋州。前文提及,白鹤新居完工于绍圣四年二月,可见苏轼在惠州的安逸日子屈指可数,正如他迁居时所忧心的那样:“新居成,庶几其少安乎?”

关于这一次追贬,相传是由于“新党”宰相章惇听闻苏轼所作“春睡美”的佳句,心中大为不快,于是将他一贬再贬,持此说的是南宋的《艇斋诗话》。其实,这次再贬行动并非针对苏轼一人,而是多达三四十人。陆游还从贬谪地与被贬者的名字之间发现一个令人惊愕的规律:“绍圣中,贬元祐人:苏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刘莘老新州,皆戏取其字之偏旁也。”[34]

不过,这一恶作剧当然有其内在的政治原因。当时,“新法”与“新学”以国家的名义被确定为唯一正确的政策方针与指导思想,成为世世代代必须遵守的“国之所是”,其权威性甚至高过某个皇帝。[35]而当朝的哲宗皇帝以个人喜好区别对待“元祐党人”,并已开展具体行动,这势必会引起“新党”的恐慌,再次严厉打压“元祐党人”也就不难理解了。但是,他们不能从肉体上彻底消灭这些“元祐党人”。昔年,宋太祖登基时,曾立誓“其戒有三”,其中一条就是“不杀士大夫”[36],想必这就是苏轼等人被一贬再贬却未被赐死的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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