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民俗：现代化生活方式及衣食住行习俗变化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旧时受地域限制，文化交流缓慢，往往百里之外就会出现衣服饰物不同，饮食风味不同，房屋建筑不同，车船形制不同，概而言之就是在风俗习惯上往往表现出显著的地域区别。但到了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交通和通信条件极大便利，尤其是流行文化大行其道，使得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被越来越多的人接纳，人们的衣食住行习俗渐趋统一。

【蜀黍养人还是䅟子养人——河东饮食】

民以食为天，吃饭是老百姓最大、最重要的事情。过去人们见了面，相互打招呼都是“你吃了没”。

河东地处沂沭河冲积平原，间有低缓丘陵，土壤肥沃，旧时除了出产多种油料作物、水果外，粮食作物品种也十分丰富，有麦、稻、黍、小米、荞麦、䅟子等，其中因为䅟子耐涝、不计土地瘠薄并且产量相对较高，叶子还可以用来做蓑衣、苫屋，做饲料喂牲畜，因而被大面积种植，成为河东老百姓的主要粮食，临沂县志记载：“沂东及沭河沿岸……以此为主要食品。”

20世纪50年代以前出生的河东人，对䅟子印象深刻，他们常说的一句俗语叫作“看看是䅟子养人还是蜀黍养人”，用来证明自己才是靠得住的人。和他们不同，20世纪60年代及70年代初出生的人则对地瓜有着独特情感，因为当时地瓜产量大，晒干的地瓜干可以长时间储存，被大面积种植，成为河东人的主食。为了让地瓜早播高产，20世纪60年代河东区域的人们还试验用火炕育苗。汤河故县村的刘敬邦当时下过东北，懂得烧火炕的原理。他回家后，发明了地瓜育苗的“回龙炕”，就是在地下挖一米深，布置几折几回的烟火道，上覆柴草牛粪等易腐及保温物品，然后覆土栽植地瓜种，再盖一层草苫保温。每天晚上炕中烧火加温，催地瓜苗早长早发，能比传统育苗提前40多天栽植。这一方法，曾被当时河东区域内很多公社推广。

地瓜高产，逐步解决了吃饭问题，但由此也带来繁重的劳动：冬天要储存好地瓜种，春天畦（河东土语读音xí）地瓜苗，夏季初扶地瓜沟，揠地瓜苗，地瓜苗成活以后要拔草，隔几天就要翻一次地瓜秧，终于等到秋季收地瓜，要一墩一墩地刨出来，一个一个地用“推子”切成片晾晒在地里，如果半干的时候赶上下雨，就要全家出动，把一片一片的地瓜干快速捡起来，装到麻袋里抢送回家。送回家后要找地方晾好，防止长毛变霉。整个过程像打仗一样。有的小孩子动作不利索，或者耽误了抢收地瓜干被淋在了地里，脾气暴躁的家长会责骂孩子甚至大打出手。这也是当年很多孩子痛恨地瓜的一个原因。

刨地瓜收地瓜的时候，还要把一部分鲜地瓜储藏到地窖里。这样，以后的日子就“口味”难改了，几乎是顿顿喝地瓜粥，吃地瓜煎饼。当然，对那些年代的半大孩子们来说，最犯愁的还是推磨，家长往往天不亮就把他们叫起来帮忙推磨，抱着磨棍在磨道里边走边睡的情况，恐怕当年每个孩子都有过，恍惚间还会把磨棍插到磨出来的糊子里，惹得大人一顿呵斥甚至责骂。

当年，确实是靠地瓜养活了人，地瓜功不可没，但是说起地瓜来，经历过那些年代的人却习惯说“让地瓜伤着了”。河东人取笑谁脑袋瓜转得慢、不聪明，还习惯说某某是“吃地瓜长大的”。现在一到冬天，大街上就有卖烤红薯的，甜香的味道飘得很远，孩子们大都喜欢吃烤红薯，但当听到父辈谈起对地瓜的复杂情感，往往一脸茫然，表示很难理解。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品种的优化和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种植地瓜的少了，小麦、水稻、玉米成了河东的主要粮食作物。

说到水稻，就不能不提20世纪50年代的河东“稻改”。正是因为河东在全省率先推行稻改获得成功，临沂的水稻种植才多起来。当时，汤河公社程子河大队（今汤河镇大程子村）是最先开展稻改的大队之一，1961年试种的18亩涝洼地水稻一举获得成功。大队党支部书记许守文还因治理黑土涝洼、抓稻改有成效，出席了全国首届民兵代表大会，受到毛主席接见。1962年，试验成功的程子河大队派出技术员到今太平的东张屯教插秧，东张屯的稻改也大获成功。《人民日报》1964年刊发长篇通讯、1965年刊发社论和评论员文章，盛赞当时河东的稻改做法。20世纪60年代的河东，前来参观学习的络绎不绝，河东的稻改村一时成为山东省乃至全国的典型。

当年为支援河东稻改，临沂地区和县里先后派出大量技术人员进村指导。当时的地区农业局青年技术员陈永禄被派到大程子河指导稻改，在共同的劳动中，他与这个村的姑娘周丙馨产生爱情并组建了家庭，留下一段佳话。这位技术员此后就长期留在了程子河村，再也没有回城。后来，还相继开展了南草北移、南竹北移、南茶北移等试验，都是对改变种植结构做出的积极探索，也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只是到了现在，当年声名远播的“稻改运动”变得鲜为人知。

旧时在河东，粮食作物大都加工成面食来吃。加工面食主要靠石碾、磨、碓等工具，待粮食被碾碎后，用一种粗细不一的箩子筛出面粉，加工成各种食物，比如蒸馍馍、做窝头、擀面条、包饺子、烙油饼。当然普通人家最主要的加工食物还是煎饼：䅟子、地瓜干、玉米棒子用水浸泡后，用磨碾成糊状，再用鏊子烙成煎饼。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䅟子、地瓜干等粮食里面还要掺上谷糠、花生壳等一同碾磨，这样烙出来的煎饼非常粗糙，而且容易破碎，用河东的土话说是“窝不上个”，只能用手抓着吃，味道苦涩，但总不至于挨饿。用小麦做的面食很少，因为过去小麦产量低，麦子面的食物十分稀罕，绝大多数河东人只有过年过节、办喜事或者招待十分尊贵的客人，才能吃顿麦面饺子、白面馍馍，“吃顿饺子跟过年似的”。

20世纪60年代大批外地人前来参观学习河东稻改经验（资料图片）

河东人的饮食习惯是一日三餐，分别叫早晨饭、晌午饭、晚上饭。三餐之间吃东西叫“垫补”，如果孩子饿了却不到饭时，就会找点零食给孩子吃，说：“你先垫补垫补。”吃饭时都是一家人围坐在饭桌前，边拉呱边吃饭，尽管有“吃不言睡不语”的古训，但平常人家多不以为意。主食之外，早晨饭和晚上饭一般都要做“糊粥”（河东土语读音为“胡豆”），就是在烧开水后下进去各种面粉做成的稀粥。新豆子下来的时候，有的人家还会把少量豆子用碓捣碎放在“糊粥”里一块熬，出锅前撒上几片“茵菜”叶子，捏上点盐粒，称之为“咸糊粥”，非常美味。

过去生活条件一般的人家，在农闲时间或者白天短夜晚长的冬天，也有吃两顿饭的。如果遇到粮食不足的年景，一家人就要常喝菜粥充饥。河东人最熟悉的菜粥一是地瓜菜，二是“渣豆腐”。地瓜菜就是熬上一锅地瓜粥，放进去一些菜叶子，煮得半烂，用碗盛着吃，既当饭又当菜，这样干粮就会省出来。做“渣豆腐”的主料多是嫩地瓜秧子、鲜芋头秸、茼蒿、小苔菜、方瓜，甚至“七七牙”“小灰菜”等各种野菜，切碎后和磨碎的豆子一同放在锅里煮熟。现在，河东人做的“渣豆腐”则讲究多了，里面不仅有黄豆还有花生，吃的时候还要就着各种调好的酱料，甚至成了饭店里常备的一种美食；河东人喝的稀饭也精致多了，大多是大米小米熬成的，还有的人家注重养生，做稀饭时放进去大枣、栗子、花生、核桃仁、小豆、绿豆、黑豆等，熬出来的稀饭香甜可口。饮食的变化，是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最直接的印证。

旧时，只有招待客人、办红白事等在酒席上摆的各种菜才叫菜。酒席上的菜视客人数量及亲贵差异而准备，有四、六、八、十盘不等，但都必须是双数。如是重要客人，还要请人作陪。婚宴讲究“三大件”“八大碗”，“三大件”一般是指肘子、参头、整鲤鱼；“八大碗”一般指一碗拆鸡肉、一碗鲫鱼、一碗方肉、一碗鸡蛋、一碗粉皮、一碗豆腐、一碗炸虾、一碗丸子。农村现在还经常称呼吃喜宴为吃“八大碗”。喜宴有很多讲究，比如最重要的是把当大客的招待好。所谓“大客”，在河东的地方风俗中，是指儿娶女嫁大喜事中，新郎家对新娘家贵宾的尊称。“大客”是相当重要的角色，一般是新娘的叔叔与哥哥担当此任，而且还必须属相合适，河东叫作“使得着”。男方要安排辈分地位相当的人陪客。

待客时桌子的摆放也有说法。有这样一个故事，在太平某村，某年有户人家给孩子办喜事招待大客，大客进了房间后刚要落座，却又站起来走了出去，陪客的人一脸不明白，反复邀请大客进屋，人家就是不进。僵持不下的时候，主人家有懂行的人进屋看了看，连忙叫人把摆酒席的桌子调整过来，大客这才进屋就座。事后说起来，主人家才知道原来招待大客的桌子桌面缝隙方向必须横着不能竖着，如果是竖着摆放，那就是对大客的不尊重。上菜的顺序也不能错，否则同样会引发大客的不快。通常都是“三上三下”，即先上茶碟，茶碟是几样点心，如羊角蜜、“大雁屎”（现在叫江米条）、江米果子、到口酥，同时要上茶碗，让客人喝茶吃点心；上旱烟叶，供喜欢吸烟的客人自己碾碎放在烟袋里抽烟。待客人吃喝一回，提盒送菜的人就要收拾走碟子茶碗，抹干净桌子，接着上四碟小菜，通常包括一碟变蛋（松花蛋）、一碟香肠、一碟芹菜炒肉、一碟藕片炒肉，同时上酒、劝酒。待客人再吃喝一回，提盒送菜的人就要再来收拾走碟筷，抹干净桌子，接着再上八大碗。通常都是上一个菜吃一个，然后撤掉，等到上丸子的时候，客人就知道菜上完了。这个时候就要上“腰饭”，吃一会腰饭，客人要“散座”，也就是中间休息，休息一会回来后重新落座喝酒。因为程序多而复杂，当大客的往往会喝酒喝到很晚才结束。

至于小客席上，上菜上饭也要按照一样的顺序。过去农村孩子最盼着解馋的机会，除了过年就是出去当小客。因为能去当小客就意味着要吃一顿丰盛的酒席，开荤解馋。在一年到头见不到几个“荤油星”的年代里，没有什么比去当小客更有吸引力了。本门（家族）里谁家闺女出嫁，按照约定俗成，没出“五服”的各家都至少去一个当小客送亲的。年龄大些的孩子或者成年人，要帮着抬嫁妆，稍微小点的跟着走。如果路比较远，则一般不会让太小的孩子跟着。当小客坐席时，主家上了茶碟后，有经验的往往每样只吃一点，好留着肚子吃后面的大鱼大肉，没经验的往往一上来就放开胃吃，等到上鱼、肉的时候反而吃不进去了。如果小客席上有长辈、老者，小客们就要守规矩，都要听他的，由他先动筷子，比如他用筷子指着哪个菜说“来，叨着”，大家才去夹哪个菜吃，否则会被斥为“没教养”。当小客的最不愿意和上了年纪、“净道道”的人坐在同一桌。而孩子们在一桌，就少了客套，挥起筷子、动起“两双半”（指用手抓菜吃）上来一个菜吃一个菜，个个碗碟吃个精光。孩子小嘴上吃得流油回到家，大人就会问道“你这回可解馋了吧”。

对于日常吃饭就的各种菜，河东人不称作菜，而是统称为“就吃”。过去河东人一年四季最常吃的“就吃”是咸菜：春天揉香椿芽，夏天捂豆酱、腌蒜薹，秋天腌辣疙瘩、萝卜干、老黄瓜条，冬天捂臭豆子、拌“闷菜”，口味都以咸辣为主。除了咸菜，日常吃的“就吃”还有鲜辣椒、生大葱、辣椒面拌咸菜等，河东的俗话有一句叫作“要解馋，椒子和盐”，指的就是鲜辣椒沾盐粒。因为离海不远，家庭条件稍好的人家还会有“靠鱼子”（咸鱼干）、虾皮等。农村实现包产到户后，家家都有了自留地当菜园，种的菜渐渐地多起来，饭桌上的“就吃”也越来越丰富了，常种的蔬菜有白菜、萝卜、韭菜、菠菜、芹菜、豆角、茄子等。而到了现在，即使在农村，种菜的也不多了，吃菜都开始到集市或市场上买，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城乡差别逐渐缩小。

●附：河东的风味食品

塌煎饼。旧时塌煎饼是一种简易的民间加工食品，通常农村妇女在烙煎饼快结束时，在一张未起鏊子的煎饼上放切好的蔬菜、油盐等，再在上面盖一张煎饼，压煎，到一定火候后，整个反过来继续压煎，待里面的蔬菜熟了，从一边开始整个的卷起来，卷成长条状并继续压煎，然后用刀切成块状，就可以拿着吃了。煎饼是新烙的，蔬菜是新鲜的，这样做出来的塌煎饼松软脆香，吃起来十分可口。过去河东区域内农村人尽管常年吃煎饼，但并不经常吃塌煎饼。因为要吃到塌煎饼至少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首先烙煎饼的女人心情要好，如果刚和男人吵了架或者被孩子气着了，她才不愿意去做塌煎饼呢。其次是家里正好有从菜园里采摘回来的新鲜蔬菜（通常都是采摘茵菜做塌煎饼）。第三是正好农活不忙，家里没有什么急事。如果急着割麦子、刨地瓜、砍秫秫，忙得“脚后跟打着腚”，她恨不得两张煎饼做一张来烙，也根本不可能去做这个。

到现在，塌煎饼已变成一种大街上小贩叫卖的快餐食品，但煎饼不是现烙的，菜馅也不是现切现拌的，只是把“半成品”组合加工一下。一些饭店里则把塌煎饼做成特色小吃，用来吸引顾客。饭店里的塌煎饼“技术含量”就高得多，通常是用鲜而嫩的韭菜，洗净切碎，倒入切细的鸡蛋皮，放盐、油、味精等调料拌匀，用专门的小铁鏊文火翻着烙，等到里面热气外冒，煎饼慢慢发黄，就趁热给客人上桌，这种精加工的塌煎饼外脆内软，总会让人吃得嘴角流油，回味无穷。

汤河锅饼。锅饼是在河东非常流行的一种加工面食，据说已经有几百年的制作历史。做锅饼用的是“死面”，和面时少放水，揉成面团后，要用面杠子反复压实压匀。因为要用大力气，一般都是由壮劳力来做。饼压到厚薄适中，放在平锅内烤烙，烤烙时火候的把握很有“技术含量”，要先大火后文火，确保烤出来锅饼呈淡黄色，外面不糊，里面熟透。

刚出锅的锅饼最好吃。锅饼香脆可口，厚而不硬，很有嚼劲，上面有用模具压上去的好看图案，很多人特别是小孩子喜欢吃。锅饼的内瓤则相对软而易嚼，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因为水分少，便于存放，一般夏天三四天不会长毛，冬天则十天半个月不变质。但如果时间稍长，锅饼的内外都会变得坚硬，牙口不好的人就很难对付了。农村老太太喜欢用油和葱花“炸炸锅”，加进水烧开，把切成薄片的锅饼放到锅里熬煮，做成绵软可口的“熬锅饼”，又是另外一番风味。

过去农村做锅饼的都很辛苦，要起早五更。几个锅饼出锅后要用厚棉套包住，防止热气散失，然后用挑子挑着，或者用独轮车推着走街串巷卖，也有赶集卖的。老百姓既可以用钱买，也可以用小麦换。大的锅饼能达到十几斤，小的锅饼有七八斤。新麦下来后，河东人喜欢换几个大锅饼带着走亲戚。

20世纪70年代末，锅饼还是稀罕物，老百姓除了建房盖屋、走亲戚、喂孩子等，平时一般不舍得买或者用粮食换。郑旺镇流传着一个笑话，说某村有个馋老婆，在收了新麦后，拿麦子换了半斤锅饼，用嘴嚼着喂孩子，可是锅饼嚼完，孩子还饿得直哭，气得她男人照着头打了她好几鞋垫子，打得她直嚎叫，左邻右舍都过来劝架，问是咋回事。她哭着说，我都吃饱了，“小孬种”还没吃饱，怪我吗？这个×××的还拿我出气。

汤河锅饼的制作保持了传统的制作工艺，仍以手工制作为主，口味独特。代表性传承人刘宗沛，是河东区汤河镇旦彰街人，从小看着祖父和父亲做饼、烙饼、卖饼，对整套工艺烂熟于心。刘宗沛夫妇从事锅饼制作已近四十年，现在每天仍至少要制作十五六个锅饼，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王家传统豆腐。据王氏家谱记载：王家传统豆腐制作始于明代，王家从事豆腐加工这一职业已有160年历史。自明初王姓一世祖迁入汤头街道公安岭村，带来做传统豆腐的手艺，每年春节、清明，王家都做豆腐自己吃或赠送给亲朋乡邻。到清末至民国时期，王家豆腐坊已经闻名乡里。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王氏后人王怀慈成为生产大队副业组豆腐坊师傅。改革开放后，王怀慈的儿子王树祥以加工豆腐为生计，其制作方法为石磨磨糊，加水盛于豆腐布袋之中，在按床子上面用力挤压，将压好的浆水放入大锅内烧开，点卤，成豆腐脑后，舀入铺有纱布的筛子或专用于制作豆腐的木框内，抹平重压。水分滤出后，又白又嫩、香气扑鼻、营养丰富的豆腐便制作完成。据王树祥师傅介绍，豆腐的老嫩很关键的一步就是点卤，卤水与豆浆的多少及点卤的火候最为重要。在汤头街道龙园旅游度假区，王家豆腐坊所加工的豆腐仍以传统方法制作，观感如羊脂白玉，闻之香醇透腑，食后回味悠长，成为龙园内游客必点的一道菜。

王家豆腐坊还将豆腐做成煎豆腐、豆腐丸子，也很受食客的欢迎。煎豆腐的做法是，将豆腐切成5×5厘米方块，裹上鸡蛋液，用早备好的放有葱、姜及其他调味品的熟豆油在平锅或鏊子上煎，煎至金黄，香气浓郁，外酥里嫩，口感极佳。豆腐丸子的加工方法是，先将一定比例的豆腐、五花肉、葱、姜、五香面等拌匀，做成丸子放入锅中蒸熟，将猪肉中的油蒸出，再放入平锅内煎好丸子，食之香而不腻。

王树祥的儿子王新学师傅是王家传统豆腐第七代传承人。

乔家煎饼。煎饼是沂蒙人的主食，是久负盛名的地方土特食品。过去有“村村天不明，院院推磨声，户户支鏊子，家家烙煎饼”一说。有一个谜语：一根棒，两根棒，隔不远，断（追）不上。谜底就是推磨。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了磨糊机，才逐渐代替了人工。革命战争年代，沂蒙人“最后一口饭做军粮”，用沂蒙煎饼支援八路军和解放军夺取了革命的胜利。

煎饼可用多种粮食磨糊烙成，如小麦、玉米、地瓜干、䅟子等。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的主食以地瓜为主，吃的煎饼也都是地瓜干做成的。现在生活好了，磨煎饼糊子时加入多种粮食混合，做出来的煎饼风味尤为丰富。

汤河镇乔家庄人赵炳玉现今制作的“乔家煎饼”，仍用石磨磨糊，手工摊制。他从六七岁就跟着奶奶、母亲学习烙煎饼，至今已有近40年的实践经验，而且摸索出一套自己的技艺，所烙的煎饼火候适当，薄而均匀，脆、酥、香，口感极佳，可谓是煎饼中的上品。

除传统煎饼外，乔家煎饼坊还制作塌煎饼、煎饼果子等，均风味独特，很受食客欢迎。

沂蒙盖氏驴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是人们对驴肉的最高褒扬。驴肉味道鲜美，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肉类食品。清代名医徐大椿曾在《神农本草经百种录》中记载，“驴肉有补血、补气、补虚、壮阳健肾之功能”，是理想的保健食品。中医认为，驴肉性味甘凉，有补气养血、滋阴壮阳、美容养颜、安神去烦等功效。

沂蒙盖氏驴肉的代表性传承人盖庆宽，是汤头街道管庄子村人。1949年以前，其祖父盖秀吉就从事做驴肉的生意。盖庆宽在家传秘方的基础上，采用从内蒙古和东北三省买来的四岁口、六岁口、八岁口的白鼻优质驴，通过宰杀、分割、浸泡等十多道工序，用老汤原汁放入大锅熬煮，并且根据驴的年龄掌握火候，这样做出来的盖氏驴肉口味独特、色泽怡人，享誉一方。

“沂蒙盖氏驴肉”商标已于2010年在国家工商总局成功注册。

韭菜花酱。韭花酱可用来配白斩肉、做火锅料，在河东最常见的是韭花酱与水豆腐、豆腐脑、煎炸豆腐同吃，味道尤为鲜美。

旧时农家缺少“就吃”，腌制韭花酱无疑是一味很好的下饭菜。通常夏末秋初，园地里的韭菜老了，便不再割采韭菜叶，而是任由韭菜生出高高的梃子，等梃子上开出大簇大簇的韭菜花，最旺盛的时候采摘下来，加盐腌上半天，用小石磨或擀面杖把腌过的韭菜花以及准备好的碎姜、黄瓜、辣椒、花椒，擀压成浆，盛在小瓦罐里，盖好罐口，置干燥阴凉处，经过几日的发酵，韭花酱的滋味就变得越来越醇和丰美。

当然现在也有了一些生产韭菜花酱的调味品厂，所用原料除了韭菜花、姜、花椒等，还加入苹果块之类的水果，或瓶装，或袋装，到超市里就能买到，味道也不错。

汤蟹与沟米。古代，汤河又叫温水河。汤河上游虽然有数条支流，但多是小水沟汇集而成，向南流经过汤头汤山西时，与温泉水汇合，流量增大，水温增高。在这种水质中所产的螃蟹，蟹壳软，味道鲜美，堪称珍品，被称作“汤蟹”。汤蟹产量不多，由于人们过度捕捞，到民国时已经绝迹。

据民国《续修临沂县志》记载，汤河出了汤头继续往南流，经五湖、柴埠河等村到疙瘩墩后，分支向西南流，称为管仲河，到久沂庄后与东支汇合，往南到旦彰街村北的时候又接纳了茅茨沟的水。茅茨沟发源于村西北的老泉眼，因为周边土壤适合种植水稻而出名。这里出产的稻米粒大饱满，色泽晶莹，味道香浓，当地人称为“沟米”，远近闻名。

【从“撅腚袄”到“喇叭裤”——服饰演化】

西周分封齐、鲁以前，河东区域生活的人类群体一直是东夷人。早期的东夷人所穿的无外乎兽皮树叶之类，且有着“被发文身”的习俗（据《礼记·王制》）。到大汶口文化时期，考古发现了东夷人遗留的纺轮、骨针和织布用的骨梭等器物用具，说明他们已经会制作纺织品和缝制衣服。至于衣服的样式，可以推断东夷人的服装习俗应该是“被发左衽（前襟向左掩）”，因为孔子曾称赞管仲尊王攘夷的功绩，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后来河东区域长期属于鲁国，鲁为礼仪之邦，河东人的服饰就开始受儒家文化的影响。

就自然气候而言，河东四季分明、夏热冬冷，加上历史上水旱灾害严重，这里的人们十分重视节俭。这表现在服装上面，秦汉以后千百年来变化不大，一般分为上下两部分，即“上衣下裳”：上衣就是夹袄、棉袄和单衫、单褂，下裳就是裙或裤。清末民初，河东区域人们穿衣的显著特点是上衣下衣都肥大。夏季，普通人家的男子多穿短袖直领褂，或光着上身，或披一块白布，叫作“披肩”，用于遮阳、擦汗。富人多穿着细布、丝绸的褂子。冬季，富裕人家穿大袄，个别官商地主穿绸缎右襟长袍，外套马褂、短褂。一般农村庄户人家穿右大襟短袄，由于弯腰时臀部尽露，俗称“撅腚袄”；棉裤的特点是大腰、大裆、肥腿。也有穿叉裤的，叉裤的主要特点是裤腰上没有棉花，只有两条裤腿上有，主要是为了节约棉花。不论男女都扎腿带，农村人还习惯在袄外腰间束一条带子，保暖御寒，当然这样做也便于劳作时动作利索。穷人穿袄会一直穿到春末，所以有“吃了端午粽，才把棉袄横（河东土语，‘扔’的意思）”的说法；夏天拆出棉絮，分开表里，又当单衣穿。多年穿一件，补丁摞补丁，有“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说法。非常贫穷的人家穿不起棉裤，只好穿单裤过冬。因裤子腰大、裆大，腿上又扎着带子，一旦进去风，整个裤腿就像一只两头束、中间鼓的灯笼，所以俗称灯笼裤。河东区域女子的传统衣着，其显著特点是除了肥大外，结了婚的妇女一般是穿右大襟上衣，口袋缝在大襟里面的小襟上。大襟褂子多镶沿条（花边），年轻的妇女为红、绿色沿条，老年妇女则为蓝色沿条，下身穿长裤。夏季出门，无论天气多热，都必须穿得整齐。一些青年女子也穿小翻领对襟衣服，有单色的，有印小碎花的。

旧时农村妇女的衣着

“文革”时期，人们的服装变成一片蓝灰绿，款式一致，色彩单一，年轻人不分男女，不分职业都渴望穿一身军装。弄不到全套军装，穿着半身甚至旧的也一样让人羡慕不已。当年很多年轻人拍结婚照都是穿着绿军装，可见当时人们对军装的痴迷程度。20世纪70年代，中国和日本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日本产的尿素开始进入中国，包装袋是一种尼龙（锦纶）制品，很像纺绸，轻飘飘的，薄但很结实，这对当时买布靠布票的人们来说，无疑是得到了物美价廉的上乘布料，人们能够穿上用这种材料制作的裤子，都觉得是值得炫耀的事。日本尿素袋呈灰白色，上面除印有斗大的“尿素”两个字外，还有“日本国某某株式会社”字样，因而要做成裤子穿，必须加染料染。染的时候先调好染料把布料放到锅里煮，煮好了再在清水里漂洗，经过这样染色后才能使用。有些染色不好的，上面的字迹仍依稀可见。

当时，进口的尿素袋毕竟有限，不是所有人都能弄得到，因此能穿上用尼龙袋子做的裤子的，都是一些有关系、有门道的人，或者是当干部的人，这就引起了普通百姓的羡慕嫉妒恨，人们就编出顺口溜来表达不满，叫作“大干部，小干部，一人一条灯笼裤。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中间写着百分之四十五”；还有“染黑的，染蓝的，就是没有咱社员的”。

到改革开放后，生活条件逐步改善，老年人穿的依然是传统服饰，但年轻人则有了很大变化——80年代流行过“喇叭裤”，90年代流行过“大裆裤”，人们把这种跟风称作“赶时髦”。而21世纪以来，临沂已经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商贸城市，河东人的衣着服饰迅速和全国最流行的衣着服饰接轨，人们穿衣服越来越追求体现个性甚至引领潮流。

旧时河东儿童的服饰上衣有衫，俗称褂子、布褂子，花样很多；有夹袄，春秋时穿着，常与背心配合；有棉袄，分大棉袄、小棉袄，一律都是大襟。戴肚兜、穿百家衣也是河东小孩子的服饰习俗。肚兜是挂在孩子胸前的一种贴身小衣，布料质地以布、绸为主，上面绣吉祥文字或花卉图案，样式多为菱形，上端用线绳挂在颈上，侧面两角则围向腰后，用线绳束起来。儿童的下衣，旧时流行的是一种宽裆裤，有单、夹、棉等。开裆裤则是小孩子两三岁至五六岁时穿的，防止尿湿裤子，五六岁后改穿成人样式的裤子，河东俗话讽刺别人不懂事，就会说“你是不是还穿着开裆裤的”。每年秋分前后天赦节，为求吉利，相公一带的儿童多穿天赦衣，多由孩子的外祖父母家给孩子做，前胸后背各缝制一圆布，前胸绣“交天大赦”，后背绣“长命百岁”。天赦衣要一穿三年，第一年为黄色上衣，圆布的颜色为朱布色（浅蓝色）；第二年朱布色的上衣，缝制黑色圆布；第三年黑色上衣，朱布色圆布。在服装的颜色搭配上，男孩女孩有区别，一般男孩要真青实蓝，女孩要花红柳绿。河东区域的人们对于颜色的表述，有自己的一套说法，比如对红的表述是“通红”，对黑色的表述是“黢黑”，对绿色的表述是“虚绿”，对白色的表述是“煞白”，对黄色的表述是“焦黄”，等等，很有地方特色。

老式纺车

关于服装的布料，远古以来一直到秦汉以后很长时期，河东区域内的人们一直是用葛、麻纺织做衣。河东区域内种桑养蚕的历史也比较悠久，“始于原始社会后期，周朝时期业已兴旺，秦汉时期更为发达。明代中叶，海外贸易扩大，蚕丝业随之兴旺”。河东人自古也有刺绣的习俗，比如绣腰包、绣荷包、绣鞋面、绣花肚兜，女子出嫁前绣枕头皮等，都要用蚕丝，所以到20世纪70年代，仍有很多农户习惯养蚕抽丝，但规模较小，多是为了自用。养蚕也有不少习俗禁忌在里面，比如每年开始养蚕，要在养蚕的房间门上插上一根桃枝“辟邪克冲”，陌生人不能进到里面，小孩子不准喧闹，不准说不吉利的话等。养蚕还有不少农谚，比如“清明获种，谷雨担蚕”“麦熟一晌蚕老一时”等。旧时一般清明前孵蚕，此时气温尚低，养蚕的妇女要解开棉袄的大襟，将蚕种焐在胸口用体温孵化，这叫暖种。蚕种孵化后，就像蚂蚁大小，自身抵抗能力差，还需要生起火盆提高房间的温度。喂食桑叶必须是嫩叶，不能带露水，而且还要切得细碎。等小蚕苗渐渐长大，才可以喂食整片的桑叶。蚕一生要蜕四次皮，依次是先隔七日为头眠，再隔六日为二眠，再隔四日为三眠，再隔七日为四眠，再隔五日为上山。“上山”前，要用麦秸秆搭建起蚕山，熟蚕就会爬上去吐丝结茧。蚕茧收获后要再经过缫丝、印染等环节，染成各色花线，巧手的女子就会绣出各种精美的刺绣图案。

到了明代，棉花开始传入山东，清代时进一步扩大种植面积。但是河东区域很少种植，据地方史志记载“沂州府各属种植甚少，因而妇女往往不务纺织，布匹甚贵”。后来棉花的种植开始逐渐增多，再以后几乎户户种棉，家家纺纱，用来织土布做衣服。从棉花采收到织成布匹有一个繁杂的过程，首先是把采摘回来的棉花晒干后去掉棉籽，然后再经过弹的过程，使棉花均匀蓬松，这样就可以加工抽棉线用的棉条，再用纺车把棉条纺成棉线缠成线穗子，用来织布。纺线和织布都是由妇女来做，是非常累人的活，而且还需要熟练的技巧。旧时织布主要是为了全家老小的穿戴，也有拿到集上去卖的。

到20世纪30年代，纺织业进一步发展，而且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机械化，《续修临沂县志》记载，“大茅茨有铁织布机厂”，“于埠、李家埠等处出小布（幅面较窄，在35厘米左右），购到洋纱自行牵织，唯沿用旧法，只可售土人，不能行远”。

自家织的土布和买来的洋布，通常都是原白色，需要根据用途染成不同的颜色。染色时，可以自己买染料来染。集市上能很方便地买到各种染布用的染料。自己染布需要一定的技术，如果掌握不好时间和浓度，或者揉搓不均匀，染出来的布各处色度不一样，斑斑点点，花花搭搭，做成衣服穿在身上很不好看。还有不用染料而是直接将粗布放入黑泥中反复揉搓、捶打，让黑泥的颜色浸进粗布中，河东人习惯称这种布料做成的衣服叫作粗布泥青。当然如果讲究一些，也可以让染坊加工。染坊都是派人到各村去收布来染，双方讲好时间和价钱，染好后再送归原主。收布的人手里攥着一只拨浪鼓，一进村就摇起来，以此招呼人们取布或送布。

河东民间印染布，分蓝印和彩印两种。蓝色一直是普通百姓使用最多的服饰色彩，广泛用于服装、被褥、门帘、头巾，并且根据用途不同印染不同的图案。彩印花布，主要用红、绿、桃红、紫等色多版套印，在民间被称为“五色花布”，通常以红为主调，形成结构丰满、色彩绚丽的效果。八湖树沂庄的周绍祥、申太平村的张明建都以能印染彩印花布而出名。彩印花布过去主要用作包袱，充满浓郁的民俗生活特征。河东民间婚俗：女子出嫁时，必须用彩印花布包袱包裹陪嫁衣被、箱柜，用小包袱包盖梳妆台和箱笼，并用专门的包袱带捆扎抬送到婆家。

当然，如果事先把上机的棉线染成红、黄、蓝、黑等颜色，也可以用织布机直接织出花布来，不过比织原色布料要多费不少工夫，一般都是姑娘为了准备嫁妆或者谁家为了办喜事才这样做，那些心灵手巧的女子还能织出一些非常复杂的图案来。

河东彩印花布

●附：其他服饰

鞋帽。清末民初，富裕人家及官绅大户，男女老幼春秋都穿纳底的圆口布鞋和白布袜子，青年女子和儿童的鞋尖还要绣花；冬季则穿布棉鞋保暖。穷人夏天多赤脚，冬季穿单布鞋或“毛窝子”，又叫“芦烘”（以芦花或蒲草做成的一种草鞋）御寒。

旧时，做鞋首先要纳鞋底。纳鞋底的第一步“打炔子”，就是在一块平板上用糨糊糊一层纸，然后把平时积攒的“铺衬溜子”（破布条）、布角子等，就着糨糊一层层贴上去，一直贴五六层，之后放在太阳底下晒干，按照穿鞋人脚的尺寸剪出鞋底的形状，用白布条沿上边，依此做出五六层粘在一起，再用一块耐磨完整的布包在上面，就可用针纳鞋底了。因为太厚，通常都是先用锥子扎个眼，再用穿着细麻绳的针密密麻麻地纳。当然，纳鞋底的时候还离不开顶针，这样既方便用力也能保护手指。过去评判鞋底纳得好不好，标准就是看针脚够不够密实和均匀。平常生活中，河东区域的女人几乎都是手不离鞋底：在家里纳，到邻居家溜门子纳，生产队的时候在队里干活歇地头的空闲也要纳上几针。纳好鞋底，上好鞋帮，一双新鞋就算做好了。过去定了亲的女孩子，出嫁时要为夫家的公公、叔伯、大伯（河东土语音读“贝”）头子、小叔子等每人做一双新鞋。做鞋前事先由媒人去要“鞋样子”，就是按照每个穿鞋人脚的尺寸大小剪出来的纸样。要来“鞋样子”后先夹在旧书本里保留着，做鞋的时候，拿出来直接用。

在橡胶雨靴出现以前，河东区域内人们下雨天穿木鞋或油鞋防水。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土凉鞋，七八十年代兴盛一时，成为夏天男人穿的“流行款式”，它用汽车废轮胎做成，不怕泥不怕水，又被叫作“皮鞋垫子”。

清代及民初一些有身份的人，如商人、读书人、农村富户人家子弟，夏天戴黑色瓜皮帽，俗称“帽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帽子的款式多了，但平头百姓仍很少戴帽子，只在喜庆的日子或走重要亲戚时戴帽子，用完就要放起来以备再用，有的还要出去借一顶帽子来戴着出去办事，办完事要赶紧归还人家。20世纪六七十年代黄军帽、蓝军帽多起来，七八十年代又时兴“三大扇”棉帽，通常男女定亲时女方回礼，必定要有一顶。八十年代后时兴起鸭舌帽，但也有人看着鸭舌帽不顺眼，叫它“特务帽”。就女子而言，过去是戴头巾，河东土语叫“首头子”“首巾”“籀头巾”，年轻女子戴大红大绿颜色的，中老年妇女戴灰色或深灰色、青色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城乡老年妇女兴起来戴毛线织的帽子，因外形像罐子也被称作“火罐子帽”。儿童过去多戴虎头帽，帽顶左右两端各缝一只圆耳，正中绣一“王”字，两旁绣着各种花，十分可爱。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春秋时节女孩子时兴围纱巾，男女青年相爱，男的会给女的赠送纱巾作为定情礼物；冬天时兴围“围脖”，一些巧手的女子还自己动手用毛线织围脖。孩子戴“脖套”，有的“脖套”是和帽子是一体的，平时“脖套”卷着放在上面，冷的时候翻下来，整个把头和脖子都包起来，只露着两只眼睛，十分保暖。

旧时，河东男人下地干活时都戴席甲子（一种苇蘼子编的尖顶六角形遮雨遮阳的草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男女平等，女人也要下地干活，席甲子成为男女必备的“劳保用品”，既防晒又防雨。现在戴席甲子、卖席甲子的少了，农民下地干活一般都戴顶草帽，比席甲子轻便还好看。

饰物。旧时，女人和孩子佩戴饰物的较多。女人的饰物有钗、环、项链、戒指、手镯，儿童戴长命锁、长命牌等。因家境的贫富不同，饰物有金银铜、玉、玻璃等材质之分。男子的饰物则多具有实用性，比如腰包，绣着各种吉祥图案以及“万有包罗”一类的吉祥语；挂在腰间的绣花烟荷包，多用各种布的下脚料缝制，有的也绣着各种吉祥图案，用来装烟叶和烟袋。过去在河东，女子出嫁时有送大伯头子绣花烟荷包的习俗。

发型。清末，河东区域的成年男子蓄顶发，梳一条长辫垂于脑后。民国推行剃发剪辫子，农村青壮年人都剃光头。但有些老人仍留着辫子不肯剪去，有的虽然也剪了，但留着的依然较长，农村都称“二道毛子”。男童过去多留“铁瓦”，就是在脑门子上留一片头发，其他地方的全部剃掉；女子幼童时扎羊角辫，10岁后合为一根，缠系红头绳，随着年龄增长会逐渐垂到腰部及以下。成年未婚女子通常在额前留“刘海”，俗称“俏毛”；已婚女子盘纂于脑后，样式有朝天纂、长纂和盘纂之分，纂盘好以后，用发网把纂罩好，还要别上几根簪子、钗等固定，簪、钗大多是银质的。贫苦人家有用软铁丝自己弯的，也有用竹条磨制的。

抗日战争时期，中年妇女以下多剪短发，与耳垂齐。后来一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演变成女子出嫁结婚时必须剪掉辫子，剪成“二道毛子”，河东又叫作“哈肆毛子”。20世纪50年代后期，农村男青年开始留分头，俗称剃“洋头”，少部分留平头。80年代以后，人们的思想逐渐开放，女子发型也发生很大变化，有留像男孩子那样的短发的叫“青年头”，有留披肩发的，还有烫发的——烫卷发、烫直板。现在又流行染发，女孩子喜欢把头发染成各种想要的颜色，充分张扬个性。

裹脚布。旧社会，按照封建礼教，女子以脚小为美，都想拥有一双“三寸金莲”。所以女孩子七八岁时就要缠足，河东称为“窝脚”，就是把除大拇脚趾以外的其他脚趾都“窝”在脚底，然后用白布缠紧，即便是睡觉也不会松开，成年以后就形成了又小又尖的畸形小脚。用来裹脚的布通常都是长长的白棉布，很多人因为更换清洗不及时，散发着臭味，所以有歇后语说“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

“中华民国”建立后，政府明令禁止女子缠足，已经缠足的年轻女子要“放足”。但是河东这一片的人积习难改，“放足令”推行不力。据说范筑先到临沂任县长后，专门成立放足委员会，派出人员走遍城乡，登门串户做说服教育工作，如果谁家对说服教育不听就罚款两元，并且号召青年男子不娶裹小脚的女子。在移风易俗中，通过教育与处罚结合，“放足令”很快大见成效，除了有一定年纪的女子外，年轻的女孩子都放了脚。但是年纪大的女人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还保留着用裹脚布的习惯，再后来随着袜子的普及使用，裹脚布还是被扔到了历史的垃圾堆里。

解放区女子发型

【住房自古是大事】

从古到今，人们相信安居才能乐业。所以无论高官大吏、富豪商贾还是普通百姓，住房问题都是大事，区别仅在于豪华与简朴而已。

毫不夸张地说，河东人们的住房发展变化史，就是河东区域人类文明的发展史。距今一两万年前，河东区域就有了人类居住，当时的人们往往选择离水近的高地居住，背坡、向阳、面水，因而河东区域内的长虹岭、凤凰岭、青峰岭都有早期人类居住的遗迹。考古认为，早期东夷人的房屋多为浅穴式建筑，面积不大，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尖顶低矮住房。大坟口文化时期，东夷先民已经会用泥筑造圆形半地穴式小型房子或地面房屋，屋内一般中间或东侧有炉灶，屋后和两侧开窗，屋顶斜坡陡峭，便于下雨时泄水，在房子的周围甚至还建有储存粮食的“窖穴”。到龙山文化时期，则出现了方形台基式建筑，石灰与土坯等新型建筑材料开始被使用，那时已经有了今天房子的痕迹。

春秋时代，诸侯国间战争不断发生，为了防御或攻敌而竞相筑城建邑。仅见于《春秋左传》的“筑城”记载就达六十八次，可见春秋时期城市发展之快。当时，城有都和邑之分，《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左传》中所记载的建城绝大多数是“都”。根据这种判断，鲁国在河东修筑的中丘城、祝丘城都是“都”，那么城中自然都供奉有鲁国“宗庙先君之主”，这样一来，在汤河张故县村东侧的朱楼子村曾出土过春秋时期的青铜鼎，就有了合理的解释。

鲁国为什么要在今天的河东区域内先后两次筑城？分析其原因，恐怕不得不提一下莒国。莒国是东夷古国，是山东东夷方国中最强的国家，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叙述：“莒虽小国，东夷之雄者也。”西周灭商后征服莒国，赐予子爵。鲁隐公在位时期（前722年—前712年），莒国开始向外扩张，它南入向国，北伐杞国，灭亡邾国。在这种形势下，鲁隐公七年（公元前716年）夏天，出于防御目的，鲁国在今河东区域内修筑了中丘城（有史学家考古认为，中丘城在今天河东太平以北、葛沟以南区域内，见《临沂县志》）。春秋时筑城往往选在农闲时节，不占用农时，而这次筑城因为是在农忙时节，耗费民力，所以被《春秋》专门记载（《左传》解释为“书不时也”）。中丘城属于鲁国的边城，类似军事据点。也正是中丘城的建成，从战略上遏制住了莒国继续西扩的野心，公元前715年，鲁国和莒国因此在“浮来”结盟。也有人认为鲁国筑中丘城是为了应对齐国，但当时齐国的长城尚在今天沂水以北穆陵关一带，在今天河东区域内齐国对鲁国的威胁远没有莒国大。更重要的是，公元前717年五月，齐僖公与鲁隐公在艾地结盟，开始和鲁国结好，所以筑城是为了进攻或防御齐国之说不足信。(www.xing528.com)

鲁国当年第二次在今河东区域内筑城，是在鲁桓公五年（公元前707年）夏，修筑新城祝丘，同样也因为不是在秋冬农闲季节而被《春秋》记载。至于鲁国此次筑城的原因，有专家提出，鲁国是出于防御外敌的目的，《春秋大事表》说：“祝丘是齐、鲁两境上邑，齐将袭纪，公欲助纪，而畏齐之来讨，故非时城此以备之。”此种观点也值得商榷，鲁桓公三年（前709年），桓公娶齐襄公妹妹文姜为夫人，两国正在蜜月期，鲁国也不可能表现出对齐国的咄咄逼人态势，分析原因，仍是为了针对莒国。

鲁国第三次动用国家力量在河东区域内大兴土木，则是因为鲁桓公夫人、鲁庄公母亲文姜从齐国返回鲁国的途中，决定留在祝丘居住，为此鲁国为文姜整修了殿宇。当时因庄公年幼，鲁国的很多重大决策都是文姜从祝丘做出的。鲁庄公四年（公元前690年），齐襄公带领大军袭击纪国，占领三个城池。凯旋的时候，文姜亲迎她的哥哥齐襄公到祝丘，以两国国君的礼仪相见，并盛宴款待，大赏齐军。

清末民初大户人家的住宅

汉代时，祝丘城被称为即丘城，规模也进一步扩大。现在在汤河故县村后仍存有一段古城墙遗址，考古发现，夯筑痕迹明显。

汉代时期，河东社会有了大的发展。据专家论证，当时在河东区域内建起的村庄已经相当繁密。在房屋用材上，富裕人家已经开始使用青砖（汉砖），但普通老百姓的房屋与前代相比，除了面积大小不同外，用材和结构等方面基本没有多少变化，多是用石块、黏土垒垛而成或者夯筑而成的墙体。

明清以来，河东区域内房屋建设大致分三种情况：一是建筑比较豪华的寺庙、道观等。清代河东区域内佛教、道教盛行，寺庙一般都建有大殿、廊房、经堂及僧人道士居室，多为砖木结构，飞檐斗拱，气势宏伟，在当时的乡间农村，十分显眼。比如白塔街的白塔寺，葛沟的普明寺（普明禅院）、阎君殿，禹屋的龙兴院等，都是砖瓦木石结构，高大宽阔，“巍然焕然，满眼金碧，堂矣皇矣，法像庄严”（《普明禅院增修佛殿碑记》碑文），都算是当地的地标性建筑。清末还出现了一些建筑比较讲究的耶稣教礼拜堂，比如河东的李家庄、黑墩、郑家庄、汤山东均设有耶稣教临沂支会的分会。二是地主富户的宅院建筑。河东没有像大店庄家、庄坞杨家、涛雒丁家这样的大地主，但小一点的地主和富农也不少，都建有砖木结构的瓦房四合院，往往兄弟叔侄多家宅第相连，甚至占据整条街或半边庄。典型性的居住建筑群如位于九曲街道独树头村的崔家大院。据说崔家大院原是显赫一方的大户崔氏兄弟的住宅，大院占地100多亩，分东院、西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依然保存完好。后来崔家大院曾作为民兵队部以及独树头公社革委会、供销社的办公地点，大部分院落分给农户做了住宅。再以后又历经破坏，西院槐荫堂、八卦宅等建筑全部被拆除。到20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仍存有东院很大一部分。三是普通农户宅院。一户一般有三间堂屋，多数没有东西厢房。只搭一个棚或盖个简易房当锅屋烧火做饭。院内有茅房、鸡栏屋子，有的还有牛、驴棚或猪、羊圈。堂屋多为乱石基、泥土夯的墙，木梁柱架构，草屋顶。屋内里间一般不打墙相隔，只用秫秸夹成“障子”，抹上黄泥当墙。院墙有的为土夯墙，不少用树枝插成篱笆，门为单扇木门，低矮狭小。条件差的户搭个草棚或借住富家的“场屋子”凑合着过日子的也有不少。

1949年后到改革开放前，河东区域内普通百姓家的房子依然大多是土筑结构，墙体用泥土夯筑而成，屋顶覆盖麦秸、稻草之类，屋脊压一趟青脊瓦。当然生活条件好的也有用青砖垒砌房屋四角的，民间称作“四柱青”；屋顶还有半草半瓦的，通常上面是草，下面三趟瓦，这种屋顶的房子被称为“四不漏毛”。能住上“四柱青”“四不漏毛”房子的人家都是被人羡慕的，被农村人称为“肉头户”“有钱的主”。

过去河东农村人冬天防寒还会住“地屋子”，就是挖一个四方形的深坑，底下铺上厚草，上面用木棒撑住覆上草，草上面再盖上厚厚的土，留着进出的洞口，平时用草垫子堵着，人住在里面，会感觉很暖和。一些老年人会整个冬天都住在里面，手巧的还编织“芦烘”、草鞋、筐什么的，拿到集市上卖，换几个闲钱。

改革开放后，人们的生活条件逐渐好了，建房用的材料和房屋的结构发生很大变化，青砖青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烧制的红砖、红瓦被大量采用，全砖墙体全瓦顶的房子越来越多。20世纪90年代，一些富裕村民开始建造大平房，用钢筋混凝土浇筑框架，房墙全部用砖垒砌，东西两边靠院墙的地方还要建小平房作为厢房，大门楼子和南厢房一体，用农民的话说，整座宅子建得跟“铁壳”似的。一溜平房好处很多，等于增加了空间，平房顶上可用来晒粮食，有的人家还在上面养花、用鸡笼子养鸡。但是坏处也不少，就是占了院子的空间，进不来阳光，没有地方栽个花草果树啥的。当时，相公镇的刘团村因为集体经济发达，全村居民都住上了二层别墅，一时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全市、全省典型。

进入21世纪以来，结合新农村建设，河东区域内很多村庄又在积极推进实施农村社区化改造，很多农民拆掉了土坯房、砖瓦房，住进了农村社区的楼房。

【上梁大吉——旧时的房屋建造】

旧时，建房子对农村普通人家来说，是一项大工程，往往要经过多年的筹划准备，花掉多年的积蓄，所以改善型建房的情况有，但不多，多数是为了给儿子建房子用来娶媳妇。如果儿子大了还没有建起房子，往往被人家看不起，娶个媳妇都难。女方如果“察听”到男方连栋新房子都没有，大多数是“没戏”。

过去农村建房通常要经过这么几个步骤。

选地基。建房子首先要有一块地基。1949年以前，土地私有化，人们多是在自己的祖宅基上、自家的地上或者买来的地基上建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土地属于村集体所有，庄户人家除了在自己的旧宅基地上建房子外，新建房子由村里统一划宅基地，这样就需要到村里申请。后来政府对宅基地的管理更加严格，村民建房到村里申请后，还要到公社（乡）里、县（区）里办理相关手续，各级批准后才能建房子。由于家家都想新建的房子靠大路、靠大街，加上有的村庄缺乏规划性，很多村庄出现了新建房子往村外“疯狂生长”的现象，而村内的老房子也留存着，年久失修，或者居住的老年人逐渐去世，一些村庄空心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造成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

过去农村建房时，有的宅基地由于权属不清，很容易引发两家乃至多家“争宅基地”，吵吵闹闹甚至大打出手的情况都有，有的还会僵持多年，谁家都建不成。

旧时，即使有了宅基地，建房之前也还要看看宅基地的风水，因为在老百姓眼里，风水的好坏关系着居住在房屋里的人以及其子孙的安康与前途命运。看宅基地的风水通常请“二指先生”。“二指先生”通过实地查看后，即使认为宅基地风水没有问题，也会给出一系列建议，包括将来院子的大门往哪开，厕所、鸡栏屋子、磨台及锅屋的方位，雨水需要往屋前还是屋后流，甚至给出上梁的最佳日期和时辰。如果认为宅基地风水有问题的话，则会给出破解的办法，比如哪棵树必须伐掉，哪个方位需要垫高、需要埋下镇石之类。当然，农村也有一些对风水不是很在意的人，他们建房前一般不请“二指先生”，而是请有经验的泥瓦匠给看看。一些泥瓦匠干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摸透了门道，通常也能看个八九不离十，这无疑是抢了“二指先生”的“饭碗”。

备料。准备物料是第二步。旧时，农民建房子往往要准备多年，而且物料能自己弄到就尽量不花钱去买。老百姓常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算计”除了有精打细算的意思，还指早做准备早谋划，按照自己的打算一步步来，千万不能到了事前“抓瞎”，这才叫过日子。木料通常就来自自家种的树，哪些树是用来做梁的，哪些树是用来制作“门窗户打”的，都早就心里有数，而且要提前砍伐后放到汪塘里沤浸几年，这样木头就不容易招虫。如果到了盖房子时，树还不成材，就要及早到周边一些大的集市特别是逢春秋大会的集市去购买。过去相公庄、汤头、白塔街、九曲集春秋两季逢大会时，都有卖木棒的“木料市”，各种类型的、做各种用途的木棒都有，供人们选择。扎“坠子”的秫秸、苫屋的稻草麦秸需要多少，也要提前储备，要连续种几年的高粱、攒几年稻草麦秸都计划好，一年年积攒起来，确保到时候够用。垒地基的石头、垒墙的砖、屋顶上的瓦一般提前两三年买，而且要选在价格较低的时候进货。夯筑墙用的土一般是动工前一两个月准备，因为准备早了可能会遭到风吹雨淋。泥土都是从自家地里运来的，土质要黏性好、无砂姜。其他的物料还包括细沙、和泥的土与麦糠稻壳等。这里重点介绍旧时建房子需要提前准备的两种重要物料。

第一种，叫“基块”。建土坯房夯筑墙体时，因为山墙最高，而且越到山墙的上面，越不容易夯筑，所以基块通常被用来垒砌房屋山墙的上半部分，就相当于一种土砖。做基块要选在少雨的春秋两季，先是准备好足够的黏土，再加入麦糠稻壳、稻草的叶子部分，用水反复搅拌，还要几个人赤着脚反复踩踏，确保水、泥、草充分融合。等达到了需要的黏度和湿度，就开始“拓基块”——选一片平整地块，摆好木制的基块框，一个人负责铲泥，把这种和好的泥用铁锨铲到基块框里；另一个人负责用泥瓦匠常使用的那种“泥片”（瓦刀）顺着基块框抹平，然后手握基块框的边缘慢慢往上提起来，留在地上的就是拓成的基块。由于基块框的内边缘事先用刷子刷过一层水，所以拓成的基块边缘也会很光滑，一般不会因为取下基块框而造成破坏。基块框长宽高分别为50、30、8厘米，这样拓出来的基块就是一个长宽高分别为50、30、8厘米的长方体。经过十天半个月的晾晒，要“起”基块，用泥瓦匠用的“泥片”顺着基块的底部轻轻地铲起来，把底面铲平，然后横向竖着，继续晾晒十天半个月，等到里外全部干透，基块就做成了。

第二种，是石灰膏。买来生石灰，要通过“过”石灰把生石灰变成熟石灰。“过”石灰时，先挖一个深一米半、长一米半、宽一米左右的土坑，坑的一头用砖块垒砌一个稍高点的池子，或者放上一口大铁锅，把生石灰块放进去，然后倒进去清水，里面很快就沸腾起来，等生石灰块完全变成泥状，再让石灰泥和水流到土坑里。如此反复进行，最后所有的生石灰就全部“过”成了熟石灰。“过”石灰看起来简单，但也需要一些技巧和门道，一方面放水和放生石灰的时间要把握好，比例也要把握好，池子或锅里没“过”好的石头要及时捞出来，防止流到土坑里。另外，因为过石灰时水的温度很高，达到沸腾，不小心的话很容易被烫伤，要格外注意安全问题。过去“过”石灰时家长通常还会放进去一个鸡蛋煮给孩子吃。过完石灰后，也要防止人或动物掉进土坑里，等到土坑里的石灰水逐渐浸到泥土里，最后只剩下石灰膏时，用土埋上，等盖房子的时候再挖出来使用。

夯基、筑墙。第三步是夯地基、筑墙体。旧时，农村的住房绝大多数都是土坯房。建土坯房，先要夯地基。夯地基用专门的石夯，石夯为石墩子状，有大有小，周围有拴引绳的孔，有的还有安夯把的槽。当然也有用石碌碡代替的。夯地基时，通常都是四个人一起操作，其中一个人双手扶着夯把子，另外三个人从其他三个方向拉着引绳，先用力往上抛，然后再用力往下拽，让石夯重重地打到地基上，如此反复进行，最终把地基夯实。夯地基时为求步调一致、一齐用力，通常要喊有节奏的号子。在河东不论南乡北乡，号子的内容大同小异，比如在郑旺，通常一人喊“起夯来”，其他人喊“嗨哟”；一人再喊“使劲来”，其他人喊“嗨哟”。汤河一带则是一人喊“高来哟”，其他人喊“嗨哟”；一人再喊“再高来哟”，其他人喊“嗨哟”。通过这种“应和”，大家可以保持高昂的情绪和高度集中的注意力，通力协作，把地基夯得均匀结实。

地基夯结实以后，开始垒砌石墙基。过去河东很多地方有专门出产石头的石塘，有的开采青石，有的开采红石。青石坚硬，是垒砌墙基的好材料，红石相对松软，一般都是用来垒砌猪圈。八湖镇的坊上村过去出产青石，方圆几十里的农民都到这里买石头。1949年以前，只有那些家庭条件好些的，才用得起石塘里开采出来的成方成块的石头垒墙基，一般人家多使用碎石块垒砌，有的干脆不使用石头垒砌墙基，而是直接就地夯土起墙。

起墙也叫打墙。打墙一般要用墙板，通常就是四根长短一致、粗细均匀的杉木棒或者松木棒，按照墙基的宽度一边放两根做成一个槽，并用细绳系牢固，两头也要用板堵住并固定好，之后往槽里面填土。土都是事先准备好的，湿度、黏度都要合适。槽里填满土后，先用小夯夯实一遍，然后开始用榔头击打。筑墙的榔头也是专门制作的，为长40～50厘米、厚5～8厘米、宽20厘米的硬木质木板，中间安着长把，使用时手握长把，用竖面和横面分别击打。用榔头的竖面击打泥土时要用力密集、均匀，板板相连，不留间隔。之后，再用榔头的横面击打。打墙的人一般都是青壮年劳力，有的是力气，谁家打墙，噼噼啪啪的声音往往传遍半个村子。一层土打结实之后，在原来的杉木棒或松木棒上面，再加上一对或两对杉木棒，同样用绳子固定好，再次填土，击打，夯实。然后抽出固定下面那对杉木棒或松木棒的绳子，取出杉木棒或松木棒，放在第二对杉木棒或松木棒的上面，进行“翻棒”，重新用细绳固定，填土，击打，夯实。如此反复进行，直到一堵墙完成。夯完一堵墙，打墙的人就会休息一会，此时换上“刷墙”的人进行“刷墙”。“刷墙”时，先用一把锋利的铁锨抢去杉木棒或松木棒在墙体上留下的浅槽，然后换用“泥片”（瓦刀），细细地找平。“刷墙”的人一般都是泥瓦匠，是这方面的高手，经过他的修整，一面墙体才算正式完成。一般屋墙上还会留出窗户，山墙顶端挖上雀眼，用于通风。

等到所有的墙体都完成，筑墙的人就在墙体的上面苫上一层草，压上两道瓦，防止下雨对墙体造成冲刷。如果是连续的大晴天，十天半个月之后，墙体就基本干好，可以建造房顶了。

上梁。第四步是上梁起脊。建房最隆重的时刻就是上梁。上梁之前要先请木匠来砍棒做梁和脊檩，做叉首。一般都是把横梁和叉首先做好再升到屋墙上，横梁和叉首要确保和墙体垂直。上梁必须选择好日子，请人在脊檩上用红纸写上某年某月某日吉建。同时用红绳穿好两串铜钱、一把新红筷子、半尺大红布横拴在脊檩中间，写上“上梁大吉”。横梁上也要贴上“上梁大吉”，叉首上贴“上金梁梁固千秋，竖玉柱柱永万代”“昨日太公从此过，说是今日好上梁”之类的对联。上梁多选择上午10点左右，绝不能超过正午。上梁时鞭炮齐鸣，装满红枣、花生、糖果的升系在梁上，随梁缓缓升起。当梁固定好后，上梁的人撒下红枣、花生、糖果，围观者竞相抢拾。上梁这天，亲朋邻舍都会来帮忙、祝贺。上完梁后，主人便摆出茶水、点心，招待匠人和所有前来帮忙的人，还要置办酒席，请大家喝酒吃饭。

20世纪80年代农村建房

上梁之所以这样隆重，据说是为屋神安位。上梁后，屋神就在脊檩中间安了位，保佑家人的幸福与健康。

梁上好，接着借助屋山墙开始安装脊檩，固定好其他檩棒。檩棒数按房屋宽窄而定，河东一般是7或9道檩，三间屋共需21或27根檩。过去农村家里穷的户，也有用5道檩的，建起来的房屋往往又矮又窄。安好屋檩就要扎屋笆，把提前用秫秸扎好的长坠子，从中间折下来，一根接一根密密地放在屋檩上。过去河东地势低洼，芦苇繁生，因而用芦苇扎坠子的也不少，但是撑的年岁要比用秫秸扎的坠子短。坠子安放的时候，坠子与坠子之间还要用细麻绳固定好，这样才可以苫草。

苫屋的草也是早就准备好的。在河东，过去主要用碌碡打过的麦穰、稻草和经过梳理的麦秸“披”在屋上，能撑个十年八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苫草时，需要先在屋笆上涂抹屋泥，屋泥是用石灰膏、黏土、麦糠稻壳、稻草叶子等反复搅拌制成的。站在地上的人向上送屋泥都有一定的技巧，他们铲起一锨泥，把端着泥的锨借力往脚手架上方甩去，锨停泥不停，脚手架上边的人则恰好顺势用锨接住，锨不歪，泥不掉，并反手扣在屋笆上，再由站在屋笆上的人将泥均匀地涂在屋笆上。而后开始苫草。此时上边喊道“草来”，下边的人就会嗖的一声甩上去一捆，负责涂泥苫草的人稳稳抓住，披开，放好，然后再喊“草来”，如此一层一层，周而复始。苫到屋脊后，把草横着放上一部分，在脊上压上泥，再安上脊瓦。处理好屋脊，将屋顶上面的乱草用耙子清扫一下，并用推耙将披上的草反复拍打，打平、打匀、打实，使草的里端扎进屋笆泥里，就完成了。

房屋建好后，等稍稍干燥，要安上门窗。河东人习惯在打墙体的时候就先安上门框、窗框。这样基本上就可以入住了。富裕一些的家庭，往往还要抹墙皮、压地面、铺地砖。抹墙皮有用稻草泥的，也有用石灰泥的，全部收拾利索了才会入住。通常搬到新房后，亲戚朋友会前来“温锅”。旧时普通人家多不富裕，盖完新房后，会花掉多年的积蓄，生活变得紧巴起来，亲朋好友、街坊邻居来“温锅”时带来些食物、礼品，送些家庭用具，既有帮困的意思，也有利于增进感情。

时代发展到今天，在河东农村，建房虽然仍是一件大事，但是比过去要省事多了。只要攒够了钱，进料、建房、装修全部“包工包料”，交给建筑队全权负责，既省心又省力，但也让现在的人淡忘了过去人们建房时的复杂与艰辛。

【河东话语体系里的“街巷院”】

街巷。过去人们聚村而居，从出入方便考虑，在建造房屋的时候自然而然留出了街巷。在河东，过去所说的“街”通常是指村里的主要道路，巷则是指房屋院落之间留出的通行小道，被叫作胡同。虽然不能说旧时的人们没有规划意识，但他们确实规划意识不强，由此产生的后果就是村里的街巷很窄，有很多断头路，俗称“死胡同”。当然，在河东人的话语体系中，“街”还有大集的意思，比如汤头街、相公街、圪墩街、刘店子街、郑旺街、长旺街等，这些地方从过去多少年以前一直人口密集、店铺较多，是商业、手工业比较兴旺的地方，周边群众到这些地方赶集，也都习惯称为赶“某某街”。据历史记载，在金代，河东长汪（今郑旺镇常旺村）酿酒业闻名金国，长汪、向城、利城并称“金国三镇”。据说当时长汪东到沭河，西至刘家官庄，南至洪瑞，北至宋家，镇内有七十二道街，规模极为盛大。

旧时，河东的村内大街和胡同一般没有正式名字，人们都是以方位称呼，或者以某一典型事物称呼。比如有两条大街，就称呼为前街、后街；自己的宅子东西各有一条胡同，就称作东胡同、西胡同；如果有很多胡同，就有瞎汉胡同、花脸胡同、水井胡同、槐树胡同之分，原因不外乎是某条胡同里住着一个瞎汉（盲人），某条胡同里某个住户的家里人是个“紫癍脸”，某条胡同头上有一眼水井，某条胡同里长着一棵大槐树，等等。说起这些名称，外人可能不知所云，但本村的人都清楚明白。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到20世纪90年代后，河东区域内很多村庄实施“排房化”改造，所有房屋成排成行，大街小巷如同棋盘分布，村庄面貌焕然一新。当时刘店子乡的宋十二湖等村因为“排房化”推进得好，还被授予“全省农房标准化建设先进村庄”等荣誉称号。这个时候，小城镇建设也逐步推开，如火如荼，过去乡镇驻地由一条街看两头的“长条条”，逐渐变得“大”起来、“方”起来，拓展出了纵横若干条街道，出现了一些像芝麻墩、相公、汤头、刘店子这样的小城镇建设明星乡镇。街道多了，人们便也借鉴城里的做法，给每条街起了正儿八经的名字。有的还在街头的墙上做了“某某街”“某某巷”标牌，家家户户大门楼上也安上了编号的门牌。

河东建区时的解放东路

1994年河东新区成立。城市建设道路先行，刚建区时，几纵几横的大街迅速完工，架起了城市的框架，充满新区建设激情的人们为每一条街道都起了名字。建区多年来，经过几届区委区政府的接续努力、科学规划、大力建设，河东城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座现代新城拔地而起。2000年左右，河东区还专门向社会公开征集城市道路的名字。如今，这一个个有着非同寻常内涵、承载着河东居民希望的街道名字，正成为生活在城市家园里的人们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宅院。过去，河东区域内的宅子大都为封闭式院落。何谓宅子，在河东人的语境里，一个宅子至少包括堂屋、锅屋以及院墙围起来的院子，具备能居住的条件。如果没有人居住，则会被称为“园”，在家的哪个方位就称为什么园，如“前园”“后园”“东园”“西园”。通常宅院内平面布局为：院墙从正房山墙向前延伸，围成一个封闭式院落，墙高一般六尺（1尺合1/3米），历经岁月的老院子墙头上会长满荒草。也有人家种着仙人掌，既美观还防贼。夏天靠墙根种着葫芦、丝瓜、柴米豆之类，结出来的瓜菜可以随手摘取，一派田园风光。院落的西南角建猪圈和茅房。院墙开南大门、东门或西门，一般不开北门。大门的建造同样重要，由门框、门耳、门楣等组成，下设门槛。门楣之上盖有大门楼。大门不能正冲着堂屋门，多偏东南，否则就要在二者之间筑一影壁墙，中间写个大大的“福”字，四角画上小蝙蝠，按中国的传统说法叫“五福同寿”。民间认为筑影壁墙的作用是防外人窥视，防煞气直冲堂屋，同时还阻挡财气外流。

河东区域内，堂屋通常是三间，正对着堂屋门的一间，是平常吃饭会客的地方。过去冬天里来了客人，河东人都会说，怪冷的，弄把火烤烤吧。客人则说别费事了，但推辞之间主人已经取来柴草，在靠近堂屋门口的地方生起一堆火来，让客人烤火暖和。也有在火盆里生火取暖的。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生活条件好了以后，还会在屋里修个炉台，冬天用来生火做饭，也用来取暖。房屋东西两间的功能也有讲究。东为金西为木，东边一间大都用垒砌的墙壁或者用秫秸编成的“障子”隔开，与中间的那间留着门，是主人居住和放贵重东西的地方；西边的那间则是放粮食之类，如果家里人多，也会放上睡觉的床。家庭富裕的，堂屋也有建四间、五间的。除了堂屋外，院内还会建有偏房，即厢房，有东屋、西屋、南屋之别，以东屋居多，一般是两间，多用作仓库、厨房。居住讲究隔代不同房，若两代同住一院，长辈住正房东间，儿女住西间，中间为客厅。三代以上同住一院，则长辈住正房，儿孙辈住偏房。

【叉耙扫帚扬场锨——日常用具】

过日子自然少不了生活用具。几千年来中国人过的都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人们习惯于自己置办生产生活用具。旧时那些富裕人家更是样样齐全，人们都会羡慕地说，他家里要是再开一口盐井，就能关上门过日子了。即使是普通人家，生活条件差的，基本的生活用具也必不可少。加上人们过穷日子过惯了，节约意识很强，穷家抵万金，什么东西都舍不得扔，而且一到下雨的时候，平时放在院子里的独轮车、条筐、扁担、干瓢之类，都要拾掇到屋里。这样房屋内往往拥挤不堪，河东人习惯比喻这种情况叫“插脚的空都没有”。

旧时，河东庄户人家基本的生产用具，主要有“叉耙扫帚扬场锨，碌碡疙瘩使牛鞭，筛子抬筐麻袋囤，犁耧锄头和扁担”等。据说这些物件基本的形状、物理构造和使用方法，从汉朝以来就没发生过多大变化，由此可见几千年来农村生产力发展之落后。

庄户人家的家庭生活用具，包括家具、炊具、量具等。

家具。一般有二抽桌、矮方桌、大板凳、衣柜、马杌子等，殷实之家还有太师椅、大八仙桌、地八仙桌，多漆成棕色或黑褐色。

灶具、餐具。通常有大小锅灶、风掀（风箱）、铁锅、瓦盆、水瓢、木勺、粗瓷黑碗等，多数还有鏊子，按大小分为六印、七印、八印，人口多的一般用八印鏊子。铁锅则分五印、六印、七印、八印。家家不论人多人少，习惯用一口八印锅，一口五印锅——八印锅除了做饭之外，还要馇猪食，小锅主要用于炒菜。用的瓦盆一般都是成套的，有大盆、二盆、三盆。还有一种形状像盆、上下能扣合在一起的陶器，叫合罐子，过去农村的小孩子都知道，一般好吃的稀罕物都放在合罐子里面。

量具。河东多用尺、丈表示长度。如量房基、量地亩时，用专门的“五尺杆子”，类似圆规，转动起来很快。对于测量不太精细的东西，如果不是很长，则习惯用“拃”。小拃为拇指与食指张开的最大距离，约5寸（1寸合1/30米）；大拃为拇指与中指张开后的最大距离，约6寸；再大的则论“庹”，就是成年男人双臂展开的长度，每庹约5尺。也可以用“步”量，一个成年男人每迈出一大“步”约有5尺。过去人们穿的衣服大都是自己家里做的，自然也少不了量布的尺子，俗称棉布尺，又叫棉尺，一尺八寸约合今天的1米。称重的器具主要是秤，但是过去的斤两和今天的不一样，过去的老秤是十六两为一斤，所以有个成语叫“半斤八两”。农村常用的秤有搭五斤的、十斤的，还有搭五十斤、一百斤的。称重200斤以上的叫大秤，也称抬秤，需三人操作：二人抬着秤，一人把砣。秤的关键在于秤砣，俗话说：“秤砣虽小压千斤。”过去有做小买卖的奸商在秤砣上捣鬼，一杆秤有两种不同规格的秤砣，一进一出，就可以多赚不少黑心钱。如果有的东西测重量时不需要很精准，也可以托在或提在手上掂掂，“估”个大体的斤两。其他的量具还有量粮食的升、斗。有时候干瓢也是量具，比如日常生活中人们常说“舀一干瓢面”“挖两干瓢地瓜干子”等。

过去生活中离不开的，还有针线用具，主要有针线笸箩。女子出嫁，娘家一般会陪送两个笸箩。针线笸箩里面放针、线、剪子、顶针、布尺、铺衬溜子、鞋样子等，端出针线笸箩，缝缝补补所需要的一切工具就都有了。遮雨用具主要是蓑衣，穿在身上，晴天可遮阴，雨天可挡雨，累了可以铺在地上睡一觉，是一种多用途的工具。河东多沟塘，产蒲苇，旧时很多庄户人家都会编织蓑衣。此外还有挑水用的勾担，扫地用的扫帚，刷锅用的饭帚，推煎饼糊子用的磨，烙煎饼的尺板子、刮板子，蒸馍馍的屉笼，捣碎粮食的碓臼子，等等。

用现在的眼光看，过去每一个农民家庭，都是一座小型的民俗博物馆，记录着千百年来人们的生产劳作、吃饭穿衣、生老病死和酸甜苦辣。

●附：部分常用传统农具

犁：耕地用的主要农具，唐代的曲辕犁代表这一农具制作的完全成熟。传统的犁由木制扶手和犁托、铸铁犁铧和犁镜、木制或铁制犁辕组成，长约2米，高1米许。犁尖形状与大小各异，犁镜有平面和疙瘩面之别。用2～3头牲畜牵引，耕深10厘米左右，日耕地2～4亩。

镢：主要是刨地使用的农具，由用铁锻打的镢头和木柄两部分组成，木柄一端嵌入撅头，固定好，刃部经过“伸”打开刃后使用。镢除用于翻刨土地外，还可用来开沟、筑畦、捣粪和收获地瓜、土豆、花生、大蒜等块根作物。

镐：土名“洋镐”，近代传入。由镐头和木柄两部分组成，镐头为铁制，一端为横刃，一端为竖刃，中间嵌入木柄，具有刨、劈两种功能。

抓钩：又名“钊子”，有2齿、3齿、4齿之分，齿长20～30厘米。木柄长1.3～1.4米，柄与抓钩的夹角为60度左右。用于人力刨土、倒粪等，也可用于水中打捞器物。

铁杈、木杈：有2股、3股和4股杈之分，3股杈为多。杈头为铁制或木制，木柄，柄与杈头的夹角为180度。主要用于翻、垛麦穰和柴草等。

铁锨：普通铁锨的锨头为铁制长方形，木柄。主要用于掘土整地、装卸土肥杂物等。

耙：由木框和铁耙齿组成。木框多为长方形，耙齿分前后两列，垂直安装在木框上。用畜力或人力牵引，用来轧碎地里的坷垃，平整土地。

铁筢：铁制筢头，有6齿、8齿、12齿之分，木柄。主要用于小面积土地刨翻后的平整、打畦，也可用于播种后的覆土盖种。

耧：俗名耩子。由耧腿、耧斗、耧架组成，木质结构，耧腿末端装有三角形铁质耩铧子。耧斗分为两格，大格盛种子，小格匀送种子，两格借播种量调节活门连通。耧腿内空，供排种用，有独腿耧、双腿耧等。使用较多的双腿耧，可将开沟、播种、覆土3道工序一次性完成。

锄：由铁制锄板、锄钩和木制锄柄组成。因自然条件和用途不一，锄板形状有方膀、圆膀、直刃、月牙刃等多种。主要用于田间管理时的中耕除草间苗等，俗称“耪地”。

戽斗：又叫“斗子”，一种原始的提水工具。多用柳条或木板做成桶（盆）状，两侧各系两根长绳，2人面对面拉绳上下摆荡戽斗，将低处水舀起，甩向高处，用于浇地。

辘轳：在井旁立一石柱或木头支架，上置横轴，轴上安一圆筒。圆筒一端安装回转曲柄，圆筒面上绕绳。绳一端固定，另一端系水桶。转动曲柄，绳子缠绕圆筒，即可用水桶将井水提到地面。

镰：由铁制镰头和木柄组成，用于收割农作物。

铡刀：由铡墩和铡刃组成。铡墩是在一块长方体硬杂木的中间纵向挖一条宽缝，镶上铁片，一端置一小横铁轴（俗称铡钉），铡刃头部装在小横铁轴上，可以绕轴自由转动。使用时，一人坐铡刀旁，将待铡物送入铡刃下，另一人手握铡柄，使铡刃不断地上下起落。多用于切断整捆小麦穗头和饲草。

碌碡：主要由一长石磙和木框组成。石磙一头略大，一头略小，表面有的光滑，有的带棱，两端中心各挖一窝眼。木框两侧中间各装一条短轴，两短轴分别插入石磙的两个窝眼内。主要用于脱粒，脱粒前，先将禾穗平摊在场间晾晒，然后用人或牲畜牵引碌碡，石磙在木框内滚动，即可将禾粒碾轧脱落。

木锨：全为木制，形状与铁锨基本相同。主要用于场间脱粒扬撒，飘走糠秕，也用于粮食的翻晒和堆积禾粒。

碓：掘地安放一石臼，在支架上装一小横轴，横轴上置一长木杠，杠的一端装一圆柱形碓头，用脚连续踏杠的另一端（这一端较短），碓头连续起落，舂击下面臼中的谷物。用碓可以舂掉谷物的壳皮，也可用以粉碎籽粒成粉状，省力而且效率高。

磨：由磨盘和上下两个磨扇组成，均为石制，圆形。上下磨扇靠固定在下扇中央的短轴连在一起，上扇可绕轴转动。上下磨扇接触面制有齿纹方向相反的磨齿，上扇凿有一个或两个磨眼。用1～2人推转或用1头驴拉转上扇，谷物从磨眼添入，随磨齿均匀散开被磨碎，最后从两个磨扇夹缝中流到磨盘上。磨分干、湿两大类，干磨磨面粉，湿磨磨糊子（供烙煎饼用）。

箩子：箩底用丝织成，有密度不同的孔眼，镶在木制圆框底部。用手来回推拉抖动，即可获得较细面粉。

【自古是交通出行“孔道”】

河东自古地处交通要道，西周、春秋时是鲁国、齐国、莒国、郯国、徐国之间的重要通道。清初从北京往东南几省，分为东西两条道路，其中东路就经过临沂河东。到民国初期，河东的交通优势进一步凸显，《续编临沂县志》记载，出临沂城东行，“渡沂河桥，经九曲店、于埠庄、石碑屯至相公庄、洪瑞……是为临沂达涛雒海口孔道（大路）”；出临沂城东行，“渡沂河经褚家庄、常家庄以至翟家店，为自临沂达青口之孔道”；出临沂城东南行，“渡沂河经小李家庄、坡埠、新添河、石碑、玉皇庙、秋千园、田家庄，以至重沟镇四十五里，是为临沂东达青口，东南达新浦、大浦之孔道”；出临沂城东北行，“渡沂河经三官庙、桃园、独树头、太平、白塔、汤头至后林子八十里，再东北入莒县地，是台潍汽车路县境北段”。四条交通大道以临沂城为中心，在河东分别往东、东南、东北成扇面展开，足见河东交通位置之重要。

沂河大桥

除了陆路，流经河东的一些河流也是重要运输通道。建于春秋时期的祝丘城遗址旁，据说有一条水道叫作舞阳河，又称运粮河，是专门用于行船运输粮食的重要水道。旧时的沂沭河也是重要的水运通道，明清时期，从九曲店装上货物，沿沂河而下入运河，北可到北京，南可直接达苏杭，在九曲一带沂河岸畔，常常能见到数百条木船浩浩荡荡同时扬帆。1854年，沂水县知县吴树声任职期间考察县情，撰著《沂水桑麻话》一文。文中记述：“沂河入夏，水势平槽，数百石粮食船可以直入运河，每年皆有粮客自南来贩买。沂邑木值甚贱，若广造船只，不唯粮食可运往南方贩卖，一切土产如柿饼、核桃、梨、枣、落花生、酒、豆油、豆饼之类，皆可贩运。每年苹果皆运往南方。可以类推，其船回头又可载南货回沂，此无穷之利。”他据沂河可通航的事实，进一步设想：“诚能修舟楫之利，葛沟集为第一码头……每岁四月开运，九月归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河东区域内陆续有了飞机场、国道、省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河东建区后，河东的区位优势更加突出，铁路、高速公路交叉通过，飞机场经过多次改造提升，沂河之上六七座大桥飞跨东西，把河东与市中心紧紧相连。21世纪初，河东区还大力实施村村通硬化道路及村村通客车的民心工程，2016年又全面开展户户通硬化路工程，老百姓出了村口就能坐上公交车，走出家门就是硬化路。2017年又有规划中的横穿河东的高铁即将破土动工，交通出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方便快捷。

而在历史上，河东人们的出行主要靠步行。条件好些的用马、骡、驴等作为代步工具，其中以毛驴最为常见。毛驴食量小，性情温顺，不仅可以耕地、拉磨，妇女走亲戚也多骑毛驴。20世纪60年代开始，河东出现骑自行车出行的，但一方面因为价格贵，一方面要凭票购买，所以一直到70年代自行车仍然比较稀罕，谁家有辆自行车，全村人都会投以羡慕的眼光，远比现在谁家有辆奔驰、宝马汽车还“鲜明”、招摇。一些男青年去相亲，总会千方百计借一辆自行车骑着，这样被女青年看中的概率会大大提升。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自行车就更多了，也不再“金贵”了，往往谁家孩子有一辆，邻居家的孩子就都跟着学会了。年轻人学骑自行车时，都要有人在后面扶着“车腚”，或者在后座上横着捆上一根长扁担，防止摔倒时摔坏了自行车。当时的自行车多为青岛产的金鹿牌。金鹿牌自行车分两种：一种是载重型金鹿自行车，俗称“大金鹿”，流行于农村；另一种是轻便型金鹿自行车，俗称“小金鹿”，流行在城里。“大金鹿”自行车的主要特点是，后轮采用倒轮闸，向后轻倒即可刹车；前轮采用杠杆触闸，刹车力强；再一主要特点是“三大一吊”（大飞轮、大牙盘、大扣链子、吊簧鞍座），使得“大金鹿”自行车跑得快，安全还坚固耐用，深得广大农村群众的喜爱。后来，又有了飞象牌、永久牌、飞鸽牌自行车。自行车逐渐普及，甚至一些八九岁、十一二岁的小孩也学会了骑自行车，由于人小腿短坐在车座上够不着车踏子，小孩子就把一条腿插在“车裆”里倾斜着身子骑，一上一下十分呆萌、好玩。到20世纪90年代，城乡又流行起变速自行车、山地自行车。进入21世纪以来，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开始在农村风靡一时，几乎人手一辆，自行车则被冷落了。在城区，除了爱骑行的“骑友”，自行车同样少有人问津，小汽车则成了人们基本的出行工具。小汽车舒适快捷，但由此引发的交通拥堵却越来越严重，现在逢年过节甚至连农村都堵车，堵车成了最常见、最令人头疼的生活一景。

在运输工具方面，旧时河东主要靠独轮车、畜力车。独轮车是用硬木做成，如枣树、槐树、榆树等，车把和载重的车盘连为一体。车盘下安装硬木车轮，十分笨重，但载重量很大，运石条一次可达几百斤。解放战争时期，很多河东人推着独轮车参加了支前的队伍，跟着解放军走出了河东，走出了临沂，走过了淮河，一直推到长江边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独轮车的木轮逐渐被换成橡胶轮，生产队组织到莒南推石头，到城南推煤炭，组织人员出夫参加沂沭河治理大会战等，都是用这种橡胶轮的手推车。那时候农村嫁闺女，也普遍使用手推小胶车，都是用红布扎一个棚子，里面铺着红被子，一边坐着出嫁的女子，一边坐个关系亲近的孩子叫作“压车的”，由娘家人推着送到新郎家。改革开放后，农民到田地里送粪，往家里运庄稼，还主要靠手推小胶车。到20世纪90年代，农村普遍使用起拉得多、省力气的两轮地排车，拖拉机和三轮车也逐渐进入寻常庄户人家。近年来，随着机动三轮车的普及，大机动三轮车成为农村运输东西的主要交通工具，传统小胶车则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出行方面，河东还需要重点一提的是“闯关东”。1949年以前河东人“闯关东”的比较多，差不多每个村里都有，几乎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移民潮。离开家乡无非是因为贫穷，为了寻找个新门路，有的是边要饭边去的，有的是挑着货郎挑子、做着小买卖去的，他们后来大都在东北安家落户。20世纪50年代，原洪瑞区和汤河区多个村的村民一起移民到黑龙江省甘南县城东南部，建起一个村庄，叫兴十四村。五六十年来，兴十四村由一个移民村一步步发展成全国的先进典型，2004年被中央文明委评为“全国生态建设文明村”，同年被国家评定为首批农业旅游示范点，2005年被联合国机构确定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最佳范例”，同年还被中央文明委评定为“全国文明村镇”，2006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十大特色村”、国家级“巾帼示范村”，被誉为“龙江第一村”。一系列荣誉称号，生动地诠释了河东人不怕吃苦、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是沂蒙精神在东北大地上开花结果的真实写照。

改革开放前后，河东经济还没发展起来，而东北是老工业基地，就业机会多，赚钱门路多，也有很多人到东北去投奔亲戚，俗称“下东北”。其中一些男青年因为在家不好找媳妇，就到东北闯荡两年，穿一套貂皮帽子乌楼鞋之类的行头，混一个“下东北”的好听名声，回来后往往很容易找到媳妇。因为当时在老百姓看来，“下东北”就等于镀了一层“金”。河东建区后，经济社会发展很快，相反东北的发展则出现趋缓态势，过去一些“闯关东”“下东北”的第二代第三代，开始出现回归潮，回到临沂、回到河东找工作就业，这也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民俗现象。