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州：真在井底，桃花流水在人世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二月初一，萧条的江边小城正是春寒料峭、寒气未尽的光景。在这一天，几经颠沛流离的苏轼父子踏上黄州这块陌生的土地。当时，苏轼的官衔是“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由于是谪官这一身份，没有权力栖身于官舍，苏轼与儿子苏迈只得借宿在当地的定惠寺。

初来此地，苏轼白天闭门不出，直到晚上才漫无目的地出门闲逛：滔滔江水、冉冉溪流、清冷残月、茂林修竹、单飞孤鸿……这一时期，“畏人默坐成痴钝”^[7]的他，将自己的全部热情寄托在一幅幅自然画卷之中。刚刚过去的这场牢狱之灾让苏轼不断反躬自省，他自觉“口业”太盛。在大师的指点下，他开始寻求高层次的精神救赎，每隔一两日就前往安国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8]

倏忽已是五月，苏辙专程护送嫂侄等人从南都来至黄州。在好友的相助下，苏家20余口人住进濒临长江的水上驿站—临皋亭。从史料来看，彼时的苏轼已经无法领到朝廷的俸禄。这位素来衣食无忧的诗人，不得不与夫人一起精打细算地操持生计。根据当地的生活成本，他们规定全家每日的用度不得超过一百五十钱。每月初一，取出四千五百钱，平均分为30份悬挂于屋梁上，每天用叉子取下一份，取完后就将叉子藏好。每天一有结余，便将钱贮于大竹筒内，用来款待宾客。如此“痛自节俭”，手头的积蓄勉强可维持一年左右。而一年以后该怎么办呢？这位天生的乐观主义者认为：彼时自然水到渠成，“不须预虑”，因此“胸中都无一事”。^[9]

时光忽忽将近一年，苏家的积蓄即将告罄。在好友马正卿的四处奔走之下，官府批给苏家一块位于郡城东门外的废弃营地。从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二月开始，苏轼带领全家向这片荆棘丛生、瓦砾遍地的贫瘠土地“进军”了。苏轼站在坡垅上，志得意满地开始对这片方圆50余亩的土地进行周密的规划：稻子、枣树、栗树、桑果树、竹子……都在他的筹划范围之内，当然，如果尚有余力，再盖上几间茅草屋，甚妙。

当结束艰辛而漫长的拓荒工作之后，已经错过种稻的时节，幸亏还能种植麦子。麦子播种后不到一个月，地里就长出一片郁郁葱葱的麦苗，着实令人欢欣。然而，富有耕作经验的老农告诉他，麦苗过于旺盛并非丰收在望的预兆，若要提高产量，需将牲畜赶到麦地里反复践踏数次。

在老农的一番指点之下，果然丰收20余石大麦。宋时的1石，约为今天的75960克，^[10]20余石即不少于1519千克。此时，家中粳米已尽，苏轼就让奴婢们捣麦做饭。麦饭嚼之啧啧有声，孩子们相互调侃说是“嚼虱子”。然而，麦饭并不耐饥，每到中午他们便饥肠辘辘。一锅普通的麦饭在这位美食家的精心打造之下，也能成一道富有西北乡村气息的美食，“用浆水淘食之，自然甘酸浮滑”。后来，苏轼又命厨子在大麦中杂以小豆做饭，食之独具风味，这种别开生面的饭食被苏夫人戏称为“新样二红饭”。^[11]

正如苏轼原先计划的那样，桑树、枣树、栗树、松树、橘树，以及各色时蔬等相继出现在这块宝地上。一日，苏轼心血来潮，还寄诗一首向大冶长老求取茶种。

如此，苏家在这个幽绝的小城中过起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家日子，俨然如世外桃源的隐居生活。这种生活状态让苏轼思飞千里，自比陶潜，他在词中说：“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12]

苏轼《海棠诗》

北宋黄庭坚临摹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寒食帖》

苏轼书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昔年，白居易任忠州（今属重庆）刺史，曾在东坡垦地种花，作有《步东坡》等诗。而苏轼新辟的这块土地刚好也在黄州的东门之外，于是他援引白居易的典故，将这块土地命名为“东坡”，自号“东坡居士”。自此，“苏东坡”这一振聋发聩的大名在历史上正式闪亮登场！

次年大雪纷飞的日子里，五间农舍在东坡拔地而起。苏轼在农舍正厅的四壁画上雪景，并将其命名为“雪堂”。在东坡，他时常看孤云暮鸿、步崎岖翠麓、泛窈窕清溪、听暗谷春水、寻琴书真味、友高人奇士……这是何等令人心醉神往的生活呀！

然而，其间的日子并非如表面上那么富有诗意。在天公不作美的年头里，看天吃饭的劳作生活能让东坡先生“穷到骨”^[13]。在捉襟见肘的日子里，苏轼却依旧傲骨嶙嶙。他不愿主动求助于人，以“节流”为对策，并作《节饮食说》自勉。他在此篇中规定自己“早晚饮食，不过一爵一肉”。若有贵客来访，则可以稍稍加菜。他“堂而皇之”地将节食归纳出三大好处：“一曰安分以养福。二曰宽胃以养气。三曰省费以养财。”^[14]尽管艰辛至此，但他并未怨天尤人，反而依旧对生活怀有一颗热忱之心，寻求饮食创新便是黄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蜀道士杨世昌擅长酿制一种口感绝佳的蜜酒，东坡得到该酒的酿造秘方后，作《蜜酒歌》相赠。在诗中，他以“真珠为浆玉为醴”^[15]盛誉此酒。这种蜜酒成酒时间较短，在酝酿过程中，从最初的“小沸鱼吐沫”，再到“眩转清光活”，第三日就已“开瓮香满城”，令人未酌已先醉。

脯青苔，炙青蒲，烂蒸鹅鸭乃瓠壶，煮豆作乳脂为酥，高烧油烛斟蜜酒。^[16]

入夜以后，在油烛高烧的简陋饭厅里，脯青苔、炙青蒲、蒸瓠壶，以及一份烹制考究的豆制品被一一陈上餐桌，再斟上数杯清甜的蜜酒。一大家子围坐餐桌四周，共享这顿清苦而不失情调的烛光晚餐，未尝不是人间一件幸事！

对南方人来说，青苔并不是一种陌生的植物，但苏轼以此为食，令人诧异。不过时至今日，生活在黔东南的侗乡百姓仍保留着食用青苔的习俗。侗族妇女经常用渔网在河中捞取青苔，清洗后入锅。此菜的烹饪相当简便，只需一把青苔、一瓢水、一撮盐而已。待水煮开，放入青苔，再撒少许盐，一道绵软丝滑、清新鲜美的青苔菜即成。据说，青苔无法在受污染的环境下生存，所以不必担心食品安全问题。

青蒲即蒲草，是一种水生植物。蒲草嫩者可食，茎叶能用于编织蒲席等生活用具。

至于此处的“烂蒸鹅鸭”，或许还与唐代的一个典故有关。唐时，以清廉节俭为时人所称道的宰相郑余庆，一日忽然心血来潮，邀请数位同僚去府中小酌，众位受邀者惊讶万分。宰相向来德高望重，朝臣们皆心存敬畏，在破晓后便前往宰相府。各位官员入座后，只有仆从在一旁添茶，而郑相公却迟迟不见踪影。直至日上三竿，他才慢腾腾地出来会客，闲话多时，来客们早已饥肠辘辘，宰相这才吩咐仆从道：“烂蒸，去毛，莫拗折项。”^[17]诸位客人相互交换眼色，料定是清蒸鹅鸭之类的美馔。不时，侍从们便开始备餐。俄而，碗筷已齐备，碟中的酱醋鲜香扑鼻。终于等到开饭时间了！偷咽馋涎良久的官员们顷刻目瞪口呆。原来，众人身前唯有一碗粟米饭和一枚蒸葫芦而已，来客们顿觉兴味索然。宰相却吃得有滋有味，大家也只有勉为其难地将宰相府“精心”准备的这份套餐吃完。

至于东坡此处所指的“瓠壶”，笔者不知为何物。在古汉语中，“壶”通“瓠”，瓠，即瓠瓜。既然被标榜为“烂蒸鹅鸭”，可能就是这种葫芦科的瓠瓜。

苏东坡善于利用最简单的食材，打造出最极致的美味。据说，全国各地以东坡命名的食物多达60多种，如东坡凉粉、东坡羹、东坡肉、东坡酥、东坡饼、东坡蒸猪头、东坡肘子、东坡春鸠脍、东坡墨鱼、东坡鳊鱼、东坡豆腐、东坡玉糁羹等，不一而足。

东坡羹是一款纯素食，烹制过程中无需鱼、肉等荤腥类食材以及复杂的调味品，因而有着佳味天成之妙。其法为：将白菜、嫩蔓菁、嫩萝卜、嫩荠菜等揉洗数遍备用，这一步可去除食材中的辛味与苦味。值得注意的是，东坡在原材料的选取方面强调一个“嫩”字。之后，用一些生油涂锅沿及瓷碗底部，在菜汤中倒入生米及少许生姜作糁。接着用油碗严严实实地反扣在生米上，切勿使生米与外界接触，否则会“生油气，至熟不除”。务必待“生菜气”出尽后，再在碗上置甑，甑上放米，蒸熟即可。随着羹汤的沸腾，锅沿边的油脂紧跟着翻滚的热浪顺势而下，却又被锅底那口碗所压制，所以无法再度向上。等饭熟羹也烂之后，就可以食用了。若无菜，可用细切后的瓜与茄子替代，这两种食材无需揉洗，随后赤豆与粳米各取一半作糁，剩下的步骤参照煮菜法。^[18]

这道东坡羹清淡素净，尤其适合穷人与修行者食用。当年，应纯道人上庐山之前，特地向东坡先生求取此馔的烹饪秘诀。不过，东坡先生并非素食主义者，他曾亲手烹调猪肉，还留下美食名篇《猪肉颂》，使“东坡肉”成为一道名扬千载的美馔：

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19](www.xing528.com)

有人提出，东坡的时代没有酱油，因此东坡肉只是一道白煮肉，而与今天的东坡肉迥异。其实不然，在东坡的时代，已有酱油这种调料。北宋奇书《物类相感志》有“作羹用酱油煮之，妙”这样的记载。古时此书题名的作者是苏东坡，但也有学者认为是北宋高僧赞宁所著，而赞宁生活的时代早苏轼一百多年。所以，“东坡肉是一道白煮猪肉”这一说法未必成立。

东坡垦荒城东时，在荒地中发现了芹菜。鄂东各地都有此菜，故芹菜又名蕲菜。东坡用芹菜与家乡的特色美馔—春鸠脍，烹制出一道别开生面的东坡春鸠脍。此菜的烹饪手法相当简便：取斑鸠胸肌肉，切成丝，与猪油用旺火炒至半熟，再放入切成小段的芹菜翻炒。然后，加盐、下酱油，拌炒即可。

在东坡笔下，即使最寻常的食物，都可以美成一个世界。再如一碗普通的豆粥，经过他的称颂之后，也能成为一道享誉千年的美食：

道人亲煮豆粥，大众齐念般若。

老夫试挑一口，已觉西家作马。^[20]

地临长江的黄州盛产鲜鱼，苏东坡摸索出一套烹鱼的妙招。数年后回京，即使位高权重，他还是乐此不疲地为朋友们大显身手，亲自展示烹鱼绝技。在东坡的笔下，仅以鱼为主题的作品就有《戏作鱼一绝》《鳊鱼》《鳆鱼行》《杜介送鱼》《鱼蛮子》等，不胜枚举。

正所谓“古来百巧出穷人”，东坡先生在这些最朴素的食物中，找到人间最温暖的滋味。身处黄州的东坡，内心坚定而洞达。此处的生活质朴清苦却逸趣横生：雪堂时常高朋盈门，家有妻妾相伴，数子绕膝。如此简单而闲暇的生活，夫复何求！

苏轼在黄州期间，曾因风火之毒太盛而侵及右眼，几欲失明。当时，有人劝他忌食鱼、肉等荤腥之物，此后他便一度徘徊于忌口与开荤的矛盾之间。为此，他还以拟人手法作了一篇诙谐的《口目相语》：

子瞻患赤目，或言不可食脍，子瞻欲听之，而口不可，曰：“我与子为口，彼与子为眼，彼何厚？我何薄？以彼患而废我食，不可。”子瞻不能决，口谓眼曰：“他日我喑，汝视物，吾不禁也。”

眼睛患病，嘴巴需要在饮食上有所选择。而嘴巴反驳说，如果哪天自己哑了，眼睛依旧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主人凭什么厚此薄彼呢？到底该听嘴巴的话还是眼睛的话？东坡先生几度挣扎在欲望与理智之间，迟迟难以决断。

据传，东坡先生患病期间，坚持卧床休养，闭门谢客，而那时的黄州人早已习惯他每日出入东门，四处畅游。乡民们只隐约听说他病得不轻，又许久不见其踪影，因此坊间谣言四起，甚至还出现东坡病逝的传言。当下这一传闻四布，据说传至京城后神宗痛心不已，苏轼的至交范镇则几欲遣子前去黄州吊丧。后来，随着东坡的康复，谣言自然不攻自破，大家转悲为喜。悲喜之间，神宗竟动了复用苏轼之念。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正月，皇帝出了这么一份手札，“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21]，随后将苏轼改授汝州（今河南临汝）团练副使，本州安置。汝州虽然有别于京城，但比起与京城相距千里的黄州，前者显然更有利于仕途。

黄州之于苏轼，从最初的“真在井底”到后来的“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岂必皆神仙”，前后的心境判若云泥。将行之际，他作《满庭芳》一词，在词中与黄州的父老乡亲订下“时与晒渔蓑”^[22]之约。岂料这次离别后直至苏轼去世的近20年里，他再也没有重新踏上过黄州这片土地！

元丰七年四月，东坡启程离开黄州，不少人将这次离开看成是他否极泰来的转折点。实则不然，关于这点，下文将继续详述。

从元丰七年四月至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末这一年半左右的时间，苏轼辗转于今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山东、河南等六省，正如苏轼诗中所云：“身行万里半天下。”值得一提的是，元丰七年，苏轼与王安石和解，甚至相约卜邻而居。更匪夷所思的是，他在青州（今属山东）与“乌台诗案”的炮制者李定竟“相见极欢”，欣然赴会。^[23]

在这段漂泊的岁月里，苏家发生一次较大的变故。元丰七年七月，苏家途经江宁府（今江苏南京），襁褓中的苏遁不幸夭折。苏遁为苏轼侍妾朝云所生之子，死时才刚满十个月。年底，苏家行至泗州。此时的苏轼，或许丧子之痛稍有平复。十二月二十四日，他与泗州的刘倩叔游历南山。南山，即位于南都的梁山。苏轼游南山之后，作名篇《浣溪沙》志之：

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

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24]

在该词中，颠沛流离、生离死别似乎早就被苏轼抛诸脑后。岁月依旧静好，一切安谧闲适。细雨斜风为这一天的清晨徒增几重寒意。未几，风雨止息。苏轼在山顶举目南望，只见一缕暖阳斜射在河滩上。河滩畔的疏柳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青烟，柔媚而灵动。远处，清洛浩浩荡荡地流入淮河。这一天，相距立春仅半月有余，山野间早已显露出早春的气息。午后，这对友人在山腰小憩，他们手持泛着细沫的清茶，细嚼这一季的时令菜—初生的蓼菜与芦蒿的嫩茎。词的最后，苏轼道出被后世广为传颂的人生真谛—“人间有味是清欢”。清欢，即清雅恬适之乐，此乃人生最美妙之境界！

短暂而安闲的停留终要结束，苏轼不得不继续踏上漫漫征途。鉴于举家病重，他数次向朝廷上表乞居常州。苏家一面北行，一面等待朝廷的批文，虽然已走不少冤枉路，但朝廷最终恩准了这一请求。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初五，38岁的神宗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年仅10岁的赵煦继位，是为哲宗，神宗之母高氏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高氏站在反变法派这一队，这意味着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将再度被重用。司马光执政后，便迅速起用苏轼。至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九月，苏轼就已升为翰林学士，成为参与朝廷决策的关键人物。此时的他头顶官帽，身着官服，足蹬朝靴，身跨良驹，与身披蓑衣、手持竹杖、脚穿芒鞋且徒步而行的黄州农夫这一身份只相距两年时间，可谓宦海浮沉，瞬息万变。不久，朝廷开始大刀阔斧地恢复“新政”之前的局面，“新法”几乎一一被废除，“旧党”所憎恨的“新党”也一一被贬黜，这一政局的变动史称“元祐更化”。

党争，极像一块粘在鞋底下的口香糖，北宋王朝似乎怎么也扯不掉、甩不开它。虽然，“新党”一时式微，而“旧党”内部却由于政见的分歧也发生分裂。于是，对党争厌恶至极的苏轼不断地请求外任。从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三月至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闰四月，他先后担任杭州、颍州（今安徽阜阳一带）、扬州、定州（治所在今河北定州）等地的地方官。在任上，他怀着造福斯民的责任感，以纾民困为己任。

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苏轼命运的一大转折之年。在这一年的秋天，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两位女子相继逝去—与其相濡以沫的继妻王闰之和对他有着再造之恩的太皇太后高氏。

九月，随着高氏的死去，北宋朝廷再次发生遽变。18岁的哲宗此时处于最强烈的青春叛逆期，几乎将所有皇祖母倚重的官员视若芒刺。因此，他表面上号称“绍述”神宗的政策，实则以个人好恶处理政事。这批“元祐大臣”何以让哲宗如此痛恨？哲宗曾抱怨说，自他登基以来，“元祐大臣”只向高氏奏事，“朕只见臀背”。

次年一月，哲宗以打击苏氏兄弟为开端，揭开清洗“元祐党人”的序幕。苏轼再度面临被贬黜的命运，而此次贬谪，对苏轼的政治生涯来说，其打击恐怕是致命的。四月，朝廷下令贬谪苏轼，曾“三改谪命”，最后才将其定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治所在今广东惠阳东）安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