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七月，王诜[1]和苏辙的信使正在与御史台的皇甫遵等人进行着一场如火如荼的“马拉松赛”，其火热程度绝不亚于这一季炽烈的骄阳。皇甫遵等人受神宗之命，日夜兼程，快马星速南下，向这场“赛事”的终点湖州衙门进发。谁知，当这队人马进入润州（治所在今江苏镇江）境内时，皇甫遵之子突然患病，求医问药误了行程，这才让对手抢先一步到达湖州。
当月二十八日，皇甫遵气势汹汹地出现在湖州衙门，他身着官服，手持笏板，虎视眈眈。而两旁的士兵分立左右，同样凶相毕露。此时的苏轼，虽然已提前获知自己即将被逮捕的消息，但如此阵仗依然让他心惊肉跳。
现场气氛凝重。皇甫遵徐徐地取出诏命，令人惴惴不安的结果终于揭晓：苏轼革职，并即刻押解进京。官兵们随即上前将苏轼五花大绑了起来，有目击者称：“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2]
此刻，苏轼全家老小呼天抢地，百姓成群含泪相送，而同僚们大多畏避不出，不少与苏轼有过交往的朋友也尽量与其撇清关系。这一年，长子苏迈[3]已过弱冠之年，颇能独当一面，获准随行照料父亲。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苏轼的继妻王闰之胆颤心惊，在摆脱另一批奉命搜查苏家的吏卒后，将残存的苏轼手稿付之一炬。
八月十八日苏轼抵京，登时被打入逼仄幽暗的御史台牢房。御史台大门朝北而开，又有数千只乌鸦栖于四围遍植的柏树之上，萦绕着一股肃杀之气，让人不寒而栗，因此人们又称御史台为“乌台”。其间，御史李定之流挖空心思在已刊印的苏轼作品中寻找“罪证”，企图从中找出一些讥刺新政的文字。此外，他们还不断收集散落在各方人士手中尚未刊印的苏轼的诗文，即当时人所谓的“诗帐”。但这还远远不够，那些与苏轼有书信往来的人员甚至被一一传唤问话。(www.xing528.com)
更为不堪的是，苏轼在御史台的大牢里还不停地遭到逼供、诟辱，甚至殴打。为将苏轼置于死地，各位御史们无所不用其极。关于苏轼的这次牢狱之灾，《宋史》如是说：“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4]从八月二十日到十月中旬，将近两个月夜以继日的审讯，一代文豪可谓命如悬丝。隔壁牢房也关押着一名苏姓官员，即伟大的科学家苏颂。他对苏轼悲悯不已之余，还将其遭遇记录在诗中：“却怜比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5]案件审到后面，连李定本人都感慨万千，他对同僚们说：“苏轼真是个奇才！连30年前所作的诗文，审问时随问随答，引经据典，竟无一处差错！”[6]
苏轼被关押期间还经历了一场“死亡”的洗礼，事情的原委大致如下：
长子苏迈负责父亲的日常饮食，两人曾私下约定：平时只送蔬菜与肉，一旦有凶讯，则改送鱼。一天，用资耗尽的苏迈出城借贷，因而托人送饭，但却忘记向那人传达这一密约。真是无巧不成书，那位朋友恰好给苏轼送去一份熏鱼。不明实情的苏轼见到熏鱼后大惊失色，随后洒泪挥毫留下一份遗书，暗地里委托好心的狱卒梁成代为转交弟弟苏辙。
当年，苏轼已经名闻天下，他的被捕自然成为一大社会新闻，江南地区尤其为之震动。苏轼在杭州、湖州等地为官时赤心为民，故深得人心。这些地方的百姓为感念其恩德，自发为其作“解厄道场”。苏轼听后感激涕零，在“绝笔”中嘱托家人将自己葬于湖杭一带。同时，也有不少有着官方背景的正义人士，包括苏辙、王诜、张方平、司马光、王安礼等都在设法营救苏轼，甚至连新法的代表人王安石都反对“诗案”。更为关键的是，仁宗的曹皇后（此时为太皇太后）因苏轼的入狱而郁郁寡欢，乃至病笃。彼时，神宗准备大赦天下为其请寿，而曹氏却果决地说道：“只放了苏轼一人足矣！”
在囚禁整整130天后，苏轼终于出狱。虽然在此之前，朝中一批奸邪之人也曾极力设法阻挠，却未能得逞。此后，苏轼与一个渺远而荒凉的地方结下了近五年的缘分，那便是黄州（今湖北黄冈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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