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辉与梦想：北京电影学院改革开放40年电影教育发展回顾与研究

光辉，会形成明亮夺目的光芒。在追求事业的时候，应该常常怀有希望、理想、愿望。“虽限山川，常怀梦想”五代·王定保《唐摭言·怨怒》。

于改革开放初期，各种思潮不断涌现，第一批招收的本科新生入学以后，学校领导和教师极为重视对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开始着手为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建立了一支专职和兼职的政治思想工作队伍，还制定了政治辅导员的工作职责。这一举措证明了学校党的领导小组，在学校恢复的开始阶段，就极为重视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重视对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基础影响和基础教育。

新生开学后的第一个月，1978年10月，由学校教师参加拍摄的电影故事片《火娃》拍摄完毕，并且在电影局顺利审查通过，开始在国内发行。当时学校教师的电影创作与新生入学，几乎是同时进行的。教师以自己的专业知识、感悟、观察和认识生活的态度，投入创作，在电影中表现其独特的创造性，其作品最终达到一种较高的艺术影响力量。在电影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同时，也是对其他艺术形式的包容。对中外电影艺术的融合，形成了自己的“学院派”流派和风格特征。这样的作品，在教学恢复时期，对学生和教学，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鞭策，丰富了学校的学术和创作氛围。这一切都说明了“文革”后的学校教师队伍，已经具备了坚实的电影创作基础和水平。

距离产生美，这是一个美学的命题，出自著名的现代诗人黄颖。

然而，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有时，距离并不一定会产生美。在现代社会，有时，时间距离、空间距离、心理距离，都会影响和削弱审美主体的审美效果。由于“文革”的历史原因，20世纪70年代的北京电影学院办学，还没有自己的校址。当时，是借寄在昌平沙河的朱辛庄，而且是占用了北京农学院的校舍。学院恢复以后，虽然基本办学条件还算比较具备，但是，由于学校离城里比较远，交通的不便和阻碍，教职员工的上下班，外请教师来校上课，学生观摩电影和参观实习，参观社会艺术活动和进行必要的观摩演出，都十分不方便。这是当时恢复教学后面临的最大问题，也对未来学院的发展有极大的限制和隐患。

当时，教职工也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择地新建校舍；二是仍然迁回城里原址，让当时文化部其他占用单位搬出。但是，大家内心深处，都显示出焦虑和无奈。由于历史的原因，学院整体迁回城里新街口外的小西天原校址，几经努力，原址迁回困难极大，几乎无望。又必须把占用的原农业劳动大学的校址，归还给北京农学院。所以，只能新建校舍，在北京市另行选择地址新建学校。

“文革”后学校第一部故事片《火娃》摄制组，全部创作人员、制片人员均由学院教师和教学辅导人员组成，图为《火娃》拍摄现场

1979年，文化部在接到北京电影学院的正式报告以后，先后两次正式书面向国务院请示、报告，希望为北京电影学院在市区北三环附近拨付10公顷建校用地，供学校未来建设新校舍使用。经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签署意见后，国务院于7月9日正式批准了这个报告，彻底结束了北京电影学院在校舍问题上的“颠沛流离”的状况。之后，学校组成了相关领导负责的新校舍基建筹备工作小组，开始进行了实质性的学校新建校舍建设的筹备工作。这实际上是从1978年开始恢复正规电影高等教育以来的一个根本性和关键性的问题和决定。从此，为开始谱写的中国电影高等教育的第一个乐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化部电影局，在当时极为重视电影创作和生产的情况下，在北京召开了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全国范围规模较大的电影故事片厂长会议。鉴于学校成立了北京电影学院原建制实验电影厂基础上的青年电影制片厂，并将其电影生产和创作，纳入学校的整体教学内容和国家序列，学校专门派人参加了会议。会上文化部电影局的领导同志，对电影学院的这一通过建立青年电影制片厂，为解决教师、学生的艺术实践摄制故事影片，进行实践特色教学的意见和设想，非常支持。

“文革”后期，学校为了保证电影的正常生产和后继有人，在工农兵中招收了部分专科的学生，受电影极左路线干扰，教学也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一味强调文艺为当前政治服务而忽视了专业教学，以深入生活代替教学，以下去（到基层）参加实际拍摄替代创作的情况比较普遍。实践课、社会实习课时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学生实际专业课学时严重不足，其结果是学生无法系统完成和掌握电影制作的基本技能和知识。

历史是一种进程、沿革。历史是延伸、传承、积累和扩展的轨迹。激荡与激动，由于受到刺激而出现的感情冲动与激励，从瞬间会延续到整个或者长久的过程。新生入学，教学的开课，教师们用自己的理想和行动，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留下了一笔与历史同样辉煌的宝贵资源，创造了改革开放初期北京电影学院所具有的学校、艺术、专业与人文、社会相互促进与交汇的历史。

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电影为国家承担了更多的教育人民、团结人民、鼓舞人民的作用，尤其是为国家的文化建设和政治宣传起到无可估量的贡献。尽管在“文革”长达10年的时间中，尤其是在后期，电影成为国家重要的政治工具，也承担了国家文化和教育的重要内容。在人民群众和年轻人中培养了无数的电影痴迷者，有着非常广泛的电影爱好者基础。

1977年、1978年国家高考的恢复，在心底唤起了年青一代对生活的渴望。大学教育重新回到了社会生活中，青年人有了新的奋斗目标。招生后，学校主要的工作精力，是在迅速恢复建设和整顿教学秩序上。学校极为重视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坚定地执行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对学生进行了坚持正确的文艺方针和文艺方向的教育；不仅重视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重视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教育，同时还重视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举办形势报告会，使学生深入了解社会改革和国家的发展，特别是对社会、工农兵和群众生活的深入了解。(www.xing528.com)

国家正处在“百废待兴”的恢复和发展阶段，学校的电影教育和电影人才的培养需要紧跟国家、社会发展的形势和需要。学校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积极贯彻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方向，再现社会发展和人民朴素的真实生活。

当时的教学中的影片观摩，条件不是非常好，但是可以保障。学校积极利用多种方法，通过文化部和电影局调集一批早期国产电影和进口资料影片，组织教师和学生观摩。同时，对外开展联系，组织教师和学生观看其他单位的内部电影放映资料。聘请国内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著名学者、专家、电影艺术家，在看片以后，有针对性地为学生进行授课、讲座。为了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特别是加强教师的创作能力，学校自己开始着手组织电影拍摄，并派出教师外出创作开展合作拍摄，积累教师的电影创作经验。

经过“文革”的中国社会，开始在思想上不断进行反思和总结。教学中，尤其在“78班”同学入学初期，就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关于解放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同时，也经历了电影理论界关于电影观念和电影特性的大讨论过程。1979年，文学系教授发表了《丢掉戏剧的拐杖》论文，探询电影艺术与其他艺术的区别和特性上的差异，强调要丢掉戏剧的拐杖的精神，突出和表现电影艺术自己的特性。1979年3月，导演系教授和作家夫妇两人在《电影艺术》上，也直言不讳地发表了《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旗帜鲜明地亮明观点。根据西方的电影理论，从社会现代化、电影现代化的高度，提出我们的电影语言也需要现代化的新观念和理论，并积极地进行理论总结和电影艺术创作实践。1980年，电影理论家提出了电影和戏剧“离婚”的理论观点，就是要强调电影的独立和特性以及与其他艺术类型的区别，强调淡化电影中的戏剧性和戏剧的因素，归还电影的综合特性。各种各样的杂志、研讨会以及对世界电影和中国电影的学术探讨，也影响、改变了学校教师和学生对电影艺术的认识和对社会艺术思潮的理解。

在教学中，教师们压抑了10年的学术思考，也向火山一样爆发。文字和语言成为最重要的宣泄形式。他们也相继发表了一些关于当时中国电影现状的学术文章，阐释和表明自己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成果。教师们在工作中、教学中，对这些局部的认识和成熟的思想，对一些不是十分成熟的理论观点，都明确表达出来，或者直接进行深入分析和讨论。在各种各样的课程中，同学生进行思想和语言交流。开展关于电影本体和电影理论的学术探讨，影响和改变了学生对电影艺术、电影理论的重新认识，加深了对社会艺术思潮的理解。

理论的研究，触及各系教学观念和思想的问题。在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活跃时期，关于电影理论的探究和讨论，成为对电影专业教学和电影理论研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国家的电影内容和风格，长期受到苏联电影创作的影响。在“文革”期间一直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电影未来的发展，在理论上产生过动摇和彷徨。在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文艺方针和风格流派的主流意识形态下，对电影本体和电影特性，学者们重新提出质疑和重新认识，带来的便是一系列的学术上的争论和理论上的探究。

学校教师在理论上提出的这些问题，引起了电影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开始带动和推动了中国电影理论界的思考，开始关注对电影本性的重新认识、学习与研究。对于电影语言的重新认识，对于电影专业的学术认识，对于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等问题，成为论争的焦点。这个讨论，以更前瞻、更务实、更系统的视点，研究电影的理论问题，思考新时期电影的发展。这个问题的提出和理论的展开，在思考中注入了全新的电影观念的内容，直接影响了中国电影理论界的学术风向，推动了国家在专业层面上对电影理论的研究。

从今天的角度和认识来看，其当时的社会意义、学术意义，不仅仅在于解决、提出的学术命题，也预示了作为电影专业学者的教师们，对在振兴和繁荣中国电影创作过程中对电影理论问题的思考，表明了学校对理论学术问题的思想解放，说明了学校改革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标志着在理论的思维上，保持对世界电影的关注和对理论研究的敏锐，更在高层次上显示了当时学校学术氛围的浓厚和自由。

从那时开始，学校的教师一方面坚守在中国电影创作的前沿，另一方面冲锋在中国电影理论研究的前沿。当时在电影理论研究方面，更多地是通过对世界电影历史和理论研究的文章和书籍，较为系统地介绍与翻译西方电影艺术理论，使学院及时了解理论动态，形成了一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呼应。教师们的教学理论研究工作、电影艺术创作，作为学校的以创作实践为教学特色的雏形，形成了非常鲜明的互补趋势。

正是学校的教学特色和历史传承，使得众多教师本身就具有学术研究和理论意识的敏感。在具备了扎实的实践经验的同时，也具备了多元、清晰的理论积淀。即便在我国中断了整整10年的电影教育的情况下，学校也能在恢复招生以后，迅速占领和领导新时期的中国电影理论的潮流。这些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而完全在于学校本身的学术历史渊源、经验积累和教师自己的研究和努力。

《樱》海报

从1979年开始，学校就始终关注自身的电影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并能够融入中国电影的创作中。除了当时最早将教学和创作作为学院教学发展的主要发展方向外，学校尤其重视教师作为主力的电影创作。学校第一次组成故事片《樱》摄制组。这是主动吹响了电影的“进军号”。《樱》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是学校电影策划和创作，是在文化部有关部门支持下，在“文革”以后，恢复办学初期，自行筹措资金投产的第一部独立出品的故事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