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济会分支众多，全球管理中心神秘至极

虽然共济会在建立之后一直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但是正如前文所说的那样，共济会里有很多来自各国的财阀和政要，正是在他们的庇护和扶持之下，共济一路“势头良好”地发展到了现在。如今，共济会会员已经遍布在世界各个地方，可以这样说，世界上所有的行业当中都有共济会会员的身影。

共济会虽然分支众多，但是它却只有会所和总会所两级组织。我们在前文中已经说了，会所也就是共济会会员聚集的地方，而总会所则是比会所高一级的组织。不过，直到今天，共济会仍然没有一个可以统辖全球的管理中心，据说，不设全球管理中心的原因一是因为各国国情不同，不方便设置全球的管理中心；二是为了避免被人“一窝端”。

不过，关于共济会的全球管理中心还有一种说法，那就是共济会的全球管理中心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这个管理中心由于过分的神秘而不为人知。

虽然共济会没有一个统一的全球管理中心，但是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却有不少的共济会总会所，这些总会所虽然形式、规模、章程都不同，但是它们之间却是平等的，在级别上没有任何高低之分。

英国共济会

前文中已经说了，英国共济会在建立之初就开始宣称任何有神论者都可以加入共济会，但是实际上却只接受白人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入会，而且英国共济会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加快自己的发展速度，一直绞尽脑汁地拉拢贵族，尤其是英国王室入会。

1721年，英国的蒙塔魁公爵担任了英国共济会第二代总导师，从此英国共济会就成了一个为英国贵族服务的组织；1722年沃顿公爵成为共济会在该年度的总导师；1737年3月5日，英国国王乔治二世的长子在共济会位于伦敦的一个临时会所当中加入了共济会；此后，乔治四世、乔治六世、爱德华七世、爱德华八世等多位英国国王都是共济会会员。不过，由于共济会明令禁止女性入会，所以英国的几位女王都不是共济会的成员。

英国共济会在建立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走的都是精英路线。

走精英路线固然使得共济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精英们的互不服气，使得共济会出现了“一马N个头”的现象，最终导致英国共济会在1753年分裂为古典派和近代派两派。这两派互不相让，经常在公开场合因为某个问题争得鸡飞狗跳，甚至还会打成一团。直到1813年，争吵了多年的两派才宣告和解。

两派的和解并没有给英国的共济会带来好处，在两派竞争的时候，双方出于好胜心理，反而做出了不少的成绩。但是在和解之后，竞争没了，那种在两派的竞争之中所产生的对社会改革的锐意和先驱性也随之丧失了。

但是，共济会给英国带来的负面影响绝对不止减缓改革进程这么简单，据说，北美独立运动就是在共济会的影响下发动的，而且也是在英国共济会会员的影响之下，英国政府才最终同意了北美殖民地的独立。事实上，北美独立运动的先驱几乎全部是共济会会员，在《独立宣言》上签名的56位美国的开国元老当中不少人被证实或者是共济会会员，或者是共济会的效忠者。

英国共济会被王公贵族所充斥的现象一直持续到了19世纪中后期，后来由于众多信仰天主教的民众极力反对，才让此后英国的高级神职人员、财阀、贵族以及政府官员不再像以前那样“踊跃”加入共济会了。

后来，鉴于英国民众对共济会的强烈反感和排斥，2005年6月，英国国会还颁布了一个针对共济会的法令，在这个法令中，英国官方明确规定，所有议员，无论隶属于上议院还是下议院，都必须向社会公开他们是否隶属于共济会。显然，那些隶属于共济会的议员在参加竞选的时候会处于劣势。

法国共济会

目前，笔者已经无从考查共济会正式在法国扎根的时间了，笔者只能说，共济会大约是在1688年传到法国的，而法国境内的第一个共济会会所却不是由法国人建造的，而是由一些来自英国的共济会成员于1721年在法国的港口城市敦刻尔克（Dunkirk）建造起来的。

1738年6月24日，法国第一座共济会的总会所，也是欧洲大陆最早成立的共济会总会所正式建立。

正如前文中所说的那样，罗马教廷一直和共济会明争暗斗，曾经在18世纪担任过罗马天主教皇的克莱蒙十二世就在1738年以教皇的身份颁布过严禁天主教徒加入共济会的命令，同样，教宗本笃十四世也在1751年以教宗的身份颁布过禁止天主教徒加入共济会的命令。虽然天主教是当时法国的主流教派，而且绝大多数的法国民众也信仰天主教，但是天主教皇的禁令却没有影响共济会在法国的发展壮大。

在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爆发之前，已经有十几个规模不小的共济会会所在法国建立了。

与英国共济会一样，法国共济会在建立初期同样采取的是“精英政策”，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法国共济会在18世纪初期就出现了明显的排斥普通民众的特征，所有那些想加入共济会的下层人民都吃了闭门羹。正是因为法国共济会对普通民众的排斥，才使得法国共济会的绝大多数成员为贵族、高级教士和在政府根基很深的中产阶层。后来，随着法国共济会的势力不断扩大，很多法国军队的高级军官都成了共济会的成员。

1804年11月6日，著名的拿破仑一世成了法兰西帝国的皇帝，在拿破仑登上皇帝宝座不久之后，他的哥哥约瑟夫·波拿巴就成了法国共济会的总导师。由此可见，共济会在法国的影响力着实不小。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法国共济会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所以如今的法国共济会当中到底有什么人，他们到底在暗地中进行什么活动，笔者就不得而知了。

德国共济会

提起德国共济会，就不能不提起一个曾经被人误会为德国共济会前身的组织——德国石匠行业总会。

前文中已经说了，共济会是在17世纪或者18世纪为世人所知的，但是早在1250年，德国科隆市就已经出现了一个石匠行业总会，而且这个石匠总会所的标志就是圆规和矩尺。

15世纪末，德国的石匠在德国的斯特拉斯堡举行了一次石匠集会，也就是在这次集会上，石匠行业总会颁布了石匠行业的会徽，同时还将石匠行业总会分成了科隆和斯特拉斯堡两个分会所。此后这两个分会所开始具体分管德国各地的会所。据说，正是因为石匠行业总会一分为二，才有了后来的东德、西德，当然，这也只是“据说”。

虽然德国石匠行业总会在发起人、标志等方面都与共济会十分类似，但是从根本上说，它只是一个石匠的行业总会，与政治气息极浓的共济会有着天壤之别，与共济会的阴谋更是不沾边了。

1737年12月6日，德国共济会正式成立，这些共济会成员可谓是名人云集，著名的腓特烈大帝就曾经在1739年担任共济会的总导师。

德国共济会在建立的初期，一直宣扬其宗教平等、信仰自由以及兄弟平等等先进思想，一度还成了近代启蒙思想的宣传阵地。

1771年10月14日，德国著名的戏剧家、美学家、文艺批评家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在德国汉堡加入了德国共济会的某会所，不久就成了该会所的导师。

莱辛在加入共济会不久之后，就出版了著名的《共济会员对话录》，直到今天，这本著作仍然是学术界研究共济会的重要资料。

在成为共济会导师不久之后，莱辛又为共济会做出了另一个重要的贡献——倡议接纳犹太人加入共济会。看过本书前文的读者肯定知道，在当时的欧洲大陆，犹太人地位十分低下，在欧洲的很多国家，犹太人甚至没有公民权，自然也就不会被一直走“精英路线”的共济会所接纳了。不过，随着欧洲社会的改革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的日益发展，欧洲犹太人的聪明才智渐渐显现出来，很多犹太人，如尤海涅、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伊德等或者凭借自己的智慧成了学界翘楚，或者凭借自己天才的经商头脑成了腰缠万贯的财阀，自然，吸纳这些有才又有财的犹太人加入共济会也就成了共济会的主要任务。莱辛的提议恰好满足了共济会的需要，自然也就被共济会所接纳。从此，共济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在这里，笔者不得不插一句，正如前文所说的那样，犹太人有着超越其他种族的团结性，一旦某个犹太人加入某个团队之后，他们会想方设法地将其他的犹太人拉进这个组织，然后将这个组织变成犹太人的组织。正是由于犹太人的这种性格特点，使得共济会一度在很多天主教徒的眼里成了犹太人的共济会，自然，也就出现了前文中所说的犹太人和天主教会长达几百年的斗争。(www.xing528.com)

与其他共济会的硬朗的会徽不同，德国共济会最早使用的会徽是一朵蓝色小花——勿忘我。虽然这朵蓝色小花并不起眼，而且这个会徽的历史也并不长久，但是这个徽章却对德国共济会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

1926年，位于德国魏玛市Zur Sonne酒店的共济会总会所就以蓝色勿忘我小花作为了德国某共济会会所的会徽。但是不幸的是，在20世界30年代，当纳粹主义在德国兴起之后，专门生产这个会徽的工厂在1938年被德国纳粹党定为募捐机构。德国纳粹党根据这个工厂的客户资料顺藤摸瓜，找到了很多共济会会员，以至于大批的德国共济会会员遭到了纳粹的迫害，甚至不少共济会会员在纳粹集中营中被迫害致死。

二战胜利之后，不仅仅是德国，还有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共济会会员都开始佩戴这种蓝色勿忘我徽章，以此纪念那些在二战中死去的共济会会员。

俄国共济会

在介绍俄国共济会之前，笔者要先说明一下，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俄国从古到今有多个称呼：俄国、苏联、前苏联、俄罗斯……为了叙述方便，无论是哪个时代，笔者一律将其称之为俄国。

关于共济会在俄国的起源时间，在我国著名学者、历史学家、国际政治知名评论家何新同志所著的《共济会在俄罗斯1917年革命中的作用》一文中是这样说的：“……关于共济会传入俄国的时间在俄罗斯学术界目前尚存在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早在17世纪末彼得大帝时期俄国已经有共济会存在了，彼得大帝本人即是共济会会员，他是被英国共济会总会的创始人克里斯托弗尔·弗莱恩（Кристофор врен）吸收为英国共济会成员。列福尔特（Лефорт）是当时俄国共济会的领袖，戈尔东（Гордон）是俄罗斯共济会第一监督人，第二监督人就是彼得大帝。也有学者认为彼得大帝是1717年在第二次去西欧旅行时把共济会的章程带回俄罗斯，然后命令在这个章程基础上于喀琅施塔得建立了共济会俄罗斯分会。多数俄罗斯学者认为，俄国共济会成立于1731年前后。在这一年，伦敦共济会分会的领袖洛弗尔勋爵（Lovell）任命俄国人乔治·菲利普上尉为共济会俄国分会的领导人……”

由于共济会的行踪过于诡秘，所以共济会在建立几十年之后，一直没有史料记载共济会的活动，直到18世纪末，俄国共济会渐渐变得宽松起来，关于共济会的重要资料（如入会申请书、会议记录、成员名单、会员日记）和证据（共济会在其各种特有仪式中所使用的物品）才得以保存下来。

俄国共济会诡秘到了什么程度呢？据说，俄国共济会会员之间都使用秘语交流，即使是在没有他人在场的时候，也使用这种类似“黑话”的语言交流。很多共济会会员之间在相互通信的时候还会使用一种谁也看不懂的，类似“鬼画符”的符号进行交流。而且绝大多数共济会会员，在他们相互通信的时候，即使信件当中没有任何秘密的事情，看完之后也会立刻烧毁。

共济会在进入俄国之后，依然走的是精英路线，在何新同志所著的《共济会在俄罗斯1917年革命中的作用》一文中对共济会进入俄国之后的发展情况是这样说的：“……共济会进入俄国后，首先在俄国上层社会传播开来。居住在俄境内的外国人对俄国共济会的组织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英国人和德国人，而俄国人在早期的俄国共济会分会里只处于次要地位。共济会传入俄国后很快被一些欧化的贵族接受……依据一些新发现的历史文献，如俄罗斯共济会组织‘俄罗斯人民的大东方’的秘书长H.B.涅克拉索夫（H.B.Hекрасов）在1920年～1930年被审讯期间所作的笔录，历史学家雅科夫列夫指出当时俄国国家杜马中存在共济会组织和活动的大量事实，在苏联历史上确定了俄国共济会在革命前后政治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H.B.涅克拉索夫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口供中交代：当时俄罗斯共济会组织‘并不追求数量，而是挑选那些道德和政治上比较纯净的人，除此之外更多的是挑选那些拥有权力和享有很大政治影响力的人’。”

俄国共济会表面上的口号是建立一个超越所有民族、国家乃至于宗教、文化的所谓的“大同世界”，并且在这个“大同世界”当中实现他们一直倡导的自由、平等和博爱，但是共济会又同时主张减弱教会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因为在他们看来，宗教和国家以及那些宗教化的道德标准都是人类自我完善过程中的障碍，应该予以消灭。

正是出于上面所说的原因，共济会在进入俄国之后，就成了东正教的最激烈的反对者，而俄国东正教也把共济会看作一种反对信仰、教会乃至宗教和国家的阴谋组织。

1932年，俄国东正教流亡西方的高级僧侣会议代表、主教安东尼曾经公开声明：“共济会是一个聚集世间所有阴谋的力量，以破坏我们的国家和信仰为目的，从而给俄国带来灾害的秘密组织。”无独有偶，俄罗斯东正教大主教吉洪（AрхиепископTихон）也曾经说过：“为了不让共济会的阴谋得逞，我建议所有的东正教徒都要诚心地发誓，以证明我们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不会参加共济会，也不会与共济会有任何的交集。”

1961年版的《奥日科夫俄语词典》对共济会的解释是：“религиозно—философское течение смистическтми соединявшее задачи《нравственного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я》с реакционными взглядами в политике.”

这段话表面的中文意思是：“共济会是一种产生于18世纪的宗教流派，这种宗教流派经常会举行一些诡异的仪式，而且还经常会把一个人是否具有反政府观点看作一个人是否具有完善的道德的必要标准。”

1990年，俄国历史学者A·阿弗夫赫出版了一本名为《共济会员和俄国革命》的著作。在这本著作当中，作者对俄罗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与俄国共济会会员的关系以及一系列的相关问题做出了研究。在本书当中，作者认为，在反对沙皇俄国的十月革命当中，共济会曾经以相当快的速度建立了针对这次革命的指挥部以及各种分部，同时还主动地在各个反对沙皇的革命党之间“穿针引线”。据说，对于当时效忠沙皇的那些警察机关和情报机关来说，共济会的可怕程度都超过了革命党本身。

直到今天，俄罗斯主流学术界对共济会的评价仍然是负面的，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共济会是一种以统治世界为目的的秘密团体。

中国共济会

目前，在史料中记载共济会在中国最早的活动时间是1759年年末。那一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瑞典分公司的一艘名为卡尔王子号（Prince Carl）的货轮抵达了广东沿海，乘坐该船而来的所有的共济会成员在登陆之后就举行了一次相对正式的集会。

几年之后，就在清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英国共济会在广州开设了第407号分会，虽然这个分会是在中国开设的，但是分会的成员仍然以外籍人员为主。据说，正是在这个407号分会会员的努力之下，才有了后来的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中国被迫增加了多个通商口岸，英国、苏格兰、爱尔兰、德国、美国等多个国家共济会会员也随着东印度公司运来的鸦片或者列强的士兵来到了中国。

那些共济会会员到了中国之后，为了方便活动，在中国的上海、宁波、天津、九江、青岛、威海等多个通商口岸和港口城市建立各自国家的共济会会所。后来，经过这些共济会会员的“努力”，欧美诸国的共济会会所又扩展到了南京、北京、哈尔滨、成都等内陆的重要城市。

鸦片战争之后，虽然共济会在中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1849年之前，中国一直都没有一所共济会的“专用”建筑。直到1849年，英国共济会才授权在上海的南京路上建成了第一座共济会“专用”建筑，1861年第二座共济会建筑才在广州东路建造起来。后来共济会又在上海的外滩、北京西路等地建造了共济会“专用”的会所大楼。但是由于多年战火的摧残，如今只有位于上海北京西路1623号（现为上海中华医学会的办公大楼）被保留下来了。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栋大楼上面有明显的共济会标志——六芒星。

正如前文所说，共济会在中国的会所是隶属于各国分会的，因此这些会所当中的成员也以外籍人士为主，只有菲律宾共济会主要成员是华人。

1949年，中国美生会（“美生”为mason的谐音）在上海成立，蒋纬国（蒋介石的儿子）任该会的第一任会长。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一直秉持对人民信仰自由的尊重精神，始终没有禁止共济会的活动，全国各地的共济会分会仍然照常举行集会。但是由于当时的绝大多数民众都积极投身于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当中，根本没有时间顾及共济会的活动，再加上很多共济会会员在解放之前是剥削人民的奸商，还有些是外国的传教士和资本家，这些人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或者回国，或者被人民政府依法逮捕，因此很多共济会会所就自然解散了。

1952年，位于上海的美国共济会会所American Temple及前文提到的上海的中国美生会（中国共济会总会）因为会员过少而自然关闭。1954年，中国美生会在台湾复会。

1844年4月29日，香港第一个共济会会所在维多利亚岛建立，不久，共济会英格兰总会在香港建立了雍仁会馆，作为共济会英格兰总会在香港的会所。1845年4月3日，部分在香港的英格兰共济会会员在雍仁会馆举行了第一次集会。后来，由于日本占领香港，该会所曾经一度迁至广州和上海。1952年，该会所在香港复会。目前该会所位于香港坚尼地道1号。

据说，多位香港前总督如夏乔士·罗便臣、麦当奴以及卜力都是香港共济会会员，世界级富豪李嘉诚、曾任香港马会副主席的周湛燊等商界大亨也都是共济会会员。

提起中国共济会，就不能不提起胡适，虽然如今的人们把胡适上升到国学大师、进步学者的高度，但不可否认的是，胡适长期在学术圈中打压不同信仰的学者，尤其对信仰共产主义和信仰天主教的学者打压得尤为严重。

胡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倾向，就是由于受共济会的影响。

根据美国共济会的有关资料记载，1910年，19岁的胡适考取了第二期官费留学生赴美留学，抵美之后进入共济会主办的康奈尔大学读农科，不久之后又改读文科。1915年，胡适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师从美国共济会的33级大师约翰·杜威，后来在杜威的介绍之下加入共济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